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了一个叫“牛顿”的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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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前一天，一月二十六号下午，高能所图书馆办公楼里一片寂静，二层只有我老人家一个人还在办公室坚持，不是为别的，为的是等着和一个名叫Newton的印度哥们儿skype，面试他一下。

这位老兄申请了我们课题组的博士后。本来和组长周老师商量，暂时不考虑来自印度的申请，因为今年有两份来自欧洲的申请。周老师同意了，而且也通过skype面试了其中的一个。对方说先考虑一下，也许在等别的地方是否有offer。来中国对老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来。原因很简单，除了学术水平和学术氛围的因素，薪水、语言、雾霾等都是困难。

说来，我们对印度人多少还是有点偏见，因为先前组里有一个印度博士后，干了一年，实在不令人满意，我们只好请他走人了。这厮的主要问题有两方面：一来只干自己熟悉的那点东西，死活不学新东西；二来对薪水看得太重，三天两头问秘书钱的事情，保险等支出要一笔一笔地当面算，生怕我们少给他一分钱。最后秘书实在受不了了，跑来跟我抱怨，我只好出面写了一封措辞生硬的邮件，告诉他安心搞物理，不要搞会计。

印度人中特别聪明的不少，通常他们在欧美日发达国家干得都挺好，但是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难说了，因为心态和报酬都不同。

一个韩国学者来我这儿访问，我请他吃饭，说起印度人，他发表了一通高论。他说印度人分四等，第一等和第四等都不怎么干活，因为第一等不用好好干活也有好日子过，第四等再怎么干也没好日子过，索性就不干了，不如信佛。印度这个国家，主要靠第二等和第三等人努力工作来支撑的，因为他们还有改变命运的梦想，所以就会努力。我和周老师听了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