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列宁在失败的1905年革命十二周年之际向一群瑞士青年的一次演说【2】中警示道。他的话与仅仅六周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倒台一道促成了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一则经典笑话：“示威时别落下，因为革命可能开始了！”
但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里很清楚的是，列宁明白他祖国的政治局势随时可能达到鼎沸。三百年来，罗曼诺夫王朝用铁腕统治着俄罗斯，后来是一个不断扩张以至于俄语居民成了少数的帝国。
沙皇们远没有在孤立中坐以待毙，提供庞大的农民军队支持着君主制度和对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兴起民主与民族运动的反动，他们给西欧烫上了自己的保守烙印。罗曼诺夫家族甚至在《共产党宣言》【3】开场白列举的死敌名单上赢得了头牌地位。但当二十世纪的黎明来到时，帝国的根基已满是破洞。
在《俄国革命史》中，列夫·托洛茨基通过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必然的不平衡解析了【4】俄国社会的动荡。尼古拉坐在一个各种地域和民族的大杂烩上——他官方头衔的一小段是“所有俄罗斯人、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皇帝和统治者，喀山的沙皇，阿斯特拉罕的沙皇，波兰的沙皇，西伯利亚的沙皇……和斯摩棱斯克大公，立陶宛的……等等，等等，等等”。
首先且首要的是，沙皇是一个比西欧封建主同类多存在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大土地贵族等级中最大的地主——农奴制只是到1861年才废除。三万统治者的等级占有着大约一亿八千九百万英亩土地（平均有地产5400英亩），或者说比五千万贫中农所占有的土地总和还要多。
不仅仅是提供了“农民暴动的现成纲领”【5】，这些数字更显露了工业化的西欧与农业的俄国之间生产力不断扩大的鸿沟。出于担心技术落后会葬送军队，沙皇依靠英法的银行支持着位于圣彼得堡等城市里现代化且高度集中的军事与冶金工业。世界上最大的一些工厂在俄罗斯大地上拔起，集中在里面的是一个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新阶级。列宁在1899年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估计【6】，到19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里有一千万雇佣工人。
沙皇试图用鞭子将这个“混合体”维系在一起。以黑色百人团而臭名昭著的反犹团体游荡在乡间恐吓犹太人，大俄罗斯主义禁止用当地语言进行教育，罢工则遭到军队镇压。在夺取西部海港的渴望和煽起的爱国主义火焰下，沙皇在1904年投入了对日战争，但日本优势的装备和作战灵活性很快将国内的反对推至沸点。
1905年1月9日，成百上千的工人、学生和穷人跟随着牧师加邦神父上街游行，恳求沙皇减轻他们的重担。他们遭遇了刺刀和实弹射击，在街上留下在了数以百计的死伤者。
正如人们逐渐知道的那样，1905年的革命总预演暴露了一场诸多方面的社会冲突:农民反抗地主，工人反抗老板，以及几乎整个国家（包括中间等级的某些部分，甚至是一些资本家）反抗君主制度。
到一切都结束时，波将金号战列舰上的水兵们暴动了，七分之一的省区里农民烧毁了地主豪宅，一个新词语走进了国际左翼的观念里，正如列宁表述的那样，“一个特殊的群众组织形成了，那就是著名的由所有工厂的代表组成的工人代表苏维埃”。【7】
罗莎·卢森堡——她本人就是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成员——总结了不仅是俄国的情况后，宣告“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采取每一重大革命行动时的第一个天然的、自发冲动的形式”。【8】
在革命中，社会主义左翼发展壮大了。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先是统一然后分裂的著名的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前的几年里——不算上与犹太人、波兰人、芬兰人的重要组织和其它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复杂协商——可能有不同派别的大约一万名支部党员。到1906年的所谓统一代表大会时，已有数万人加入，而到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时【9】（包括它在国内的支部），尽管遭到了野蛮镇压，成员数已上升到150，000。
沙皇在最初是如此惊恐以至于同意了向革命做出一个让步，就是建立叫杜马的一种摆设式的议会。一开始，城市工人甚至没有被授予选举权，虽然后来修改为每两千个地主选出一个代表而工人则是每九万一个。这点微薄的出价既超出了尼古拉想给的，但又平息不了革命，于是政府把俄罗斯变成了坟场——一万五千人被处死，两万人被打伤，四万五千人被流放。鲜血一度窒息了火焰。
到1912年初，罢工再次增长起来，直到在一个名叫勒拿的西伯利亚金矿城镇沙皇军队射倒了数百名罢工者掀开了锅盖。工人阶级就像涅盘重生的凤凰一样站起来了，社会主义政党再一次扩大，罢工激增。1914年，社会主义报纸《真理报》的每日发行量达到三万至四万份——在一个大半是文盲的国家。
1914年的夏季是俄国处于崩溃的极限——现状已经变得不可忍受了。尼古拉于1914年7月19日对德宣战。只有这个时候，而不是远东边界同日本大体上有限的冲突，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将饥荒和瘟疫带到君主制的家门口。
但是，在战争开始的日子里，一阵热烈的爱国浪潮抬高了沙皇的地位。成百上千的农民子弟和年轻人踊跃参加军队和遍布城市广场与乡村空地的民族主义集会。
但所有那些驾驭了1905年的冲突很快就白热化。大战以几乎不可思议的程度将“拥挤的墓地”带给俄国群众。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演了欧洲大陆上最落后最不发达的社会体系投入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经济的生死争斗的奇特景象。结果则是可怕的。
在沙皇的帝国军队里有三百万士兵死亡，另有四百万人受伤，在一亿七千五百万总人口中还有三百万平民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因素。面对德国的军事科技，沙皇把成百上千缺乏武器、装备不良的士兵送向无疑的死亡。在1915年、1916年和1917年的整个冬天里，数万士兵仅仅是冻死在战壕里的。
与此同时，宫廷已经堕落败坏到了新的高度。神秘的神父拉斯普京控制着皇后亚历山德拉，要求她的丈夫像伊凡雷帝那样惩罚所有不忠诚的行为。他的影响如此大于是俄国贵族们将其谋杀以图恢复对尼古拉和战争政策的影响力。在从皇室这口井里喝了几个世纪的水后，贵族现在害怕起会受他腐烂着的政治尸体的毒害。正如长谷川毅记述的，沙皇夫妇“拒绝理解外面的世界”。
农民反抗正如1905年那样随着战事拖延而増加，不过这次集中在一个新形式里，也就是站壕里贵族军官与农民士兵的冲突。每当一个军官下令向着德军火力发起自杀式冲锋时，处在危险中的不仅仅是农民士兵个人的生命，还有那些依赖儿子们回家照料和劳动的家庭的未来。不仅如此，为了供应军队农民家庭的口粮和来年庄稼的种子已被抢走了。
或许尼古拉，或至少是君主制度，可以从农民不断增长的愤怒、灾难性的军事失败和他自己阶级的不满中幸存下来。但是一个甚至更强大的敌人站起来了。正如战争将战壕填满鲜血，它也将圣彼得堡填满了无产者。同样是那个在1905年与这个制度战斗到底并且为自己的努力遭受如此多苦难的劳动阶级，现在被依赖于生产和运输沙皇的战争所倚杖的每一支步枪、每一粒子弹、每一颗炮弹、每一节车皮。而且，尼古拉别无选择只能去加强这个仇敌。
长谷川毅报道称，在1914年到1917年间，圣彼得堡的工人数量从242，600增长至362，000，或者说增长了约62%，有四分之一的雇员是女性。在早先战争初期爱国主义的日子里，罢工在逐渐减弱——例如，1914年战前有大约110，000工人罢工纪念流血星期日，1915年1月9日只有2，600人走出来。但随着战事崩溃，罢工大幅增长。在1916年九月至1917年二月的六个月里，约有589，351名工人罢工，其中约80%参加的是政治性罢工。
还有，在这些群众运动中，坚强的社会主义组织通过长时间的斗争来融入工人。数千革命者在1905年及随后的镇压中失去生命，还有数千人被征发送去前线以清除工人运动中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事实上，沙皇的警察几乎已经在好几个地方消灭了有组织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但是，十多年来隐蔽的激烈冲突、地下党组织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种子已经扎根了。
不像德国和法国大部分重要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层在一战中都支持自己的统治阶级，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接受了反对战争、国际主义的原则。总的来说，圣彼得堡事实上涌现了大量革命社会主义者，他们组织在处于各种竞争与合作状态的党团里，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区联派、社会革命党甚至无政府主义者。
当然，也有些知名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最显赫的是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曾被列宁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尤里乌斯·马尔托夫奉为导师的人。
总之，1917年的前几周已经接近满足列宁称之【10】为“革命基本规律”的先决条件，也就是：
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在反抗战争带来的条件时并不孤单。卡尔·李卜克内西与支持战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决裂并在议会投票反对战争，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写下了反战的《尤尼乌斯小册子》，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宣布了一个圣诞节单方面停火协定，美国社会主义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会极力阻止伍德罗·威尔逊发动战争。
但是俄国社会、经济、军事危机的深度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与组织（不算士兵、农民、学生和被压迫民族不断增长的反抗）在1916—17年的冬天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
在所有这一切的顶端，一个美好的幻想（如果不是广泛流传，足够普遍的话）将广泛的反沙皇运动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砍掉了君主制的脑袋，和平、民主和繁荣就会来到俄国。
要不了多久俄国革命运动的这份毕业论文将付诸答辩。二月只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