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上过大学的女生，都应该知道的两个人

文 | 庄秋水

系缆何家泊，时已雨止云散，斜阳西照时呈万道金光，倒影水中。牛羊成群，野鸭归巢，一片晚景，令人心寒。于是同人合唱黄河一歌，稍鼓旅人之壮怀耳。

1919年8月2日，邓春兰和其他五名女性到了这个叫何家泊的地方。在读《晋京旅行记》的时候，这个画面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襟晚照下的黄河，年轻的娇媚的姑娘，关于未来的期望，在这位22岁女性的笔下，有一种奇异动人的力量。她那娇弱的身躯、宏阔的心灵和高远的志向，正是这次长途旅行所象征的东西——20世纪女性的抗争精神。

▍一

邓春兰绝对是1919年的一个代表人物。在这年的5月19日，她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份公开信，申述妇女与男子应该在职业和政权上一切平等，为此，“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从而要求国立大学增女生席，实行男女同班。

▲ 资料图：邓春兰

可以说，近代以前，女性鲜少获得教育机会，只有少数士大夫家庭的女孩，可以接受一些家庭教育。郭立诚女士是四世同堂的诗礼大家族，据她回忆，传统的闺秀教育，每人都要在家塾读上三五年的书，学得文理粗通，会记账打算盘，会写清楚明白的书信就够了，然后就回到闺房学习裁剪，学习烹调。（郭立诚：《中国妇女生活史话》）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兴起，“天足运动”“女学运动”都是从“强国强种”的角度，以期培养强健的母亲，开通民智。先是教会学校招收女生，然后有一些专门女塾出现。清末学部亦颁布了《女子小学章程》《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女性开始拥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权利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通电各省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 将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可同校，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只是此后保守风气再起，女性教育受到遏制。

“女子教育的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 可以维持家庭而已。”这是教育总长汤化龙的观点。袁世凯则在1915年1月颁定的《教育宗旨》中宣称：“女子则勉为贤妻良母, 以竞争于家政……至女子，更舍家政而谈国政，徒事纷扰，无补治安。”因此，女子教育在学校编制、课程设置上都有一些特殊规定。比如课程设置上，小学校女子增加缝纫课，女子中学校缺少三角法，但增加家事、园艺、缝纫等课程。女子师范学校不仅要附设小学及蒙养园，还要附设小学教员讲习科及保姆讲习科，同样要学习家事、手工、园艺、缝纫等课程。女子职业学校的主要科目为蚕科、刺绣、染织、裁缝、编物、造花等。这都与当时的教育宗旨紧密相联。

邓春兰后来的回忆文章颇可证实当时女性求学的艰难。这位甘肃姑娘的早年生活堪称幸福。她的父亲开通而有远见，他不许妻子给女儿缠足，当妻子抱怨，“不缠，那么大的脚，没有人家要”，他慨然应对：“没人要，我养着。”七岁的时候，父亲又送她去读初等学校。

虽然她读的是初等小学，也还是念《三字经》《百家姓》《中庸》《大学》这些传统科目，12岁升入高等小学，也读《礼记》《左传》《诗经》。饶是如此，她和两个姐姐，还是要面对社会上“不做姑娘的事情”的指责，所幸她们的父亲非常坚定，不理会这些社会议论。18岁时，邓春兰又和一位有为青年自由恋爱结婚。她循着新时代女性的生活轨迹向前。

用她自己的话说，“虽然我本身在家庭中没有受到封建压迫，但是在社会上处处看到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譬如，男性可以进入各式各样的学校，学习各种专业，而女性只有一个高等师范学校。于是，有了那封写给蔡元培先生的公开信。不过，此时由于五四运动后的风潮，蔡元培去职离京，没有见到此信。邓春兰则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成为甘肃六名女学生之一。她的父亲邓宗为了避嫌，将女儿由官费改为自费。

7月25日，六名女学生登上木筏，开始了这次历时一月有余的求学之旅。姑娘们先乘坐木筏，中途换船只，改乘大车，然后搭火车，在8月27日下午抵京。邓春兰自幼身体羸弱，此行多备药物。不过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甘肃姑娘对这次旅行的热情——除了十几份家信，她还每天记旅途日记。“此行经地甚多，其山川草木之奇异，风土人情之不同，有为吾所未尝梦见者，故为是日记，以志雪鸿之迹。”（《甘肃文史资料》第十七缉）她的部分旅行日记几个月后刊登在北京《新生活》杂志上。

如果有足够的敏感，阅读这些日记是令人难忘的体验。邓春兰文笔颇佳，心灵壮阔。 “始四点，即入黑山峡，经大庙堡，堡居南岸，形势险要，树木深荫，田苗竞秀，悦人心目。”在7月28日的日记里她如是描述沿途所见。“计自解缆以来，轻流急湍，一泻千里，俄而惊风骇浪，俄而大石当前，已扩我生眼界不少。”她和女伴们经历风浪，亦时时畅神娱己。在同日的日记里，她们上岸游玩，当地妇女怕生人，躲避起来。她们找到“一幽静之地，清水潺潺从石缝流出，于是解衣灌之，坐石上纳凉，心神舒畅，好景难留，游戏久之，日落始回”。很快，她们开始思乡。在8月6日的日记里，邓春兰写道：“未几，大风狂起，波涛怒号，黄沙满天，不辨东西，一念故乡，不禁怆然……”

抄录这些日记，是想阅读者亦能代入那个时代，开放一切感官，如此则自能领会这次旅行的意义。对女性解放这样宏大的主题，非站在实地，恐怕不能有切己的体会。

在启程之前，邓春兰又拟了《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附上致蔡元培的信，让她的先生蔡晓舟转投报界。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分别于8月3日和8日刊登了这份呼吁书。

在呼吁书里，邓春兰先提到世界范围女性地位提高，“欧战告终，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战功勋，实行获得参政权利，出席国会，为议员者已有多人，将见其女总统出现矣”，然后提到中国女性教育尚未平等，“遑论职业，更遑论参政”。于是，这位年轻女性怀抱“与其依赖他人之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的热诚，鼓呼一个百折不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教育平权运动。

▍二

当邓春兰舟车劳顿奔赴理想之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旁听学生李超因肺炎在北京含恨而逝。原本再平常不过的死亡，在数月后发酵为一起公共事件，彼时的一流人物们借此事件，由女性解放及家庭制度，从而将女性问题与启蒙话语相结合，作为构建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

李超和邓春兰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譬如，李超幼年接受的也基本属传统教育，她在私塾修习经史，民初进入梧州女子师范学院就读，转而赴广州求学。两位年轻女性同样冀望自身可以跳脱出时代局限，接受高等教育。不过，两人家庭和个性上的差异，又使得她们拥有迥异的现实道路和精神世界。

▲ 资料图：李超

李超父母早逝，虽然家境不错，却要依附过继来的兄长，因此她数度求学，都要和兄嫂斗争；而她年过二十，尚未嫁人，也令家人焦虑，几番逼嫁。这种家世经历使得李超成为符合启蒙话语的一个“样板”。

1919年11月30日，上千人参加了在石验马大街女高师学校召开的李超追悼会。在此之前，《晨报》从19日至26日，连续刊发《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示》为之造势，此后也连续报道追悼会现场及后续声音。

据12月1日《晨报》报道，现场仅诗文挽嶂约有三百余份，李超遗像放置于东首的一座彩棚内，上有蔡元培手书横额“不可夺志” 四个大字。主办方还向来宾赠送李超遗像和胡适所撰《李超传》。而追悼会上一众名流的演说，则把这场追悼会变成了妇女问题演讲大会。

在追悼会前，胡适用五天时间写完了《李超传》，他自道为一个无名女子作传的缘由：“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作无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作中国家庭的研究材料，可以用作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作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30日他的致辞仍是谴责旧家庭的黑暗，女子没有继承权，明明家里有钱却无权支配，外出求学尚需借款，推究根本，则是女性不被视作后嗣的大问题。陈独秀则归咎于社会制度的迫害。梁漱溟随后发言，不赞同陈独秀，以为女性问题需要“使妇女界感觉他们自身种种问题，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涵养与发挥情感”就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路子”。（《晨报》1919.12.17）

有别于男性启蒙者的姿态，追悼会两位女性发言者之一、女师大学生孙继绪则呼吁男女教育平权。对女性实在的状况，她不讳言，“现在中国女子的智识，当然不如男子”，不过这是数千年社会制度养成。接着她反问：“就是现在的男子，能像今天这些教育名家的，又有几人呢？”故而孙继绪疾呼：“我们要求女子与男子平等，必定要先求教育的平等。要女子在社会上能活动，必定要先使他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智识。”（《晨报》1919.12.22）邓春兰投书蔡元培，引发报馆期刊热议男女教育平权这一公共话题，孙继绪无疑应该受到这一风潮的影响，藉此公共机会，不吝鼓呼。

作为“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23岁的李超被塑造成一位反抗英雄。在给嗣兄的信里，李超展露出好学进取的自主意识，“盖近来世变日亟，无论男女，皆以学识为重。妹虽愚陋，不能与人争胜，然亦欲趁此青年，力图进取”，堪为新文化运动的示范成果。1920年教科书改为白话文，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版中等学校《白话文苑》教科书，《李超传》被收入其中。

如果比较胡适为她所作的传记和朋友们为她收集整理成册的《李超女士行状》，后者那些文章和信札，保存了一个更加真实、鲜活的一个亦新亦旧的女性形象。她有求学的耿耿志向，又牵连于旧家庭，既多悲情，又多意气。她所显露的软弱不单是性格缺陷或者蔑视可以说明的，其中包含着深沉的历史悲哀，那是过渡时代女性心长力绌下的悲剧。

据李超同班同学程俊英回忆，她沉默内向，“平时很少和同学交谈，总是愁眉不展”。（程俊英：《回忆女师大》见《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李超以遵从家人的婚姻安排，换取北上求学的资格，然而风潮丕变下的人却不是倏忽间可以簇然一新的。

▍三

1919年9月，蔡元培复职，年底他就解决了男女同校的问题，既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学生只限于男性，那么女学生就可以报考，只要及格就可以录取。1920年2月，北大第一次招收了九名女生在文科旁听，22岁的邓春兰是其中之一，她进入哲学系，成为中国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

但教育部和社会上对男女同校可不像蔡校长那样举重若轻。北大频频受到教育部和总统徐世昌的质问和告诫，不得不对女旁听生甄别试验。以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回读者信时抱怨：“关于男女同校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深的理论使得当个问题去讨论，像这种浅近的事大家还要大惊小怪的起来反对，可见我们中国人底程度还同六十年前反对铁路时代差不多……”（《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

▲ 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杂志《新青年》

1916年之后，《新青年》杂志刊登了许多鼓吹女性独立自主的言论，而接受教育和经济独立被视作落实这个目标的手段。1921年，陈鹤琴做《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发现新文化运动以来接受新思潮的男学生多半期望配偶有知识，而在已婚的男学生中，不满意妻子缺乏知识的人最多，约有57.71%。（《东方杂志》1921.2）然而当少数女性接受教育反而造成她们不愿结婚、抱持一种独身主义，或是择偶条件提高而不得不独身的状况出现后，社会上反而出现一种高等教育=独身的刻板印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19世纪末以来，女性被视为传统最深层的受害者，她们是需要被解放的群体，同时社会又害怕她们真的被解放。

邓春兰为自己和她的女性同侪筹划了一条“革命之路”，先是与男性受同等的教育，提高程度，在知识方面赶上男性，然后要改革婚制，不要早婚，最后要谋职业教育的普遍，使女性经济独立。可惜她中途失路，1920年8月她生下女儿，1922年初又因为怀孕临产，中止了自己得来不易的学业，辍学随夫去了合肥。

北人南迁，不惯气候，新生儿夭折，她和女儿也一直生病，只好返回兰州。从此，在1933年丈夫病逝于北京之前，邓春兰一直独自在兰州教书谋生，养育孩子。期间，蔡晓舟在上海曾与一位女护士结婚。1938年她因思想左倾被兰州女师辞退，之后一直闲居，与父母共同生活。

这位勇敢的女性，身处一个旧者已破新者未成的女性未有之大变局，新思想与旧道德依违离合。理想的摩荡，令她一度成为涌起的时潮，现实的掣肘，却把她卷入一种两头不到岸的尴尬境地。

长居西北的邓春兰，多年之后是否会回忆当日在王府井大街135号，正访问中国的杜威夫人，专门宴请她们这些二十出头、北大新招的的女学生，然后合影留念。她是否还保存着这照片？

不过，我猜想她肯定会无数次想起那次远行。“离亲别乡，长驱异域，所经困难，更甚男子，精神体力，反日健旺”，那是她最光华灿烂的岁月。在旅行中，她领悟了女性的本质：和男性一样，她和无数的她们，也属于这浩大的世界。这世界风险重重，也极为有趣。

【注】本文原标题为《邓春兰：女士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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