2024年5月25日，“文研论坛”第16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翻译与文化的自我肯定和扩展：跨文化沟通的诸问题”。本次论坛共分四场，聚焦中西翻译的历史与现状、翻译研究与实践等问题。参会学者包括美国瓦萨学院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刘皓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丁；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李双志；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教师李晖；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副教授柳博赟；海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早；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姜清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莎。
论坛伊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致辞，介绍了在场学者，表达了对增进翻译研究和实践、翻译的主体性等相关讨论的期待。作为本次论坛的第一位发言人，美国瓦萨学院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刘皓明首先带来了以“药与俗语：庞德对文理与白话关系的设想”为主题的报告。以斯拉·庞德（Ezra Pound）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咏章集》（Cantos）是庞德的代表作。作为《第九十八咏章》的译者，刘皓明老师详细介绍了文本的创作、出版、翻译历史及影响。《第九十八咏章》的创作基于美国传教士鲍康宁（F. W. Baller）对清雍正时进士、两权盐运司王又朴所作《圣谕广训直解》的英文翻译。
刘皓明老师从《第九十八咏章》对古埃及神话、古希腊史诗的阐述讲起，逐渐过渡到对于文字和语音、书写与绘画、文言与白话等关系的讨论。刘皓明老师提出，区别于柏拉图以来西方书写传统对于本源(origin)的重视，庞德更加强调文字的分疏与流变(mediation)。《第九十八咏章》中对于汉字结构图像化的使用、对于汉语语音学的探索正说明了庞德对于西方文字学的颠覆；而庞德在其作品中不仅曾创造性地运用过儒家经典以及中国古典诗歌，而且通过挖掘和阐释一部清代白话论说文作品，把文言与白话的关系置放在一个哲学与文明史的层面进行讨论。刘皓明老师最后总结说，庞德在《第九十八咏章》中的这种讨论，不仅为我们发掘出文言与白话关系的深层意义，而且也为所有翻译实践提供了启发，因为王又朴的白话《圣谕广训直解》不仅是对雍正的以文言写就的《圣谕广训》乃至康熙的十六条箴言式《圣谕》的诠释，更是对它们的创造性翻译，因而庞德的这篇诗作也就是关于翻译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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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a Pound
Photo by Archivio Cameraphoto Epoche/Getty Images
随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李双志进行了发言，主题为“翻译、移情与投射：以歌德与布莱希特译中国古典诗歌为例”。这一选题源自文学翻译领域对于译者语言基础的讨论。许多欧洲诗人在没有中文基础的情况下选择翻译中文作品。李双志老师提出，这一类型的译本往往并非出自译者的独立翻译，而是译者在借用他人译本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二次翻译。例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在中文诗歌译后记中表示，自己所做的是创作而非翻译，寻求诗歌理念的再现而非文字的简单对应。此时，诗歌翻译成为了一种沉浸式的游戏，是译者跨越语言表达诗歌意境的尝试，也是译者进行自我塑形的装置。
李双志老师以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晚年的创作为例做了进一步解读。1813年后，歌德开始关注东方，在结识汉学家尤里乌斯·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后接触中文，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面对战争与爱人离世带来的痛苦，歌德转而在中文世界寻求疏解。在《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中，歌德的诗歌翻译近似一种角色表演，字里行间流露出自身生命体验对于译文的影响。李双志老师提出可以进一步探究《西东合集》中译作的筛选标准与当时中诗外译文学市场之间的关系、歌德的译文对于原作的误读、标点与对话体在东西诗歌中的不同表现等问题。在对于白居易、杜甫等诗人的翻译性再创作中，布莱希特表现出一种类似于歌德的沉浸感。他将自己想象为剧场，进行跨语际的角色表演。通过将中文诗歌转译为对话体，布莱希特将中文原作中对流亡、贫困等主题的关注转化为对德国文化中社会阶级冲突、贫富分化、执政者失职等问题的批判。在讨论环节中，在场学者就中诗外译的文学选材、文本的节译和删减、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学典籍传播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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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östlicher Divan（Frontispiece and title page of the first edition, Cotta publishing house, Stuttgart, 1819）
论坛第二场由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治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丁首先进行发言，题目为“-logy新名词与新学科的创建”。作为组成学科词汇的结构性要素，“-logy”常代表一种新研究领域或范式的出现，例如sociology（社会学）、biology（生物学）、sinology（汉学）等指代学科的词汇，另有如ideology（意识形态）、tautology（逻辑学中的重言式）等指代学科中具体现象或方法的词汇。在汉语中，“-logy” 可以大致对应 “学”，如中国古典学、孔学、诗经学、敦煌学、丝绸之路学等晚近出现的学科或研究方向。这类词汇的翻译有时会使用“-logy”的造词法，如敦煌学（Tunhuangology 或Dunhuangology）、故宫学(Gugongology)等。王丁老师指出了语言发展过程中创造新概念时所涉及的问题，提出可以进一步规范翻译方法，探索更加符合语言自然习惯的表达方式。
随后，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的李晖老师进行发言，题目为“《聊斋志异》的版本与翻译阐释差异”。在小说翻译中，译者需要面对版本和语言风格问题。不同版本对于注评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通过译文表达小说的现代性也是难点之一。李晖老师以《聊斋志异》为例讲解了稿本、抄本、评注本、图绘本对于翻译的影响，总结了翟理思（Herbert A. Giles）、闵福德（John Minford）等多位译者的译本特点。虽然不同版本的译文都强调《聊斋志异》中的“异”（strange），但李晖老师提出可以从现代小说的角度重新认识《聊斋志异》对于日常的关注。日常细节的描述能够衬托“异”处的精彩，这一点也应成为译者考量译法的参考。此外，李晖老师还引用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对于现代小说模糊性的解读分析了《聊斋志异》译文中对人物动作的翻译，提出译者应该重点把握小说模糊之处，通过翻译体现出文本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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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by Pu Songling
第二场最后一位发言人为海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早，题目为“译者应为谁负责？”。陈早老师从当下外语系对人工智能与翻译关系的讨论出发，提出译者的综合判断能力在翻译中具有不可取代性。机械论者主张人工智能必然取代人类译者，认为世界可以无限细分，译文的语词如同原子，聚合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整体；而整体论者维护译者的主体性，认为整体大于部分，分解为单一语词的译文将无法作为整体存在。
陈早老师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可以帮助翻译职业获得新的进展，让翻译摆脱作者附属品的地位。译者首先是读者。译者的生命经验和审美体验共同决定了译本的最终呈现。未来译者将会更多承担筛选者的角色，在数据之海中帮助读者梳理出高质量的文本。人工智能目前仍局限在翻译最基础的信息处理层次，但译者还要面对作品、作者两个层次。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提出“视域融合”的概念，用以阐释作为历史存在者的个体克服自身时空、文化条件的限制达成彼此理解的融合性过程。陈早老师认为，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就是视域的融合，虽然二者都局限于各自的语境之中，但翻译的过程借助文字达成了译者与作者的对话。在讨论环节中，在场学者还就《聊斋志异》中人物姓名的翻译、机器翻译语料库对于词汇选择的影响、人机协同式文学翻译对于外语专业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第三场由刘皓明老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为高峰枫老师，发言主题是“《论语》的英译与硬译：白牧之和白妙子的尝试”。“硬译”的表述出自鲁迅与瞿秋白的通信，指译者力求保持原文风格、忠实表现语言差异的译法，可以表现为极端的直译，例如译文的语言、句法、词序与原文均保持一致。在《翻译的问题》（“Problem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也对“直译”做过评论，认为流畅的译文往往选择了易懂的陈词滥调，牺牲了原文微妙复杂的语言表达。在纳博科夫看来，当译者开始翻译文本精义（spirit）而非文本字面意义（textual sense）时，译文就背叛了作者的原文。“最愚拙的直译也要比最漂亮的意译有用一千倍”（The clumsiest literal translation is a thousand times more useful than the prettiest paraphrase）。在柏拉图《理想国》英译本的前言中，阿兰·布鲁姆 (Allan Bloom)曾提到自己从事翻译的模范是13世纪穆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对亚里士多德文本所做的拉丁文翻译。由于完全忠实原文，这一译本在校勘亚里士多德希腊文原文时也被当作权威文献使用，与原文享有几乎平等的地位。布鲁姆认为，这类“直译”对于严肃读者来说意义重大。单一译者对于原文的理解是有限的，而未来的无数读者却具有深入理解作者意思的潜力。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特征的“直译”能够超越译者有限的解读，为未来更有资质的读者保存原文的思想和文体风格特征。
在此背景下，高峰枫老师以美国汉学家白牧之（E. Bruce Brooks）和白妙子（A. Taeko Brooks）翻译的《论语辨》(The Original Analects) 为例，进一步分析了经典文本中的直译和硬译。白牧之、白妙子的译文保留了《论语》原文的句式和字词形状的特征。例如，在翻译“乘桴浮于海”（ I shall board a raft and drift out to sea）这一表述时，白牧之、白妙子选用raft 和drift两个词对应桴浮二字，以英文字母的双ft结尾还原中文的“木+孚、水+孚”结构，表达简洁明快，且还原了字词形状的相似性。高峰枫老师提出，保存语法结构、词义、词序、音韵效果、字形的尝试或能体现出直译、硬译式译者对于“思想”的理解。字面意义（letter）不仅是文本精义（spirit）的再现，也是原文所传达的思想本身重要的组成要素。不向“通顺”“易读”“典雅”屈服的“直译”和“硬译”，守住了通往思想的秘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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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E. Bruce Brooks and A. Takeo Brooks
随后，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副教授柳博赟进行了发言，主题为“唐代圣经语词的翻译实践：从叙利亚语到汉语”。 唐代对于圣经的翻译时常借用佛教的译名，在不同文本中存在译名相互冲突的情况、译名的音节有时也与原文不符。柳博赟老师首先从“经”在叙利亚语和汉语翻译中的使用规范讲起，梳理了东方教会的历史，分析了基督教典籍的翻译方法，以“主教”“僧”等具体名词为例向现场师生讲解了如何从语词翻译推断文本体量与编译标准。在第三场的讨论环节中，在场学者就基督教、佛教、道教的术语翻译与文化传播、经典文本的硬译法能否适用于当代流行文本的传播需求、翻译与修辞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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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riac Bible of Paris,
Northern Mesopotamia, 6th-7th century
论坛第四场由王丁老师主持，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治首先进行发言，主题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钱锺书——以五六十年代几部理论资料集的编译活动为例”。张治老师从钱锺书参与集体编译活动的时代缘由与个人心境谈起，梳理了钱锺书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古典文学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工作经历。从1959年到1966年左右，钱锺书参与了《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欧洲文学里的中国》等多个文本的编译工作。张治老师提出，从事集体编译活动对钱锺书偏向简洁的写作风格、汇总散落资料的札记体著书方法均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