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选民不行？ | 敦伦政经学院

用近视眼回溯

Achen和Bartels (2016) 把现实世界的回溯式投票称为“盲回溯 (Blind Retrospection)”。他们认为，选民并不会理性地利用现有的信息来判断现任政府的表现。相反，选民通常依赖自己一时的感受和处境来投票，无论政府是否对这些情况负有责任。

“ 我们的论断是：选民的回溯是盲目(blind)的。 不只是对自然灾害，也包括任何困难。 他们痛苦的时候就要拿政府宣泄 ，并采用一切可用的文化建构来正当化这种行为…一般来说，光景不好的时候在任政府都会在票箱上吃亏， 无论这锅背得有没有道理。 ” (Achen & Bartels 2016, pp. 118)

这样的“回溯式投票”与让盲人给电影打分无异。作者详细地介绍了他们一篇经典工作论文(Achen & Bartels 2012，最早发表于2002年)的结果来支持这一结论。

100年前，盲目的选民让威尔逊总统给新泽西的鲨鱼背了锅， Achen和Bartels说。 1916年独立日期间，新泽西州的几处度假海滩发生了起鲨鱼袭击，多人遇难。这对当地的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一周之内就有价值25万美金的酒店预订被取消。当时的总统，新泽西人伍德罗·威尔逊召集了内阁会议，却得出结论“没有什么对策能确保有效”。总统只好派遣海岸警卫去增强巡逻，但这时鲨鱼袭击已经停止了。

总统先生不太走运：1916年是选举年，而他正在寻求连任。到了11月，威尔逊在新泽西有海滩的诸郡票数较四年前明显的下降，在其他郡则基本保持了1912年的发挥。 根据Achen和Bartels用郡级数据的分析，鲨鱼袭击让威尔逊在新泽西丢掉了10%的选票。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在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发生后，胡佛也无非在新泽西丢掉12%。Achen和Bartels认为，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对鲨鱼袭击往往是无计可施的，而缓解当地经济损失的政策工具在当时并不存在。 然而当地选民只看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盲目地用选票谴责了威尔逊。

但这种看似盲目的投票行为有多大的普遍性呢？青年学者Fowler和Hall (2017)认为不大。他们系统地检验了1872年到2002年的所有选举 ，却没有发现鲨鱼袭击系统性导致在任政府在受灾地区得票减少。 1916年的新泽西也许只是历史上不具代表的特殊个案。

Fowler和Hall甚至怀疑， 1916年新泽西的海岸诸郡或许连可信的个案都算不上。 Achen和Bartels拿出他们十五年前的没有同行评议的研究结果，统计技术上很难经过今天的检验。应用微观经济学者早就发现，在比较不同区域相对趋势的研究中，传统的标准误计算会大大高估精确性，造成大量“假阳性”(Bertrand et al. 2004)。具体到这项研究而言，沙滩一带的各郡并非相互独立的政治区域，他们受到一系列相似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让有效“样本量”小于名义样本量。Fowler和Hall用原文的方法分析了大量没有出现鲨鱼袭击的海岸州和选举年，发现三成情况下会出现显著结果。 这说明Achen和Bartels低估了他们方法捕捉到的噪音 ——即使没有鲨鱼袭击，海滩沿岸的郡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投票趋势。Fowler和Hall还指出， Achen和Bartels的结果对模型的小调整非常敏感。

Achen和Bartels的新书既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命题，准备的弹药自然也不会少。他们援引另一篇经典工作论文(Achen & Bartels 2004)，指出20世纪总统数据显示， 遭遇旱灾的州会用选票惩罚在任的政党。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客为什么要为老天的行为负责呢？可见回溯式投票是有盲目性的。

且慢——Ashworth等 (2017) 建模回应了Achen和Bartels的论证。他们认为， 自然灾害等随机产生的外生事件有时能够间接揭示在任政府的能力，比如政府事先准备是否充分、救灾是否及时。 Ashworth等人证明，这种情况下从天而降的事件完全可以让理性选民改变投票行为。

证据也支持这一诠释：Healy和Malhotra (2010)研究了龙卷风对美国各郡的破坏及其政治后果，他们发现龙卷风造成的死亡并不影响在任总统的政党在受灾郡的后续得票，但造成的经济损失会导致失票。作者认为，这并不表明选民只关心自己的钱包而不关心本地的伤亡（美国选民的投票行为对政府政策导致的本地少量死亡是敏感的，见Grose & Oppenheimer 2007; Karol & Miguel 2007），这是因为政府客观上很难影响龙卷风造成伤亡，却可以通过救灾活动减轻经济损失。因此选民认识到政府只对经济损失负责。此外，周边各郡的损失情况也会影响本郡的选票，说明 选民并不仅仅是根据自己的境遇和体验感性地投票，他们也利用临近地区的赈灾措施推断政府的回应程度和治理能力。

这并不是说选民完全理性。 仅在灾害政治的背景下，他们也暴露出了短视的问题。选民一方面在灾后用连任奖励救灾得力的政府，另一方面对防灾措施并不热心 (Healy & Malhotra 2009)。但在判断救灾功过时，龙卷风的例子表明他们善于辨别应对灾害中的政府责任、功过，而不是仅凭个人处境和感受来投情绪票。 这样的回溯投票可以说有点“近视(myopic)”，但却和Achen与Bartels所说的“盲目(blind)”相去甚远。

经济治理是回溯性投票涉及的重要政策领域。 选民通过回顾前一任期任期经济绩效来评估这一届政府 ，从而决定如何投票。选民的投票行为是否能有效反映经济绩效中的关键信息？任何一个政府辖区的经济指标都是由辖区内的小气候和辖区外的大气候共同决定的，政府往往只能影响前者。选民投票时是否把区分二者，是对回溯投票盲目性的很好检验。

同灾害应对一样，数据给出的答案是复杂的。在美国州长选举中，产油州的州长的连任成败常常受国际国际油价影响， 说明选民存在系统性的归因错误 (Wolfer 2002)。但与此同时，在依赖自然资源和农业的州，经济波动对州政府选举的影响较其他州小得多，因为这些州的收入更多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和天气的影响，和州政府关系较小 (Ebeid & Rodden 2006)；而在全国的大选中，OECD国家的选民在投票时会参考全球经济环境，只有在自己国家经济表现超过（低于）国际水平时才会奖励（惩罚）现任政府，而国际形势造成的经济波动对选举没有显著影响 (Kayser & Peress 2012)。这些证据表明， 在经济领域选民并不总是正确，但也具备区分不同因素的可观能力。

此外，最近的文献还考察了体育赛事胜败造成的情绪变化是否影响政治观点和行为，并就证据展开了辩论(正方Healy et al. 2010; 反方Frowler & Montagnes 2015)。目前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发现在美式足球赛事后，赢家的球迷对当时总统奥巴马的支持率有短暂的提升，而输家的球迷相反，效应持续过程不到一周(Busby et al. 2017)。但对投票行为是否有影响尚不清楚。

在一篇文献综述中，Healy和Malhotra (2013)这样总结对于回溯性投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选民有时犯错，但不总是如此。 这些政治行动的错误通常符合其他领域决策的心理偏误差。”

“ 效应的幅度通常很小 ，这显示这些决策误差只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才会影响结果。”

“盲目回溯理论”和它代表的政治思想传统，在理解和总结经验现实的过程中，往往混淆了“选民表现出了一些可预测的不理性行为”和“选民不具备理性”。 这种观点过度一般化了大量p<0.05的回归参数，把选民描述成了一个吞下所有偶然的刺激、影响，并被不假思索地被这些因素操控的生物。 这种行为主义观点在心理学界被认为是过时的。 现代认知心理学则把人看成是思考的主体 ——尽管受到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选民仍然咀嚼和处理自己接受的信息和刺激，并在这个过程中有得有失。

近视眼监督下的民主绩效

理想主义者威尔逊总统如果在泉下读了《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民主》，也无需过分委屈。第一，他被家乡鲨鱼坑了的证据不算扎实；第二，他终究成功连任了；第三，就算前两条不成立，他也并不是第一个为选民的反复无常而吃亏的民主领导人，更不是被坑得最惨的。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民主政体，雅典就有着以暴躁乖僻著称的选民，公认成功的领导人也常常遭到惩罚。 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一生战功卓越。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地米斯托克利率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湾海战中击败了波斯，声望和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他英雄凯旋之际，雅典公民却为他送上了陶片放逐的大礼，因为他们害怕威望演变成军事独裁。

同时期的雅典陆战专家、陶片放逐受害者阿里斯提德执政官可能也愿意和威尔逊喝上一杯。阿里斯提德被放逐当天，有个目不识丁的雅典市民走到他身边，请他在陶片上写下阿里斯提德的名字。阿里斯提德问他：“这个人做错了什么？”市民说：“没什么。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但我三天两头听人说他是‘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

尽管有这样不懂得体谅政府的刁民， 民主的雅典还是创造了非凡的科学和人文成就，物质条件也经历了数世纪的增长，达到当时首屈一指的水平。历史学家认为， 民主政治恰恰是希腊繁荣的重要原因 (Hamilton 1930; Jones 1986; Ober 2015)。

从选民行为角度直接对选举制度绩效下定论的分析通常有一个缺陷。 这些理论很少充分地分析选民决策错误带来的政治、政策以及绩效后果，更不用说提供系统的证据。 他们的判断往往非常草率——既然选民不行，那么选出来的政客和政策自然也好不了。一言以蔽之：垃圾进，垃圾出。

这种判断是草率的。 政治过程并不是单一行为人的决策问题，而是多方的策略交互产物，均衡中的选民福利并不一定与他们个体决策能力成正比 (Ashworth & Bueno de Mesquita 2014)。行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有助于帮我们理解这一点。

一类选举模型建立在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ity)框架中(Bendor et al. 2010; Bendor et al.  2011)。在这类模型中，选民在一个任期内的境遇由政策和运气(比如油价、鲨鱼)共同决定，选民并不能分辨是谁造成了什么，也无法有效比较现任政客和潜在的竞争者。他们采用启发式的决策方法——如果我的境遇超过某在内心标准，就上调我对现任政府的评估，提高支持这个政党的概率；达不到则反之。这种决策核心是Simon (1956) 对经济决策的观察——消费者往往追求满意(satisficing)而不是最优(optimization)。这样的选民几乎符合Achen和Bartels批评的所有特质：他们会因鲨鱼袭击惩罚现任政府，还会内生地根据个人政治历史产生党派偏向性。然而Bendor等人证明， 代议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仍然会选择实施对选民有利的政策——尽管非理性选民带来种种不测风云，好的政策仍然相对利于连任。

诚然，上述分析假定连任是政客的唯一动机。现实而言，政客还要权衡其他考量，比如付出的精力、寻租和自己的政策偏好。把这些动机纳入模型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 出于无关因素过分惩罚现任政客的“雅典式选民”会迫使政客付出更多努力制定好的政策 (Diermeier & Li 2017)。 当连任动机不够强的时候，信息匮乏或理性缺失反而能帮助选民克服承诺问题，让相对极端的在任政客也实施选民喜欢的温和政策以寻求连任 ——这恶化了政客筛选的同时，却给政客好好表现提高了动力 (Ashworth & Bueno de Mesquita 2014)。

社会科学模型往往只能捕捉和放大真实世界的几个侧面。以上分析并不是说，选民获取和运用信息的能力无关紧要、甚至越差越好。但这些理论提示关心民主绩效的观察家：选举问责是复杂的博弈过程，政策和绩效是多方博弈的均衡产物，因此 观察选民决策仅仅是分析的开端，而不是全部。对选举问责效果的实证分析也要把绩效作为因变量，考察选举到底如何影响这些绩效。采取这种视角的实证研究往往得出乐观的结论。

美国州级行政机构为探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理想的试验场。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三分之一的州修宪把州长的任期限制从一任提高为两任。如果控制住州、年份等一系列变量，比较各州改革前后的州长第一任期的表现，可以识别连任激励的效应——两组州长都是第一次执政，但只有改革后的一组可以连任。比较改革前的州长第一任期的表现和改革后的州长第二任期的表现，得到的是选举甄选的效应——两组州长都不能连任，但只有后者经过选民的回溯式评估和筛选。数据表明， 存在选举激励效应或甄选效应的任期下，州内的经济增长加快、财政状况更稳健、税收和支出较低 ，激励和筛选的效应都显著且大小相仿(Alt et al. 2011)。 对采取双任期制各州的结构式分析也得出类似结果，但激励效应似乎更大 (Aruoba et al. 2015)。

在发展中国家，选举同样起着提高绩效的作用 ，即使在腐败横行的拉美国家也如此。其机制主要是通过提供连任激励。2003年，巴西的卢拉联邦政府开始随机抽取巴西城市进行审计，并把各市数据公示在联邦政府网站上。这些数据显示，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可以连任的市长比不能连任的市长贪污少三成左右，而且连任激励的重要性在缺乏本地媒体监督的低信息环境下尤其突出 (Ferraz & Finan 2011)。同样在这一时期的巴西，中央政府试图缓解学龄儿童提前退学的问题，用现金奖励一部分低收入家庭儿童上学，市政府则负责选择受益家庭和实施政策。 该项目有效地减少了提前退学， 但幅度在市政府可以寻求连任的城市要大36% (de Janvry et al. 2012)。

选民有基本的判断力却不全知全能。所幸，有效的选举并不需要完美的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