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25日，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挥舞着一把日本刀，携其追随者“盾之会”的成员突然闯入自卫队营地，将自卫队北方司令劫作人质，然后头缠白布登上一处高台，发表他的“勤王”演说。他叫喊着：“日本因经济繁荣而得意忘形，精神却是空洞的，你们知道吗？”但演说并不能令营中的自卫队员揭竿而起，重演1936年“二.二六”事变(日本军人叛乱事件)的惊心一幕，反而招致众人的嘘声和哄笑。面对这一场面，三岛转身冲进营区的总监室，冷静而精准地将刀切入自己的左下腹。他的随从们立即一拥而上，按日本的武士传统，再给他补上3刀，并割下他的头颅。此事被称为“日本战后史上最大的谜团”。
三岛由纪夫
生于： 1925 年 1 月 14 日，四谷
逝于： 1970 年 11 月 25 日，东京都
三岛由纪夫，本名平冈公威，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电影演员与日本民族主义者。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战后文学的大师之一，在日本文坛拥有高度声誉。
1985年电影《三岛由纪夫传》剧照
本专栏近期邀请几位作家以“母亲”为题撰文，上个月和上上个月分别由大江健三郎先生和深泽七郎先生执笔，这回轮到我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要说这三个作家的共通之处，或说世人认为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具有相当强烈的恋母情结。我向来主张“作家的才华来自于恋母情结”，因此，能和两位前辈作家并列，我感到很荣幸。提到恋母情结，谷崎润一郎先生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川端康成先生、舟桥圣一先生也有同样的倾向。在谷崎润一郎先生那部《永恒的女性》里，隐约可窥见在他年轻时就过世的母亲美丽的身影。
我的母亲生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轻时是个大美人，现在五十三岁。今年春天，母亲生了大病，动了手术。手术前，她央求医生手术后不能留下疤，让医生很是为难。直到她脸部消肿、恢复原貌以后，医生对她说：“夫人，您又恢复优雅的神采了呢。”母亲闻言，相当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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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向来十分疼我。我不是母亲一手带大的，母亲自然没必要对我疾言厉色。母亲在我面前出现时总是穿着漂亮的和服，温柔又美丽。学校举办家长会时，我很自豪有位漂亮的母亲。我不喜欢母亲穿朴素的和服去参加家长会。学习院的家长会是一种社交场合，那是有钱有闲的夫人们打扮得雍容华贵去交际应酬的场合。我希望看到母亲在那里比别人漂亮，比别人年轻。因此，朋友们的母亲若像土里土气的老太太，我便瞧不起。
我小的时候，母亲的身体不好。有一回，一个常来我家的人带我去看电影，回来的路上和我一起吃饭时，他竟不小心说漏了嘴：“你也真够可怜的。我看，你母亲大概等不到你毕业了吧。”我恨死了他这番话，只管狠狠地瞪着他。幸好这个不吉利的预言并未成真。但从那之后，我总觉得母亲非常虚无缥缈，很怕母亲下一刻便会消失不见。
那时，我对埃利希·克斯特纳的童话《小不点与安东》非常着迷，一直想象着故事里面的雪泡冰淇淋究竟是什么样的甜点。有一天，父母带我去新格兰饭店吃晚餐。那间餐厅位于现在的阪急百货公司顶楼，当时的东京有现场演奏的餐厅，我想应该只有那一家。我在回家的路上讨着要吃雪泡冰淇淋，父母亲都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伤透了脑筋，我却一口咬定一定有人卖那种甜点。可我们走遍了银座，问过一家又一家店，终究没能吃到雪泡冰淇淋。那时我才知道，原来银座也有买不到的东西。
母亲生于汉学研究者之家，在那里度过了幸福又多愁善感的少女时期，就和常见的大正时代女孩一样。通常在少女时期接受的教养——即使称不上教养，至少也是一种生活色调——会影响这个人往后的一生，母亲如今依然保有大正女子的风范。以前流行过遮耳的发型，母亲也曾挽过一阵子，我觉得那种发型最适合母亲。母亲结婚前，正值竹久梦二、冈本一平以及芥川龙之介等人当红的时代，亦是在那场大地震前，充满着甜蜜耽美、情感过剩的时代。母亲的少女时期与那一波色情古怪又空虚的风潮无缘，而是属于古老东京那个讲究规矩，现在看来俨然一派道德肃正，唯独任由情感放荡于抒情和伤感之中的时代。因此，母亲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文艺少女，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广义的艺术少女。
然而，母亲嫁入的平冈家，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家风。我们整个家族都属于勤勉工作的类型，不带有任何艺术气质。父亲的母亲，亦即我的祖母，生于传统的御林武士之家，她喜欢美国的无声电影，也喜欢日本的歌舞伎表演，与此同时，亦拥有现今难以想象的封建式情感。母亲来到平冈家之后，从此失去了少女时候的梦想。
母亲的梦想，于是顺理成章地转移到孩子身上。在祖母的抚育之下，身体孱弱的我心思愈发细腻。或许母亲从我的身上看见了自己失去的梦想。母亲希望我是个天才，期许儿子能替她实现抒情诗人的梦想。时至今日，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母亲对我怀抱的梦想是错的。不过，身为一个还不成气候的艺术家，被人赋予殷切的期望似乎有其必要。我不是抒情诗人，也不是天才，而是以散文作家的身份逐渐成长的，但长久以来，我始终没能从这个抒情的梦境中挣脱出来。或许在潜意识里，我仍努力迎合母亲的期望。因为从我懂事以后，便开始写诗了。我的诗文和故事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我的母亲。她为我的艺术天分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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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有写过小说或诗，但是喜欢看戏。直到现在，每当我要去看戏时，一定会带着母亲同行。母亲对戏剧的热爱，当然是从上一代梅幸当红的时代开始的，最近则成为歌右卫门的戏迷。母亲亦相当喜欢电影，依她的看法，现在的影星没有一个能和年轻时的克拉克·盖博相提并论，这足以燃起她熊熊的热情。她至今仍珍藏着已泛黄的克拉克·盖博年轻时的照片。
直到我结婚之前，我和母亲的相处方式，就和一般成年后的儿子和母亲的关系一样，相当自在而毫无拘束，母亲也很享受这样的母子关系。她仍旧阅读我的作品，但由于我写作量很大，她再也无法逐字细读。我想，自从我成为职业作家之后，母亲才从我身上了解到艺术家真正的样貌。所谓的艺术家，并不如母亲认为的那样，其所感受和生活的一切无不具有艺术家的作风，并且笼罩在洁净又抒情的色彩之中。随着我成为渐有知名度的作家，母亲少女时的梦想在我的体内孕育而出，又在我的体内毁灭。
如此这般，母亲和我相互关爱地一起生活，几乎没怎么吵过架。
今年六月，我终于结婚了，尽到身为人子的责任。母亲为了我的婚事操心已久。我年过三十还没成家，母亲愈发着急，相当忧心。儿子一直单身未娶，母亲很是在意世人的异样眼光。就这点而言，母亲的想法和其他女人一样平凡，还是希望我能像一般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完成人生大事。从我接近三十岁时，她便费尽心思劝我结婚，可我早已打定主意，非到自己有成家的意愿时才要结婚。人生中的大小事情，我都不希望是受到别人逼迫才去做的。因此任凭母亲多番规劝，我依旧坚持等自己动了结婚的念头再成婚不迟。
过了三十岁之后，我愈来愈想结婚。以前就曾考虑通过相亲觅得伴侣，如此可以事先了解双方家庭与个人的条件，找到最适合我的妻子，这样的婚姻才能得到周围的祝福，我父母也觉得这样好。不过，我是小说家，高不成低不就的，很难找到适当的对象。这个特殊的职业成了不利之处，使得母亲在为我找媳妇时，似乎比起一般的母亲要辛苦多了。
我去年夏天到国外旅游，今年一月回来，随即宣布想要结婚了，但是对象还没有着落。岂料就在此时，母亲竟大病一场。我从没打算趁母亲重病时赶紧结婚，可在命运奇妙的安排下，不但母亲的病很快就痊愈了，更值得庆贺的是，我正巧也遇见了想要白头偕老的对象，并且顺利筹备婚事，人生顿时由悲转喜。这一切都不是人为操控的，我只是顺应命运之轮的转动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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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三年来，母亲出现更年期的症状，健康每况愈下，还有甲状腺肿大的毛病，而且肿块愈来愈大，去年我不在家期间，那个肿块甚至发硬。到了秋天，我父亲也生了大病，部分原因应是看护病人积劳成疾。等我回国后，母亲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三月份，通过亲戚的介绍，我们带母亲去看了一位著名的外科权威，诊治的结果非常不乐观，有可能是恶性的，那位外科权威认为必须立刻切除。诊断的结果吓坏了父亲和我。为慎重起见，我建议再另请一位癌症名医诊断，于是两天后，我又带着母亲去找知名的癌症专家。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驾车带母亲去就医。进了医院，走进诊室，医生起初笑眯眯地听着我们陈述病情，待他摸到母亲的喉咙，登时脸色大变，那满脸疑虑的神色连母亲都能察觉到情况不妙。他旋即叫来了另一位资历略浅的医生协同会诊，两人都对母亲的喉部做了触诊。我听见从医生口中冒出了“gefahrlich”这个意指危险的德文词，脸色不觉发青。情况恐怕不容小觑。
几分钟后，医生请母亲离席，留下我单独听取诊断结果。医生说，这显然是癌，只能活几个月，动手术虽然有危险性，但还是做手术摘除患部比较好。医生的诊断等于给了我一记可怕的重击。医生和我说了很久，等我要去把母亲接回诊室时，心里很怕看到在走廊上等候已久的母亲是怎样的神情。没想到母亲并没有露出非常害怕的样子，甚至可说是非常从容地走进去向医生道了谢。当然，我们没让母亲知道病情不太乐观。我很害怕必须瞒着母亲这个恐怖的秘密。不过，我还是将医生的意见转告母亲，希望她立刻住院动手术。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办妥了住院手续。
我之前就为母亲买好了市立芭蕾舞团演出的门票，决定在母亲住院前带她去看。我一想起那天的事，就脊背发凉。我先驱车带母亲回家一趟，母亲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了声我去趟美容院再回来，便走出了家门。母亲离开后，我把医生的诊断如实告诉了父亲，父亲顿时面色惨白，方寸大乱。父亲和我虽然说好绝不让母亲知道真正的病情，可当母亲从美容院回来时，个性老实的父亲一见到她，怎么也无法掩饰慌乱的神情。
我和母亲打算出门吃了晚餐再去看芭蕾舞，父亲原本也想一道去，问了我的想法：“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和你母亲一起在外面吃饭了，我也想跟着去。”
但我觉得如果父亲一起出门用餐，反而显得刻意，便说还是我和母亲两人去就好，父亲也觉得有理，便留下来看家。
我和母亲两人走进了田村町的一家中式餐馆。我心事重重，原想说些话逗母亲开心，却不敢正视母亲的面孔。母亲说这是住院前的最后一餐饭，点了许多爱吃的菜。我想打起精神，要了啤酒大口喝下，往常这样牛饮早喝醉了，可今天却毫无醉意，反倒眼泪险些夺眶而出，不知该怎么办好。菜肴送上桌后，母亲大快朵颐，很有食欲，我却连一口都吃不下，母亲问我为什么不吃？劝了几回，后来也就不再催我吃了。一想到母亲肯定知道实情，更觉得母亲佯装若无其事的模样愈发让人不舍。母亲大抵是要为我打气，才强作镇定。我感到有个黑暗的世界朝我铺天盖地逼近，而邻座那些谈笑风生的用餐顾客，也仿佛从我的世界倏然离去。
我们按计划去看了芭蕾舞，但我从未看过那般奇异的芭蕾舞。舞台上一无声音二没颜色，唯有舞者在眼前如影子般穿梭腾跃。我已经听不到音乐，也看不见任何色彩。身旁的母亲很高兴能在住院的前一天欣赏到期盼已久的表演，可我的眼睛虽望着舞台，却觉得只看到一片漆黑的虚空。
从母亲住院到动完手术的那段时间，大家都深信母亲的病是癌症，终日笼罩在低落的心情中。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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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手术这天早晨。母亲躺在床上被推进了手术室。母亲看来十分平静，让我们相当惊讶。进手术室时，母亲对我说“握握手吧”，说着便握住了我的手。母亲想必是认为这场手术难保不会发生什么不测。我有生以来还不曾体验过那么令人恐怖的握手。
手术从九点进行到十一点左右，这段时间我和伯母、父亲三人在病房里等候。反正已经知道手术的结果不会有好消息，父亲害怕承受打击，我建议父亲别到手术室那边，父亲也觉得留在病房等比较好。于是我和伯母两人到手术室门口，坐在椅子上等候。我心想大概不成了，但又似乎瞥见了一丝希望。时间一分一秒缓慢地过去，简直像蜗牛、乌龟爬行一般。
突然间，手术室的门打开，戴着口罩的主刀医生出现了。医生一边摘下口罩，一边跟护士说话，他的表情居然透着不可思议的淡定。接着，身材修长的医生朝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前的我们走过来，取下口罩的嘴边浮现笑容。我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他的笑容。伯母也立即站起身来。
医生对我们说：“好像不是癌症哦，真是太好了呀！”
他接着带我去显微镜室，让我这个外行看刚从母亲喉咙摘除的东西。医生指着显微镜下的东西说道：“请看，细胞没有破损吧？这表示不是癌细胞。”
当时我简直喜不自胜，立刻冲回病房把这个好消息带给父亲，父亲听了也拔腿飞奔到手术室门口。
不久，麻醉未醒的母亲躺在床上，从手术室里被推了出来。我害怕看见母亲的面孔，坐在椅子上转过身去。父亲也没有勇气看她，抱着我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哭出声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直到精密检查完全确定那不是恶性肿瘤之前，我们心中仍存有些许不安，但那种人生从最糟逆转成最好的喜悦，足以使人彻底改变人生观。我每天都到病房探视，见到母亲日渐康复，真是高兴极了。自从在那种可怕的不安中得到了救赎，我才透彻体会到母亲的重要。人生真是奇妙，母子俩原本保有各自空间的相处模式，在经历了这场劫难以后，又重回到紧密相系的关系。
那个瞬间，我忽然明白母亲对我的人生有多么重要。
本文是作者应杂志约稿所写的文章，发表在《妇人生活》一九五八年十月。收入《我青春漫游的时代》一书（三联书店2016年3月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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