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现实来说，中国要完成它的现代化，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不像日本，国家比较小，且就社会的构成论，它的同质性很高，相对来说并不复杂。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必然会碰触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诠释中国史”？然而这个问题，随着我们试图厘清所面对的现实，也发生了变化；历史分析产生了不同的诠释角度。也正因此，当我们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在史学里，存在两种组成成分，其性质是不一样的；有些属于“historical facts”（历史事实），有些属于“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历史诠释）。
在我们形塑的“历史印象”中，我们常用我们的历史诠释，去决定我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认定。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譬如说元代之后是明代，明代之后是清代，清代之后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之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属于“historical facts”。但是如前所说，日本人曾提出“元清非支那论”，主张元、清两代不属于日本人当时语意中的“支那”，从而企图建构日本亦有资格“改变亚洲格局”的正当性。这种对于“中国史”的论法，是否能为多数学者，乃至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这便涉及“历史诠释”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观念里，先将之区隔；否则彼此的争议，就没有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历史事实”需要hard evidence，可是“历史的诠释”，一定是具有主观性的；二者在性质上不同。
从历史之成为人的“群体记忆”论，所谓“历史”究竟如何形成？依我之见，它的形成，可有三种机制：
第一阶是“自然的”；也就是“人”作为一个体存在，同时也必然属于一群体存在，人组织成社会，社会经过长时间，它便会形成历史。这是“自然的”。
第二阶是“发展的”。也就是当人们发明了精致的农业，产生了工业革命，建构有效的经济生产体系，此时人的群体生活，便形塑了一种发展形式。而当它能持续满足群体的生存需求时，也就具备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这种历史发展的机制，是“发展的”，不是“自然的”。
第三阶，则是我今天所要强调的，它是“创造的”。也就是说，在人的群体的意识生活里，人们凝聚了一个具有“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集体目标；从而影响历史。当然，人的理念不一定能形塑历史。也就是说，创造历史，仍需各种条件的配合。
以中国的历史论，我们须认识：它既有“自然”的许可，也有“发展”的条件，也具备了“能创造”的基础。
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中，一个民族不必然皆能创造出独特的、具有延续性的文明传统。可是对于中国来说，若不了解中国历史所具有的“创造性条件”，便会误读了中国历史。自民国以来，学界对中国史的研究，事实上是遵循着，我以前所曾论述，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第一条走向，是以“世界”的角度，观看、思考“中国史”位于“世界史”中的位置。也就是：我们不从“中国”自身的立场反思，而是从“世界”的视野评估。这种评估，是中国以往史学里所未曾有的；这是一个新的史学观点。可是我们仍存在第二条史学发展的脉络，那就是以“中国”作为主体的角度，以此观看“中国史”的形成。在这一观点下，我们所界定的“中国”，它始终没有离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至少在我们主观里，它是“现在的存在”；而这个“现在的存在”，指向未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史”的诠释，对于中国人而言，它有着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一个英国的史学家、日本的史学家、韩国的史学家，他们怎么去诠释中国历史，是与中国人以自己国家发展为主体，从而建构的历史诠释，基本脉络是不一样的。当然就严格意义来说，“历史诠释”无法确认真相；真相只存在于历史事实。所有的诠释，都是带有“观点”的。也就是说：并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我们如果一定要主张一种“实证的历史观”，则必然只能把我们所论述的历史，限定在非常有限的议题上。
在此，我首先要厘清、阐明的，就是我对于“中国史”的观点。
对我来说，是否存在所谓“中国史”？必须先检视“中国史”建构的基础。检视清楚了，才可以进而判断“中国史”是否只是中国人主观意愿下的一种想象。
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中国史”，则“中国史”之意涵，乃至其建构的基础，就必须确认。关于这一点，我企图说明三项“不是”：第一项，它“不是地域的”；第二项，它“不是国家的”；第三项，它“不是民族的”。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发生于特定的地域内，中国历史的延续，靠着强而有力的国家建构，“中国人群体”亦最终凝聚极为庞大的民族。但是这三项都不能以“单一的观点”来说明“中国史”。也就是：“中国史”不是以限定的地理区域为其概念。事实上，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是忽大忽小的，是最后整合出来的。我们现在大致的所谓中国版图，是清代留下的遗产。所以第一项，它不能够纯粹从“地域”为着眼。
第二项，它也不能够纯粹从“国家建构”的持续性为脉络。为什么？因为“自古无不亡之国”，国家是会灭亡的。
至于从第三项“民族”来讲：中国在宋末、明末，两次整体亡于外族。在此阶段，中国没有属于华夏民族自己控制的地区。所以我们倘使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希望以此贯通中国历史，也会建构不起来。
因此“中国史”的概念如要建构，它的核心，应另有设立的基础。照我的看法，它的基础，实际上立基于三项，即：“文明认同”、“文明的可延续性”，与“文明建构的形式”。
关于第一项“文明认同”。
我在这里讲的是“civilization”，不是“culture”。“Civilization”与“culture”的差别，当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论法。依我选择的主张，“文化”若就“整体的”，而非“面相的”来说，常指个别的“cultural entity”。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个体的文化，有时能把“共同人性”中某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揭示出来、创造出来，因而形成一种可持续、可伸展的文明；它可以被别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个体学习，它具有一种“可被复制”的形式。这时候，它所指涉的，便不只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个体，而是展现一种“文明形式”。
从历史的积累来说，中国历史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本质上它是基于一种“文明认同”。这种“文明认同”，使得它虽延续于地表某一地域，地域并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而且这个“文明认同”，超越了国家，也超越了民族。只不过这种认同，实际上也使得中国在传统的地域内，获得相对稳定的成功；这种强韧，是在世界其他地区里所罕见的。中国历来所建构的国家，以今天的观点来说，大多数时刻皆是区域内的一种super power。它不仅是一大国，而且是一超级大国。至于分、合过程中所曾存在的破碎期，则通常都只是崩解、重构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现象。
我要讲的第二项，是“文明的可延续性”。
文明成为文明，不能只有认同；因认同只是巩固了文明，“认同”本身不创造文明。文明成为文明，在它本身的变化中，须有一种“可延续性”。延续与否，考验着文明是否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需求。
第三项，是“文明建构的形式”。
所谓“文明建构的形式”，指的是宏观的立国规模、可追求的价值理念，与独特的人文精神。例如大陆目前提出一明确的主张，认为中国未来应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意味着：单纯只是“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无法定义今日的中国。于是我们就回到了一项思考：“中国”这个国家，是不是仍然延续着它基于过往历史而有的某一种文明特质？如果这种特质确实存在，则在它不断重构的政治发展中，便会自然形成一种“特色”。这不是因为它的发展追求一种“中国特色”，而是它必然具有一种“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历史发展中的“不确定”，基于文明趋向的走势，仍然可能在其“不必然”中，实现“大概率的或然”。
当我们讲到“中国史的形成”，大家都会同意一种分法，就是：先秦阶段，秦汉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隋唐阶段，宋、元、明、清与现代。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因为就“中国”的定义而言，若不从这种分期加以观看，是说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先秦阶段形构了一个“文明认同”，可是这个时期的政治形式，是一种具有核心的“世界秩序”；至于如何在此文明基础上，建构一坚实、完整、能有效运作的庞大政治体制，使它足以调和各地差异，并持续稳定地存在，则须下逮秦与汉。
可是秦不够稳定，汉稳定了。这个大的国家体制，获得了充分的社会伦理的支撑；于是在两汉时期，慢慢形塑了一个“民族的认同”。这是直至今日我们会自称“汉人”的原因。也就是，在两汉的四百多年间，中国事实上形塑了“民族”。这项历史的完成，有可能是建构了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只不过这一时期在汉的治理下，形塑了民族意识，也造就了民族国家，却并不是同时将当时的“民族意识”，导向类似于近代意义的所谓“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走向了不同的历史道路。
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中国明显处于危机的时刻。于此阶段，中国在最坏的状况下，是有可能分裂，并自此无法恢复原本的规模。也就是：南朝、北朝都具有一种不需要对方也能发展的形势。南朝不需北朝也能够生存，北朝没有南朝，也一样能够壮大。但南、北朝最终统一于隋、唐。在这一重构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原本存在的“中国文明”理念，继续扩大。换句话说，它超越了民族的差异。也在这一点上，华夏民族在历史上，能够成功与北方大量的、多元的草原民族融合，这是中国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倒过来质疑：到底存在不存在所谓“中国史”？所谓“中国”，是否具有确定的意涵？我们下面会继续阐明这一点。
从刚才简述的中国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分裂的可能。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区，在所谓“可能性”上，它是不可能分裂的。只是它分裂后，是否能重构？在此之后，又会以何种方式发展？且就历史而言，即使“文明体”未曾解构，有效的治理体系亦能不断重建，也不能确保社会的发展，能使其自身的文明继续发皇。所以在中国，其“文明形式”何以能以内部的力量，持续维系自身，是中国史研究中，最为难解，却又最为重要的课题。当我们检视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中国文明体”存在分裂的可能，也存在着沦亡的可能。而在宋末、明末，华夏政权也确实整体覆亡了两次。但从结果论，华夏政权的整体覆亡，并未最终造成“中国文明体”的解构。也就是说，这一点不是理论上不可能，而是事实上未发生。
正因如此，我们须进一步讨论的是：“中国历史意识”在中国历史延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所曾面临的挑战。
照我的讲法，这其中，存在四项可关注的重点：
第一项，是“治统的建构与维系”。
基本上，这一点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所以会强调“一统”的原因。因如在“历史意识”中冲淡了“治统”的概念，没有了“一统”的强烈想望，对于中国精英阶层而言，最终“文明的认同”也将消散。
第二项，是在它的基础上，须有“语言、文字的高度文化承载，以及社会伦理的稳固支撑”。
基本上，中国文明的巨大同化力，与汉语以及由汉语发展的学术，乃至于它所建构的智识阶层，有着极大的关系。汉语及其文化承载的扩展、散播，使汉民族在多元文化的竞争环境里，持续保持优势。中国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此基础密切相关。
第三项是大家所熟悉的“中国学术、中国智识阶层的存在，与其发展”。此点在近代有关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智识阶层史的研究中，已充分展示。
第四项，则是我前面所强调的“民族的融合”。
而这一点，也就是我为什么会撰写〈《从出山异数记》与《桃花扇》之写作论孔尚任之民族情怀与其文明史观〉这篇文章的原因。
我认为清朝之所以能于现实意义，最终承继中国文明之统，为中国智识阶层所大体接受，关键起于清代前期的政治抉择。也就是：元代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建元立庙，承继中国治统。这种情形，虽在此前北朝、辽、金，皆曾出现，但并未成功。然而即使如此，后来元朝修史，《宋史》、《辽史》、《金史》仍是一体纳入，三史基本平行，并未择定正统。而在三史修成之际，学者杨维桢曾上书建议，谓应以宋为正统。史官当时对此一意见颇为重视，然而史书业已依例修撰，无从更作。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了。
到了清兵入关，这个问题再次浮现；满洲人要上接中国历史。但问题是：怎么叙述整体的中国历史？四库馆开馆的时候，整理到了杨维桢的集子，见杨维桢集中有这篇文章。四库馆臣不敢作主，于是建议将此文删除。原因是：杨维桢既主张以“宋”当正统，则作为满人先祖的金朝，必然遭到贬抑。于是四库馆臣基于政治考虑，将此案上呈，请皇帝裁夺。最终此事由乾隆定案。乾隆为此，还写了一篇颇长的上谕，颁置杨维桢集前。依乾隆之意，史家确应以宋为正统。他于谕旨中言明：以元上接中国历史，为中国皇帝，事出忽必烈；故当本于其意，尊重宋朝位处于中国文明发展中的代表性地位，而清亦当比照此义。所以依据于此，我们可以说：日本学者主张“元清非支那”，刻意用狭义的“支那”一词，本即是企图以“民族史”的观点，截断中国史的文明史脉络。其说若改言“元清非中国”，则明显与元、清统治者自身的“法统宣示”抵触。
由上可知，以“治统观”贯串中国之史而将元、清二代包括于内，此一“中国史”概念的确立，事实上是与忽必烈、乾隆二帝关于本朝历史定位的举措相关。
而究论乾隆之所以坚持此点，则可上溯于康熙。我写这篇文章，所以如此命题，正是欲突出此意。而我择选孔尚任作为研究对象，则是因近代学者虽看重孔尚任，但总觉有关他的出处生平，中间存在某些不易厘清之处。孔尚任写《桃花扇》，具有一种民族情怀，可是他在此之前作〈出山异数记〉，事因康熙亲往曲阜祭孔。他听闻此讯极为兴奋，认为系属中国史上一无比重大之事。且在觐见康熙之后，因二人在观点上的相契，他被破格重用；此一知遇之恩，终孔尚任一生，感念不忘。孔尚任于二事间，态度的不一致，招致学者的怀疑。所以我撰作这篇文章，并取他先后两件重要作品，同时加以讨论，以之作为切入之点；希望能有所澄清。在本文的分析讨论中，我企图说明：孔尚任之所以有此两面，实际上是将“文明的延续”，与“国家治统的组建”，分别看待；而此点，亦正是康熙以非华夏族裔，自承具有历史使命的着眼。对于孔尚任而言，承认大清继统，与同情故明遗臣，二者并无抵触。
此外，尚有一件困扰学界之事，即是：康熙允许《桃花扇》公开演出，最初孔尚任且因此事，获得官位的提升。可是未及三十日，即遭罢黜。康熙的考虑，究在何处？需要解答。至于由此延伸，本文在处理上，也连带论及了康熙如何督修“明史”，而“明史”的编成，又系如何确立了清朝统治者在主观意识上，将本朝与“中国史”加以连结的大致过程。凡此，皆可于拙文中寻得脉络。
总之，中国史的诠释问题，事关重大，且极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剖辨清楚。我未来数年，或将安排专门课程加以详述。倘能整理成稿，届时再向在座的诸位方家请教。好了，我今天的报告业已超时，就此结束。承蒙耐心聆听，多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