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来讲一本奇书。它叫《管子》。这两个字跟平常我们说塑料管子的“管子”相同。但是实际上管子跟孔子、孙子一样，是古代对人的尊称。而这位管子，他的全名叫做管仲。
管仲生活在公元前
700
多年前，比孔子还要早
200
年。知道他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日本人称诸葛亮为中国智慧之神。而诸葛亮所崇拜的偶像，就是管仲。
顾名思义，《管子》应该是管仲的作品。但是仔细考证起来，并非如此。比如它里面提到越国、赵国，还有郡县，等等。这些概念，在管仲生活的春秋时代都还没有出现。它们是几百年之后的战国时代才有的。
所以说，《管子》里面至少有一部分内容不是管仲的原作，而是他的弟子、传人的作品。通常来说，这是因为他的弟子名气不够大，不能单独出书。但是有一篇文章写得不错，于是就收录在祖师爷的作品合集里面。所以《管子》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流派的集体作品。这个现象叫做“托伪”，在古今中外都很常见。
管仲是齐国的宰相。
根据《管子》的记载，他治理国家的方法非常独特，改变了传统的政策做法。历史上把这样的行为称作“变法”。下面我们就讲几个管仲“变法”的故事。
第一件事。当发生水灾旱灾的时候，农民的田地被毁了，没有饭吃。这时候，传统的做法有
2
种。昏庸的君主会不闻不问，让农民自生自灭。贤明的君主会组织人力和物资，去抢险救灾。
但是管仲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主张，如果发生了灾难，君主就应该大兴土木，建造高楼、宫殿。让那些灾民离开灾区，跑到城市来做工。让他们拿着做工获得的工资，再去市场上买粮食吃。这样也可以达到救济灾民的效果。
第二件事。如果农民欠了商人非常多的债务，每年的收入连偿还利息都不够，那就永远不能翻身了。这时候，传统的做法也有
2
种。昏庸的君主帮着商人压迫农民，把农民的财产、土地、子女抢走，拿去抵债。贤明的君主帮着农民反对商人，把过重的债务一笔勾消。
但是管仲又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主张，如果农民债务太重，可以由君主出面，给商人各种褒奖。粉刷他们家的大门，加高围墙，内外装饰一新。再派使者到处宣传，说这些商人是帮助农民的模范，对待欠债的农民就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有爱心。最后再拿出玉壁赏赐给商人，作为荣誉证明。这样一来，商人们被戴了“高帽子”，就不好意思再强迫农民还债了。
第三件事。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军交战，肯定先要鼓舞自己一方的士气。这时候，传统的做法也是
2
种。懒散的将军就会临时举办一场演说，用华丽的言语来激励士兵。严明的将军就会执行事先定好的规则。有什么样的功劳，就对应什么样的奖赏。有什么样的过错，就对应什么样的处罚。
但是管仲的办法还是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主张，开战之前，先举办一场“拍卖会”。比如说，谁打头阵，赏
50
金。没人应，就加到
70
金。还没人应，就加到
100
金。有人答应了，那么这个任务就算规定好了，让这个人来打头阵，事后赏赐他
100
金。然后再拍卖其它任务，谁负责射杀对方首领，赏多少金，谁负责破坏对方的粮食补给，赏多少金，以此类推，直到作战任务全部分配完毕。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管仲的办法是典型的“智谋”。也就是说，他并不直接解决矛盾，既不用贤君、严将的好办法，也不用昏君、懒将的坏办法。而用一种取巧的思路，绕一个圈子，最终同样达到解决问题的效果。
那么管仲为什么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好办法，而偏要绞尽脑汁去“变法”，使用智谋呢？这还是要从他所处的环境说起。
管仲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时候的君主，名义上统治着整个国家，但是实际的管辖范围只有国都附近的一小片土地。由于信息和交通技术都不发达，远离国都的土地，君主是无法管理的，只能分封给大臣。而这些大臣的封地，就像独立王国一样，自行其是，经常不服从君主的指令。
在管仲担任宰相的齐国，君主的权力尤其弱小。当时的国君齐桓公，他本人就是外国君主扶持上台的，根基并不牢靠。齐国国内有四大重臣，分封了大片的土地，君主的税收都敢不交。管仲在的时候，齐桓公曾经一度担任诸侯的盟主，并被公认为春秋五霸之首。但是管仲一死，他就被大臣杀害在宫中，几个月无人收尸，非常悲惨。
齐桓公死后
100
多年，甚至整个齐国都被大臣田成子抢去了。不过田成子很狡猾，他没有改变国号，还叫齐国。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要注意。最早的齐国是周文王的太师姜子牙的封国，国君都姓姜。传承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发生了“田氏代齐”之后，齐国的国君就姓田了。
与“田氏代齐”相似，但是更加有名的事件叫做“三家分晋”。就是三个大臣家族把晋国的土地给瓜分了，形成了后来的魏、赵、韩三雄。事实上，春秋、战国的各路诸侯，名义上也都是周朝的大臣。只不过周王能够实际管理的土地还不如一个诸侯，所以它最后也被诸侯灭亡了。
大臣灭诸侯，
诸侯灭天子，这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
从这个角度看，管仲的“变法”就不难理解了。正因为齐桓公的权力弱小，所以在发生灾害的时候，没办法组织起充足的资源去援助灾区；在债务危机中，没办法用明确的行政规则去调节贫富差距；在军事管理中，没办法用严格的军规去训练自己的军队。这是迫使管仲放弃传统的正确作法，不得不使用“智谋”的客观环境。
但是管仲的“智谋”要发挥作用，也不是只要脑袋里灵光一现就可以的。它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强大的市场。
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在春秋时代，耕牛和金属农具已经比较普遍，农业产出增加，城市的规模也扩大了。比如齐国的都城临淄，就是一个人口超过
10
万的大城市。“摩肩接踵”这个成语，最早就是用来描绘临淄的。
正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市场，所以灾民、士兵只要拿到金钱，就可以保证他们买到所需要的东西。如果还是在原始部落时代，小国寡民，自给自足，市场上的物资不够丰富。那么成千上万的灾民、士兵涌入市场，岂不是一下子就把东西都买光了。剩下的人，拿着那些不能吃、不能喝的金币、铜钱，如何是好？所以这是管仲的“智谋”能够变成现实的基础条件。
当然，管仲的“智谋”也是有局限的。要说“智谋”，《孙子兵法》是最讲究“智谋”的。它说：“兵者，诡道也”。直接把“兵法”和“智谋”放到了同等的地位上。但是它也说：“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意思是打仗办事，不能只有奇招。首先要有正常的招数，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出奇招，这样才会有效果。
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每次发生水旱灾害，都用建造宫殿来代替兴修水利，那么灾难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每次发生债务纠纷，国君都给商人滥发荣誉，那么这些荣誉称号就没有价值了。如果每次战斗之前，都要搞拍卖会，那么在面对强敌，保家卫国等逆境之中作战，没有了金钱，又该拿什么来激励将士？
总结起来，春秋时代有
2
个特征因素。一个是政治上的分封制度，它导致君权虚弱，政令不行。另一个是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逐渐发达。而管仲的“变法”，就是想在这两个因素的夹缝中，找到一条出路。
前面我们讲的这
3
个案例，虽然各有得失，但是多少有一点“解燃眉之急”的味道。总体还算是成功的。接下来，我们再看
2
个“遗患后世”例子。
首先是管仲的税收“变法”。他的办法很有意思，他声称，国君不能向任何人收税，否则都会影响国民的正常生活。那么君主的开支从哪里来呢？他提出，齐国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靠近海岸，可以用海水煮盐。所以齐国的国君只要把盐业垄断了，就可以获得充足的收入。
因为盐是人体必需的物质。所以人人都要吃盐。
假设齐国有100万人，每人吃盐3升。那么只要把盐价提高30文，就等于收取了9000万文的税。这个方法执行起来很方便，又不会有人出来反对。《管子》书中得意地称之为“取
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管仲的“智谋”再一次发挥了作用。用提高盐价来代替税收，这确实是一个便利的办法。但是盐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个人的消费量都差不多。富人不会多吃，穷人也很难少吃。这样一来，提高盐价就等于向穷人和富人收取了相等的税款。同样的金额，对富人来说则不值一提，但是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就导致了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现代社会的税收，不仅是供国家所需，也有调节贫富的功能。几乎所有税收，都是按照收入和资产的比例，对富人、大企业多收，对穷人、小企业少收。这样社会才能平衡。而姜家的齐国贪图一时方便，让豪强坐大，最后亡于大臣政变，实在是一点都不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