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角色代偿理论对东德文艺审查现象的分析（下）|作者专栏

本文试图以 社会角色代偿理论 作为 理解东德时期文艺审查现象 的重要工具。结合《窃听风暴》和《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本文揭示了 文艺审查对个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不同角色类型的分析，如掌权者、野心家、随大流者等，展示了东德社会中的心理动态。文章结合电影内容探讨了“斯塔西”文艺审查现象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影响，并以片中角色为例分析了艺术家的困境和适应策略，进一步通过案例讨论了掌权者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角色代偿来填补情感堵塞。最后，文章警示 监控国家 和 数字极权主义 对 个人自由和隐私 的威胁，呼吁人们警惕并采取行动，以避免失去自主性和清醒认识。

德瑞曼是东德著名的剧作家，作品得到官方认可，同时他保持着表面上的忠诚和政治中立。他在电影中的角色代偿符合“空想家”的特征。

通过片尾文化部长布鲁诺·汉普（Bruno Hempf，由托马斯·蒂梅饰演）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电影中的德瑞曼是一个性无能者，这隐喻了个人在高压政治环境下被迫顺从和压抑真实自我，如在极权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然欲望和个性被系统性地压制。德瑞曼为西德《明镜周刊》撰写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消息，尽管这乍一听不是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大事，但本质上仍属于“告密”行径。马茨在书中称这类角色属于“阻碍性性格”：“他们的生机与活力在被规定与禁令、命令与惭愧中消磨殆尽。......这种大量堆积的生命能量和下意识的攻击性为自我毁灭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也增强了他们作为工具被利用并助纣为虐的危险性。他们很适合充当这个体制的爪牙：国家安全间谍和告密型的内奸通常都属于这种类型。内心缺乏安全感，无法说‘不’，......期望通过肮脏的间谍身份来发泄内心的攻击性，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他们会被以相应方式加以利用的前提。”

通过“告密”，德瑞曼实现了社会角色代偿的身份防御，在极权体制下找到了一种表达真实自我和反抗压迫的途径。他通过扮演“空想家”这个角色，将对和平、社会公正和人类尊严的追求内化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形成了稳定的自我认同。

《窃听风暴》剧照

图左为德瑞曼，图右为杰斯卡

克丽斯塔为艺术而出卖自己，她也是那个社会所同质化的产物，她做的很多东西都由不得她。尽管内心可能存在对艺术和自由的渴望，克丽斯塔却不得不压抑这些需求以适应社会环境。她在角色冲突中选择了适应现状，从而减少了自身的风险和压力。

最终，克丽斯塔和汉普发生了关系，而且似乎也得到了她想要的回报，德瑞曼也知悉了这些，但他并没有责怪克丽斯塔，没有破坏克丽斯塔的角色代偿过程。因此，克丽斯塔通过满足于扮演“随大流者”，以延续情感堵塞的过程来实现对高压环境的高效适应。

这反映了在极权体制下，个体在极端压力下所采取的自我保护和角色代偿行为，甚至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这也是严厉的文艺审查制度下大多数东德公民采取的行为的缩影。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人民艺术家”，杰斯卡被期待创作符合体制意识形态的作品。然而，杰斯卡可能追求的是艺术的自由和真理，这与体制的要求相矛盾。这种冲突导致了严重的角色应激反应，杰斯卡无法在体制的压迫下实现自我认同和个人价值。这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最终将导致他的心理崩溃。

斯塔西针对杰斯卡加强的监控更是加剧了杰斯卡的情感压抑，并诱发了他以死明志的极端行为，以完成个体价值观对东德价值观体系的彻底逃逸。

卫斯勒上尉在本片中的内心矛盾和道德觉醒是电影最打动人心的人物设计。卫斯勒身为东德秘密警察，他的职业角色要求他无条件服从国家机器，执行监视和压制异见的任务。然而，他的内心良知与对人性和正义的追求，与国家机器的压迫性本质形成了剧烈冲突。

《窃听风暴》剧照 卫斯勒角色图

卫斯勒长期处于“情感堵塞”的状态。卫斯勒最初是一个情感封闭、机械化执行任务的国家机器工具。他压抑自己的情感，以顺从体制的要求和自我保护。在长期监视德瑞曼的过程中，他被德瑞曼及其朋友们的人性和情感所感染，逐渐产生了内心的道德觉醒。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行为和体制的正当性，情感堵塞被逐步冲破。最终，卫斯勒决定保护德瑞曼，甚至冒着被发现和惩罚的危险篡改监视报告，完成了道德上的自我救赎。

此外，在卫斯勒与其上司古比兹（Oberstleutnant Anton Grubitz，由乌尔里希·图库尔饰演）的对话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卫斯勒是一个对权力的感知比较迟钝的人，属于在极权主义体制中郁郁不得志的人。然而，卫斯勒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这种情感堵塞可能并非单纯是被动的麻木，还可能是一种主动的实用主义的隐忍。但至少从他身上的矛盾性，我们看到了一种反抗体制的内在冲动。

除了情感堵塞，我们还可以从角色代偿的角度对卫斯勒独立思考能力的觉醒进行探讨。

马茨在书中指出，东德将密不透风的专制渗透到家庭教育中，孩子们天生需要学会服从集体和循规蹈矩，父母常常把孩子作为发泄自己压力、痛苦和挫败感的对象，这种教育方式的结果是人们被迫克制自我和压抑欲望，在忠诚和尊重的背后隐藏着不自信和自我怀疑。马茨还以临床心理学经验论述到，如果这种人的基本需求长期得不到释放，则会出现紧张、神经过敏、不满和恐惧感。长期处于此缺陷状态的患者会倍感无依无靠，期盼权威和外在的价值解救，并伺机寻找一种能起到替代作用的代偿。

我们不难发现，主角卫斯勒起初是以一名严谨呆板的单身男性形象出现的，他没有情感和欲望，只是机械地执行一个个任务，就像是国家的一枚螺丝钉。他的房间摆饰整洁但单调，孤身一人住在一个空寥寥的样板间，连每天的晚餐都是番茄酱拌稀饭这般枯燥无味。但是，偷窥克丽斯塔和德瑞曼的爱情唤醒了德瑞曼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卫斯勒第一次叫了应召女郎以满足欲求；他还没玩够，表情一变的妓女立刻离他而去。恍惚中，卫斯勒在她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发现，秘密警察这一长期的特殊职业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完全冷漠、克制、理性的怪人，就连电梯里的小孩子也不待见他。卫斯勒决定违背命令，篡改报告，保护德瑞曼，从而完成了社会角色的彻底转变，并得到了情感释放，建立了新的角色认同。

可见， 即使在无孔不入的极权体制中，个体良知和道德觉醒依然是不可完全压制的 。卫斯勒的觉醒反映了即使在高度压迫性的政治环境下，人性和良知仍然可以找到表达和觉醒的途径，东德体制里最坚不可摧的部位或许蕴藏着变革的洪荒之力。个体在集体的沉默中爆鸣，便可能因此重塑集体。因此，卫斯勒的行为不仅是个人的反抗，也是对集体角色的一种修正和代偿，预示着冷战后期东德公民在压迫性体制下通过道德觉醒寻找新出路的可能性。

马茨认为，斯塔西负责收集情报和监视人民，而其他极端暴力团体则是乌合之众，在压抑不安情绪和发泄郁积情感方面，斯塔西更加专业化和高效。电影中，文化部长汉普利用权力打压德瑞曼并用淫威逼迫克丽斯塔屈从自己的肮脏企图，秘密警察古比兹试图将残酷的“第四类艺术家”管制手段用于审讯德瑞曼。对于他们而言,“情感堵塞”的发泄形式主要表现他们的特权及对斯塔西的“倾其所有”和“绝对忠诚”。作为官员和“监听者”,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对待监听到的一切都应“如实上报”,这也是他们论功行赏、不断攀升的资本。试问:在他们身上是否也有道德自觉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对体制的崇拜与追随背后,他们对于德瑞曼的遭遇也心生怜悯,但怜悯并不能像权威认同这样高效地掩盖自己的软弱、失意与自卑。“独裁专制，正是东德新掌权者的心理缺陷表现在政治上的诉求。......如果野心勃勃，想出人头地，那必须选择‘与狼共鸣’，以失去个⼈的道德尊严和完整的⼈性作为代价。”

在个人情感与政治前途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对于这些忠诚的奉承者、野心家而言,个体生命的意义、个人情感的沉思都是无足轻重的。

此外，就斯塔西的运作手段本身而言，马茨指出，在斯塔西工作人员的身上体现了一种病态、偏执的对安全渴求的恐惧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苏联辅助上台对东德政府造成的慢性自卑，另一方面体现为东德疯狂制造假想敌的安全妄想症。这些恐惧感都说明了斯塔西是当时东德领导集团用于缓解“精神疾病”的工具。笔者认为，影片中汉普、古比兹等官员身上都存在这种恐惧感，他们通过窃听“假想敌”、大量搜集情报、畸形的审讯与调查、持续扩充机构人员等方式填补这种情感堵塞，这是极权体制掩盖被害妄想症的深刻体现，而为了消除这种恐惧感，他们不得不在此过程中利用权力标记更多的威胁，对民众制造压抑感、紧迫感，从而使得整个体制陷入无限心理扭曲的循环中。

总之，极权体制下的深刻病态和偏执是随处可见的，并在掌权者的身上集中体现。一般掌权者的角色代偿机制是，通过对权威的认同和对权力的行使，试图填补内心的情感堵塞和道德缺失。这种代偿不仅反映了他们在极权体制中的自我保护机制，也揭示了体制对个体情感和心理的深刻压迫和扭曲。他们的行为和角色转变展示了在压迫性体制下，个体如何通过对权威的认同和权力的滥用，来寻找心理的平衡和情感的补偿。然而，这种代偿方式往往导致更深的情感空虚和道德迷失，无法真正解决内心的困境。

综上可知，社会角色代偿理论在分析东德“斯塔西”文艺审查中时具有重要意义。以电影《窃听风暴》为例：艺术家德瑞曼扮演“空想家”角色，通过创作构筑其潜意识对审查制度的心理防线；克丽斯塔选择成为“随大流者”，压抑内心的渴望以适应社会环境；杰斯卡选择成为“逃亡者”，无法忍受体制压迫而自杀；卫斯勒逐渐摆脱“掌权者”身份对良知的束缚，选择保护艺术家自由。这些角色反映了不同类型的个体在高压体制下的自我保护机制。

这种自我保护机制都是人的心理防御体系对“监控国家”的条件反射。然而，对于心理防御体系较为脆弱的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只能选择宽恕这种文艺审查制度自上而下的权力滥用，也便包庇、怂恿着一种以秩序的合法性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犯罪”。其结果是，个体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告密者，人与人之间存在尖锐的心理隔离和疏离。这时，“监控国家”的审查方式便从体制审查转化为互相审查、自我审查，每一个个体通过角色代偿维系的心理防线都成了东德社会“心灵柏林墙”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