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判断当时存在的中国经济问题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疫情以来，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认为“国内经济恢复发展面临一些阶段性、结构性、周期性因素制约”。
经过两年的疫情，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预期转弱”的概念，“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再提三重压力，“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2023年重点强调了“需求不足和预期偏弱”，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2024年9月政治局会议再一次转向，提出“同时，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为此，要求“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024年1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5.3%，2季度经济增长率4.7%，3季度4.6%，前3季度经济增长4.8%，远远低于政府5%的经济增长目标。十月以来，中央各部门出台了一些列增量政策，提振信心，改善预期。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出现的“预期较弱”问题和相应政策选择呢？
社会预期包括居民预期、企业家预期、银行家预期、政府预期、市场预期等。那么，是各方面整体预期都偏弱？还是预期偏弱存在结构性差别，需要政策精细化干预。因为居民是社会消费投资主体，本文重点研究最重要的居民预期。居民预期主要是收入预期、就业预期、消费投资储蓄规划预期、消费选择预期、房价预期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居民预期调查内容较少、频率较低、预期期限较短（只有季度预期），本文采用历年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
一、居民收入预期：主体人群率先下降
2023年2季度以来，中国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直线下降，2024年2季度开始低于疫情前平均水平，只有5%，低于疫情前最低的2017年4季度6%。经济理论认为，收入影响消费，而预期收入对消费影响最大。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预期转弱分为几个层次：一是主体人群即“认为收入不变”占比2021年4季度开始最先转弱，波动较大。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预期转弱”，2021年4季度以来，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中认为“预期收入基本不变”居民开始下降，从72.6下降到2024年2季度68.6，2022年2季度以来波动加大，但仍然具有绝对优势。二是看跌人群即问卷中“认为收入减少”比例增加，从2023年1季度14.5增加到2024年2季度19.1。三是看涨人群，即调查问卷中“认为收入增加”的比例下降，也从2023年1季度15.9开始下降，下降到2024年12.3。四是疫情以来多数年份，调查认为收入减少力量始终高于调查认为收入增加力量，但是减少力量尚没有动摇认为收入不变力量基础。2020年1季度认为收入减少者和认为收入不变者比例是44%，历史最高，此后下降。2023年1季度21%开始上升，2024年1季度达到28%。
二、居民就业预期：看跌力量上涨过快
2023年工资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56.2%，因此就业对居民影响较大。就业预期也存在几个特点：一是看涨力量即“形势较好，就业容易”从2018年1季度17.1开始下降，2024年下降到9.6，下降了7.5个百分点。二是看跌力量“形势严峻，就业难或“看不准”也从2018年1季度32.1开始上升，2024年2季度达到48.1，上升了16个百分点。三是主体力量即认为就业形势一般从2021年4季度50开始下降，2024年2季度下降到42.3，下降了7.7个百分点。四是就业预期调查中始终是看跌力量大于看涨力量，但是疫情以来看跌力量上涨过快。
三、居民储蓄、消费、投资意愿：转折点2015年
居民收入和就业预期是最基本的预期，其一定程度影响了消费、储蓄和投资等选择。居民消费、投资和储蓄反应了居民对未来的规划，消费体现即时满足，储蓄体现了延期消费和谨慎心理，投资体现了居民风险偏好提高和对未来的乐观。从2015年10月人民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完成，居民储蓄投资意愿开始转折。一是2015年2季度开始，居民“更多投资”开始下降，从2季度43.2开始下降，2024年2季度只有13.3。同期“更多储蓄意愿”开始上升，从39.9上升到2024年2季度61.5。二是消费意愿变化时间较晚，变化不大，“更多消费”意愿从2019年3季度27.7开始下降，2024年2季度只有25.1。三是居民投资意愿下降和储蓄意愿提升较大，疫情以来居民储蓄意愿提高了快20个点，投资意愿下降了15个点。
四、居民消费支出意愿：相对稳定
居民消费支出意愿具有一定程度稳定性，但是旅游消费等受到疫情影响波动较大，2016年4季度以来一直是中国居民第一消费意愿，受到疫情影响2024年1季度重新回到过去第一的位次。二是大额商品的需求始终处于下降，从2016年4季度25.5一直下降到2024年2季度16.2，虽然2020年和2021年有所提升，但之后仍然延续下降态势。三是社交文化娱乐需求2020年2季度开始上升，从16.7提高到2024年2季度20。
五、居民购房预期：看涨力量下跌过多
房地产业是中国最重要产业之一，居民购房需求既是消费需求也是投资需求。2022年以来政府出台很多政策应对房价大幅度下降，那么居民对房价预期在疫情前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吗？长趋势看2017年4季度居民购房需求从23.2持续下降到2024年2季度14.6。具体看，一是看涨力量从2018年2季度36.5一路下降到2024年2季度11，下降25.5个百分点。二是看跌力量从2021年2季度10开始上升，直到2024年2季度23.2，上升13.2个百分点，中间也有短暂回升。三是稳定力量在2022年1季度开始下降，从56.7下降到2024年4季度52.3，下降4.4个百分点。这是第二轮稳定力量下降。第一轮稳定力量下降从2015年1季度53.9下降到2018年2季度44.7。
六、预期管理：理性预期，差别化预期管理
预期管理是一门科学和艺术。首先从中国居民5个方面预期演变可见，预期弱化起源于2015年、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只是强化了这种趋势，因此预期管理首先要深度了解预期弱化的周期性、阶段性原因。其次，长期看居民一定是理性预期，因此预期管理要解决问题，必须明确政府有目标有阶段透明解决深层次问题方案，才能获得居民信任度，居民预期调整。政府切不能制造意外，因为公众显然比经济学家聪明。再次，预期管理需要精细化。居民收入预期调整最早的是主体人群即“收入不变”者，而其它两个人群变化不大，因此收入预期要重视稳定主体人群。就业预期问题出现在2018年，且预期就业严峻者上升过快，因此稳定就业核心是稳定职业脆弱人群。居民投资和储蓄意愿在2015年出现趋势性变化，政策应该立足解决体制机制等问题。居民消费支出意愿有一定稳定性，除了稳定旅游等预期之外，长期以来大额商品支出呈现趋势性下降，因此不可对“以旧换新”等政策效果期望过高。房价预期主要是看涨力量下跌过多，即投机客心灰意冷。最后，针对中国目前经济问题，一些学者建议大水漫灌，其本质忽略了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结构性、阶段性，也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现阶段周期叠加性，即人口老龄化叠加高债务、国际竞争环境恶化等，因此政府政策必须确保就业优先，可适度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只有政府逐步有效解决周期叠加问题后的货币政策刺激才能有效，否则理性的公众会预期到大水漫灌的最终博弈解，开展一轮博傻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