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品公司是另一个市场化探索的试点。当时的制度中除了计划体制下的百货公司等专业公司之外，没有不受专业范围限制的贸易公司，也没有体制之外的产品供给渠道，更没有由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公司下辖的全能贸易公司。新品公司的注册要经区政府行文上报市政府申请试点，市领导批示后转由市计委审批，当时（1983年）的市计委商贸处处长正是如今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这个当年北京市的优秀人才、青年干部，曾在百货大楼兼任过经理，却也是官气十足的“流氓”。
每次我去市计委办理批文时，刘晓光处长常常连头也不抬地大喝一声“到外边等着”，然后继续干自己的事。那时的政府机关中的“外面”，不是会议室、待客厅，也没有椅子、沙发，只能在走廊中站着，来来往往的人会将你当动物看一眼，但不会问安，更没有水喝。更糟糕的是，刘晓光常常会把站在外面的人忘掉，有时候让我足足等了四个小时，等到要吃中午饭时，他才走出办公室，才想起来外面有个我在等着拿批文。也许是因为我的坚持和等待，刘晓光才大发善心，给予批准放行。那时这种气受得多了，但只要事能办了，受气也是值得的，慢慢地我们也成了朋友。
许多人会质问华远公司是否贿赂官员，我无法明确地肯定或否定，刘晓光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可以肯定地说刘晓光没有从我的手中为了个人拿过一分钱，最多会有一些政府对企业的“摊派”行为。
当年市计委办了本《投资》杂志，以普及投资动态和吸引投资为主，办杂志没钱，刘晓光动员我捐款。1992年北京市组织到香港招商的大型活动，刘晓光张罗着让我为省计委配套计算机，我不但提供了大量设备，还要负责编制软件程序教他们如何使用。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是刘晓光觉得自然和值得骄傲的业绩，那时也许他们只是把国有企业资源看成是他们可以调动、指挥的一部分，也许是相互信任之间的一种默许。
如果有审批制度在，如果企业想要突破旧的体制而有所创新，那么就必须争取官员们的支持，如果官员们愿意与企业共同创新，并勇于承担审批产生的风险，那么企业当然愿意支持官员的改革和机构的建设，这也是一种“交换”。刘晓光恰恰是敢于尝试、敢于摸着石头过河、敢于承担改革责任的官员。
（二）
那年（1997年）刘晓光因为陈希同、王宝森的事件被“双规”审查之后，离开了市计委副主任的职位，去北京首创集团任总经理。首创当时已经穷得叮当响，但手中握有许多借官方的力量而获得的土地资源，恰逢华远上市之后手中持有大把的现金，于是刘晓光再次找到我合作。
看在多年朋友的关系，我既恨又爱这位曾经的政府官员。
如今的月坛大厦用地就是我们搬迁腾退一一二中而取得的旧校址。当时项目卖给了北京市工商局，已经为北京市工商局新的办公楼开工并挖了大坑，刘晓光以市计委的名义，硬将市工商局另行进行了安排，并且只给了我700万人民币的补偿，就将土地没收了。市工商局的建设资金是由市计委划拨的，我只好无奈地将土地留给了刘晓光，而刘晓光则将这里修改规划之后建成了月坛大厦。
刘晓光让企业赞助市计委实现现代化办公，这样的事更是数不胜数，但刘晓光被所有的人认为是好官。一是刘晓光从来没有为个人的利益发生过任何的贪污腐败；二是刘晓光是个热心于推动改革的好干部，他会努力帮企业想办法跨越政策的障碍，转个弯也要让事情能办成，为企业和北京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人都不把刘晓光当成官员而是当成朋友，不是因为他当过官，而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当官的便利条件，为改革和市场化的建设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
于是我购买了原来属于刘晓光的在北四环边上的土地，建设了华亭嘉园小区，同时还用企业拆借的方式借给刘晓光一个多亿的周转资金。刘晓光正是用这笔钱收购了广西的阳光上市公司（现改名为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后来也正是用这家公司做了我二次创业建立的现在的华远房地产公司的股东。
我这几亿的资金让刘晓光扭转了首创的局面，解了燃眉之急，让刘晓光有了发展首创的喘息之机，并让首创走上了正轨。
（三）
我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基金会。北京长期受沙尘暴侵扰，每年春天有40多天是沙尘天气。为治理北京的沙尘暴，2004年，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召集了一群北京的企业家，并联合包括台湾、香港等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新加坡的一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家们，共同发起建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并于几年后注册了SEE基金会。
最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阿拉善沙漠（中国第三大沙漠）与北京的沙尘暴到底有什么关系，只知道刘晓光说北京的沙都是从阿拉善沙漠刮来的，并且这些沙还一直刮到了朝鲜、日本甚至到了美国的洛杉矶，成了中国和世界的一大灾害。当组织人到了阿拉善沙漠之后，他们的观念改变了，从最初只是看刘晓光的面子捐钱变成了后来的热心投入。
第一次成立大会是2004年在阿拉善的月亮湖召开的。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银川，再走公路，沿贺兰山山脉向这个过去曾是神话般美丽的草原，如今是一片黄沙的大沙漠进发。途中不但可见到西夏的皇陵，还能看到曾是中国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贺兰山和旧长城，我家家谱上有祖先在贺兰山驻守的记载，因此，此次旅程对我来说就有特殊的味道了。
在到达沙漠之前，人们还有兴趣欣赏沿途的风景，但到了沙漠，这种观山望景的心情就被打断了，城里人习惯的高速公路到了沙漠的边上就没了，所有人都必须从舒适的大客车上下来，换乘部队中常见的北京212型越野布篷吉普车了。
乘坐吉普车行驶在沙漠，感觉就完全不同了。车队很快被一眼望不到边的沙丘包围，这里渺无人烟不说，高高的沙丘甚至让你迷失前进的方向。当汽车仰面爬坡时，你会感觉车都立起来向后仰了，就像车根本就爬不上去，人在车里跟着使劲一样。当汽车顺着沙坡侧滑时，你会紧紧地拉住把手将自己固定在车上，有时候，你看着车好像要翻一样，它又在下一秒进入了弯道，让侧滑变得平稳了些。当汽车顺沙丘正面向下俯冲时，你会觉得屁股都离开了座位，整个人都向前冲去，难以控制。
许多人在这种上上下下的颠簸中都没忍住，吐了一地，没呕吐的人要紧闭双眼不敢看向四周才能勉强忍住，直到人们欢呼着终于看到了民居，看到了水面，看到了沙漠中的绿洲时，许多人才松下了紧压着的一口气，睁开了眼睛。
大风一来，沙漠就随着风向移动，大约以每年40公里的速度向贺兰山挺进。
如果再不治理，沙漠很快就会从内蒙古进入甘肃、宁夏，并淹没贺兰山外所有村庄和田园。今天沙化的步伐已经停止，胡杨林和棱棱木组成的绿化都在一点点恢复。
刘晓光在组织成立大会上，首先介绍了协会成立的意义、目的、组织形式等情况，然后让与会者就一些议题进行表决。出师不利的是，需要表决的第一个议题就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当刘总从口袋里拿出那张在北京就拟好的协会执行理事会的名单，准备宣读时，许多人都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大会不再按照刘总的议程执行，而是将一切推倒重来，从制订新的协会规则开始。一个充分发挥民主、严格遵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组织在一个四周全是荒漠的蒙古包里诞生了。
已经有过民主选举经验的台湾企业家们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其中几个曾参与台湾“立法”工作或曾参与过“内阁”工作的人，介绍了民主的基本议程和要点。
在争论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半政府化、半企业化的民主制度。
同时需要选举三个协会领导机构：一个是执行理事会和执行会长、副会长，领导管理与决定协会的日常事务；一个章程委员会，负责编制和修改协会的章程，但章程还需要会员大会会员表决通过；一个监事会，监督执行理事会的活动是否符合章程的规定和法律的规定，让整个协会的活动公开、透明。
每个会员可以自愿报名参选，每个参选人在选举会上有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和竞选说明，不参选的会员负责进行选举的各项工作。选举活动一直进行到半夜四点多，但直到那时所有人都还兴致勃勃，尤其令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的是最终的结果与刘晓光的内定名单不尽相同，但能充分反映出绝大多数会员的心愿。会员们最满意的则是这是一个完全民主、充分体现了会员共同利益的公益组织。
在所有我曾参加过的公益组织中，尤其是捐款才有资格参加的公益组织中，我从来都是不用参加竞选就自动被选为理事、副会长、监事等职务，总之不会是白丁，但只有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组织中我两次参加监事的竞选都落选，这恰恰说明这个协会不是一个拍马屁的协会，而是一个真正想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组织。
在我参与的几个公益基金会中，我对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赞助的钱最少，但投入的精力与时间最多。几年之后，当网上将我评为“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时，我才借助《三联生活周刊》的“人民公敌”封面，高票当选了基金会的监事长，此后隔了一届之后当选了章程委员会主席。
为什么一个远离北京的治理沙漠化的公益组织会让200多个企业家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金钱？原因在于所有人都亲临了沙漠，看到了大自然的报复，看到了环保事业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看到了这个组织的历史使命，尤其是为了下一代能够远离恶劣的生存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