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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意吾爱：今天是我俩订婚的七周月纪念，国仇友恨，岂堪回首。”何谓“国仇”？何谓“友恨”？我们从头说起。
1931年12月22日，蒋介石最信赖的青年将领，第十八军军长陈诚在吉安驻地像往常一样给未婚妻谭祥写信，所不同的是，他刚刚提笔，眼角早已湿润。“曼意吾爱：今天是我俩订婚的七周月纪念，国仇友恨，岂堪回首。”何谓“国仇”？何谓“友恨”？我们从头说起。
1931年12月22日，是陈诚与谭祥订婚七周月的日子，但陈诚心情遭透了，手书＂国仇友恨＂
1927年7月，在汪精卫“分共”前夕，邓演达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秘密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11月，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三人联名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中山遗志。
1930年5月，游历考察了欧亚数国的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担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与陈诚交谊较深的黄琪翔任设计委员会主席委员，主管军运工作。
邓演达
9月1日，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在他创办和主编的《革命月刊》上刊登。
“我们坚决相信，三民主义这个名称虽然被叛徒们所盗窃，它的内容虽然被叛徒们所曲解，但三民主义的真相，却并不因此而受丝毫损失。我们要努力去打倒这些叛徒们，恢复中断的中国革命”。
“我们争斗的目的，是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的矛头直指南京国民政府。
陈诚和邓演达的个人关系非同一般，坊间一直盛传陈诚与邓演达及“临委会”高层人物有过相当接触。据时任第十八军军部少校副官的邱行湘回忆，陈诚赴日观操之前，他送陈到上海，同住在法租界爱咸斯路上的寓所内，当时曾看到过“临委会”的文件，黄琪翔等不时与陈过从，谈话多保持秘密状态。
陈诚，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
“临委会”主要干事之一朱蕴山晚年透露：“当时的陈诚曾经秘密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事属机密往往扑朔迷离，“临委会”争取陈诚反蒋，邓演达介绍庄明远、丘新民、陈烈、曹金轮、胡一等人到第十八军，都得到了礼遇和妥善的安排。1931年6月22日，邓演达写信给黄琪翔，明确告知：“11师又14师的工作，现在大规模的进展，已派特派员去指导。”
宁粤冲突激化，“临委会”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放下红军不打，也不能放纵两广的割据不理，已是多方受制。邓演达决定加快起兵倒蒋的步伐，亲自带领几名得力的干部，去江西指挥陈诚的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事，攻取南昌。同时派出联络员，通知所有建立了联系的部队，一起响应军事行动。
据“临委会”组织部干事罗任一回忆，当时一些地方部队愿意参与，比如第十九路军、新编第二师、新编第二十师等，甚至第十一师也有部分听命行动。那么陈诚本人是否知晓邓演达的“倒蒋”计划？或者事先有过一些承诺？答案是否定的。罗任一撰文指出，邓演达打算去后当面与陈诚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邓演达估计陈诚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至于忘恩负义，“最后是陈只好自己离开，让邓去领导他的军队”。
显然，这是一次前途难测的冒险行动。临行前三天，邓演达与朱蕴山话别：
“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
如果邓演达能够顺利成行，陈诚势必面临艰难抉择。然而事与愿违，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干部训练班学员作结业讲话时，因叛徒陈敬斋告密而被租界巡捕拿获。黄琪翔当晚也差一点被捕，幸亏机警，逃过一劫。翌日，邓演达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旋即押解南京。
邓演达被捕后，上海《申报》连续报道了羁押情形。消息传到江西，陈诚心急如焚，电请蒋介石“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介石同意“准从宽大办理”。 8月31日，陈诚写信给未婚妻谭祥，娓娓说道：
“邓择生兄系我的好朋友，亦总座（蒋介石）所素知。此次闻择生兄被捕，心甚不安。每忆我与择生，虽因各人主张不同，各行其是，而私人情感实未因此而稍减。前日电总司令，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因总司令对择生兄，不但是政敌，且私人情感亦极恶劣，实择生兄过去有过分之处。此次被捕定祸多吉少。顷接总司令复电，准从宽大办理。在公我固须随总司令为党国努力，在私总司令之恩亦不能不报。”
不久，报载“中央常会决议严惩邓演达，将组织军事会审严加审判”。陈诚心情跌到谷底，不禁向谭祥述说起心中苦闷：
“如报纸所载果确，我实无以慰故人，且连年目睹诸同志之互相仇杀，此心痛苦不可言宣。决步立三兄（严重）之后，对于总座之恩，只有图报于来生也。”
言下之意，保不住邓演达活命，只好辞职不干。
1931年9月，陈诚得知南京中央决议严办邓演达，写信给谭祥表达忧伤之情
此后，陈诚又焦虑地接连写信给谭祥：“择生兄事有无所闻，盼速示知”，“择生兄事有无所闻，盼复”。9月15日，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引起陈诚极度不安：
“黄琪翔与邓演达介绍到十八军工作人员，并与邓黄有关系者，望切实注意，查获其证据中（邓致黄函），有已找出极好能手，在十四师大规模的进行一语。望详查速复。”
与邓黄有关系者即指庄明远等人，蒋介石明显不想把陈诚推向对立面，“望切实注意”云云可谓给足陈诚与邓演达划清界限的空间。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相信大家一定好奇陈诚如何“详查速复”，给蒋介石一个交代，但是很遗憾，有关史料目前处于“缺失”状态。
几天之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陈诚电呈蒋介石、张学良：
“倭寇凶横，借端启衅，占我沈阳，辱我军民，犹复续开驻韩倭军入境，节节侵迫，此种举动，欺人太甚，凡属国民，同深愤慨，国难之急，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民，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执戈待命，谨候明示。”
21日，蒋介石从江西前线回到南京，召集军政要员商讨对策。在翌日举行的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蒋介石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家存亡，关系至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国民政府告国民书》强调“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引起普遍不满。
24日，陈诚再度请缨抗日：“倭兵据辽，全国悲愤，我政府除明令对日宣战外，别无瓦全之道。”陈诚不赞同“先安内后攘外”，他诤言蒋介石：
“倘仍畏首缩尾，一再含忍，幸图苟安，与反动者纷纷借口之机，必益坠政府威信，若旷日持久，冀如五三之役，以秘密外交解决，则从此国人倍增缺望。存亡之机，间不容发。钧座四旁，均党国前辈，老成有余，应变不足，无可助决大计者。万祈勿事道谋，辗转坐误。如蒙俯纳刍言，而以昔日打倒军阀之决心，领导职等打倒帝国主义，则幸甚矣，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顺着时局的发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态：“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声言自己要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坐镇。各地请愿学生当时在国民政府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断敲打，以示催促。12月15日，蒋介石内外交困，通电下野，“北上抗日”之事终未实现。
还在12月初的时候，邓演达被秘密处死的消息就传得沸沸扬扬。宋庆龄闻讯找到蒋介石，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介石眼看无法掩饰，才说出一句“这个人见不到了”。
邓演达之墓
原来邓演达在拘禁期间拒绝放弃政治主张，坚决“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11月29日已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除掉邓演达呢？朱蕴山说得最透彻：“蒋介石之所以要在下野之前决心杀害邓演达，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他想到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干掉，将来对他的威胁最大。”
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宣言》，斥责蒋介石“阴狠险毒”，痛批“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的领袖”。
陈诚一时不明真相，以为邓演达被判死刑，尚未执行，决心通过辞职迫使蒋介石网开一面：“顷据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处死刑。人亡国瘁，痛彻肺腑，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江西匪乱犹炽，自宁都陷后，益形猖獗，请饬朱主任（培德）速莅江右主持。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
蒋介石的回复毫不含糊，“不能因公害私，因友忘党，有负职责”。12月20日，陈诚依然以为邓演达尚在人间，为保挚友一条生路，他近乎哀求地电呈蒋介石：
“职久承嘘植，论私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钧座。而职追随钧座革命数年，无时不勉为一士之谔谔，殊未敢丝毫上干以私，久隶帡幪，当承睿察。而于择生处死，独斤斤以为不可，妄附古诤臣之末者，盖一为国家惜才，二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钧座继先总理之宽大也。万祈俯赐采纳，贷择生一死，则职有生之日，即报答钧座之年，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陈诚营救邓演达的态度无疑是严肃、真诚的，他虽为蒋介石的宠将，但绝不做蒋介石“亦步亦趋的影子”。22日，陈诚确认邓演达已经惨遭枪决，流着眼泪写信给谭祥大发感慨：
“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复何憾？惟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为革命前途、中华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
想到对外不能抗日，挚友又为革命丢掉性命，陈诚禁不住“伤感交集，神志昏乱”，似乎没有勇气再做任何事情。谭祥好言相劝，毕竟邓演达的死早已造就事实。陈诚也承认，“论私谊择生不过系我友，而蒋先生实无异父兄”，调整心绪后的感情天平终究还是倾向蒋介石。毕竟，现实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终选择。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祥在上海沧州饭店喜结良缘
不过，陈诚对于“临委会”介绍过来的人员，态度始终一如既往，尤其是庄明远，抗战后期官至军政部军需署储备司中将司长。
1948年10月，陈诚移居台北阳明山静养之前，打算接庄明远一同前往，庄婉言拒绝，后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被任命为国家交通部供应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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