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里，《燕京书评》编辑部的记者编辑们读到了哪些值得推荐的书？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开来，至今未能消退。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全球局势，抑或美国大选，乃至心灵世界，如同一场突兀而至的全人类大鏖战，我们被迫陷入各种非正常状态，牛津词典将2020年称为“无语之年”。
《燕京书评》，就诞生在这并不平凡的一年。在世界的动荡与内心的不安之间，我们希望参与世界的对话。无论是对旧事物的兴趣，还是对新时代的好奇，都是这枚新生儿的懵懂愿景。如同正在生长的新生命，我们期待能在时代的荆棘丛林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作为文化类新生媒体，《燕京书评》从过去一年的图书出版中遴选出了部分著作，以编辑部的名义分享给所有的读者。这份书单，未必代表着某种野心的意志，却渗透着私人选择的趣味。或者，更多来自于记者与编辑们的阅读记忆。
不管如何，这份书选名单，将与其他图书榜单一起，呈现我们时代阅读的多张面孔之一。
【十大书选】
（排名不分先后）
《记忆记忆》，[俄]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著，李春雨译
倏忽之间，二十一世纪竟已过去二十年了，而我们对二十世纪的糊涂账至今没能说清道明。无论是公共历史，还是私人叙事，二十世纪的诡谲风云或微弱呼吸，依然还遗留着如何追忆的历史命题：庞大的历史进程如何影响不同的家族叙事，狰狞的历史痕迹如何形塑私人的生命叙事，历史与生命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去记忆，后代到底该如何去叙述前辈的经验？
面对家族记忆、民族记忆、社会记忆与国家记忆互相缠绕的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该如何记忆与重述呢？当代俄语世界著名诗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借助书信、日记、照片等遗物，在公共记忆与家族叙事的双重叙述下，构建了一部融合着历史叙事、哲学思辨和文学随笔等多种体裁的复合著作，以一种实验性的复合框架重新追问后辈对历史的记忆伦理及其困境：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人以什么方式来记忆？
在《记忆记忆》中，玛丽亚·斯捷潘诺娃通过一个瓷娃娃的命运来重新追问个人、家族与时代的记忆伦理，在叙事与思辨互相缠绕的追问之后，她说：“确定无疑的是，当下活着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们全靠奇迹和偶然才活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这个瓷娃娃有多重寓意：首先，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不是脚会受伤，就是脸会刮花；其次，空白和缺陷是生存的必然伴侣、隐秘发动机和加速装置；再次，只有伤痕将我们从批量产品变成独一无二的单品；最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瓷娃娃，20世纪集体灾难的批量产品，同时也是其survivor和被动受益人，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萧轶】
这部著作收录钱永祥先生过去十多年写的政治哲学论文，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丝毫不过时。他对自由主义所做的理性而且动情的辩护，在当下自由主义危机甚嚣尘上的时代更突显价值；他所讨论的普遍主义、哈耶克的演化论、施密特的政治观、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评等，是大陆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他希望把道德关怀带进政治生活，追问每个人“活得好不好”，从而反思政治制度，具有普世现实意义。
在他看来，政治哲学密切关注、介入社会生活的现实，所推敲出来的观念与价值，攸关无数人的切身权益，容不得心态上丝毫的奢侈纵欲或者轻浮虚无，尤其要警惕思考“若有所得”时难免的道德优越感。为了善尽自己在伦理上与理知上的责任，他批评许多流行观点和误解，深刻犀利又娓娓道来地说理。
所谓“动情的理性”，一方面指政治哲学情理兼顾的双重性格，另一方面指他在写作中所积郁的个人心境。我们在全书的文字中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而这种“动情的理性”的文笔在中文政治哲学著作中非常少有，独具魅力，加之联想到钱先生的生命实践，很难不为之动容。
【曾梦龙】
“第三帝国”三部曲， [英]理查德·J. 埃文斯著
赖丽薇、哲理庐、陈壮、赵丁译，理想国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迄今为止最为完整丰富的第三帝国史。全书叙述从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开始，进而追溯战时魏玛共和国分裂的政党制度。在没有法治基础的情况下，离心式的民主制度并不牢固，党争过于激烈且时有暴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以及法国提出苛刻的赔偿条件，使得德国人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希特勒应运而生，他以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为假想敌，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理论成功煽动了德国民众。
希特勒的克里斯玛，更是激发了一批忠实党徒和狂热分子。希特勒领导纳粹党不断壮大，通过民主的机制上台，之后又终结了民主和德国的联邦制，摧毁其他政党并控制媒体，钳制社会，成功建立起右翼极权主义统治。对外战争初期的胜利，不仅使得希特勒的克里斯玛进一步加强，德国人更加大了对他的支持。但是，随着德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希特勒的克里斯玛也褪去了光环，德国人最终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三帝国三部曲”，以恢宏的视野和全面深入的叙述综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是第三帝国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张弘】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美]格雷格·卢金诺夫、[美] 乔纳森·海特著
田雷、苏心译，雅理译丛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版
近些年来，极化思维所带来的网络言论或社会运动在全球变得越来越兴盛。在国内，一言不合就撕逼拉黑的社会现象，也成为了社交时代的流行症候。甚至，全球在近些年来都盛行起了一股举报与抵制的时代气氛。对于近些年来的个人极端化社会思潮，很多人将之归为社交媒体及其传播机制所带来的心理影响。
在《娇惯的心灵》中，作者也同样发现，生于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惯于在社交媒体构筑的虚拟世界里寻找意见的共鸣，他们往往面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时会采取举报的方式来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甚至侵蚀到了我们时代的教育基础，以及我们认知世界和现实实践的心理基石。
四十年前，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提出，真正的开放应是个人在各种价值之间的坦诚对话乃至冲突中做出严肃选择；而今，《娇惯的心灵》再度回到了这个时代命题：以爱之名而过度实施的安全主义文化，让这一代人自家庭到学校都被过分安全地安排着道路，善意的保护收获着苦涩的后果，最终酿就的是“脆弱的一代”——不愿承担任何挫折，不愿善意理解不同看法，不愿接受现实生活的复杂结构，与其治疗不如逃避。这种脆弱的心理与政治正确汇合之后，在高校中便衍变成了教师必须讲述进步的言论，进而取缔了看似并不正确的“反动”言论，从而丧失了发现真理的思辨道路，让大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向变成了政治正确的时代观念，一旦发现越安全之界，举报与抵制便成了家常便饭。
全书讲述的更多是年轻一代的成长文化，但终究指向着我们时代的社会氛围，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所面临的激化。尽管《娇惯的心灵》讲述的是美国的“钢铁是怎么没能炼成的”故事，但副标题被改译为“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想必对国人而言，添了一份语境挪移下的在地启示：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乃至社会，到底怎样的教育才是真正好的教育，才能造就更好的人格，才能铺就更好的成长道路？
【萧轶】
作为著名报人、出版家和杂文作家
（笔名严秀
），曾彦修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从思想激进的少年到历经沧桑的文化老人，曾彦修不仅穿越了20世纪大半时间，并且在21世纪卓有影响。其人格、风骨令人称道；其秉性、作为堪为表率。
曾彦修少年即参加革命，之后奔赴延安，经历过抢救运动和延安整风。他曾经在张闻天手下工作，跟随他下乡调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以及人民出版社社长等职。在南方日报时，他曾经为了避免错杀，直接向叶剑英汇报，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在“反右”期间，他拒绝整人，将自己划为右派。“流放”到上海期间，他没有在运动中跟风，坚持不冤枉一个好人。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期间，他直接对抗某上级领导，拒绝自诬。在经历的所有运动中，曾彦修都以人道主义为底线，在大势中保持清醒了冷静，因此可以留下这样的诗句：“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本书不以文采见长，不以思想的深刻为强项。但是，在林林总总的传记和回忆录之中，它无疑是一本讲真话的书。
【张弘】
《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美]沙希利·浦洛基著
宋虹、崔瑞译，万有引力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新冠疫情爆发时，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撰写的一篇关于HBO电视剧《切尔诺贝利》的观后感在网上流传。他认为，“信息”的流通问题影响苏联当局对核反应堆安全性的判断，导致盲目决策，引起事故发生，误判事故后果，延迟居民疏散，酿成重大失误。这启发人们反思类似苏联这样的封闭系统中的组织决策和救灾处理。
不只疫情，单就切尔诺贝利事件本身，也值得我们了解。这场发生于1986年的核泄漏事故震惊世界，重创苏联核工业，影响苏联整个体制，成为意义复杂的全球文化符号。但是，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著作并不多，其中最有名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1997年出版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不过，这本由于成书时间较早，无法囊括更长时段的进展与影响，如2000年核电站关闭、2018年完成对受损核反应堆的最新覆盖。
哈佛大学教授沙希利·浦洛基写到了2018年，他利用最新公开的档案和政府文件，采访诸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谢尔巴克等事件亲历者和相关主题作家，从较长时间维度描述这次核灾难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将核事故仅仅归罪于运转失灵的苏联体制和此类核反应堆的设计缺陷过于简单，导致灾难的原因之一，时至今日依然显而易见。
“权威的当政者希望增强国家实力，巩固本国地位，希望经济加速发展，克服能源与人口危机，但对于生态问题仅仅是给予口头承诺。比起1986年的情形，如今这些情况变得更加明显。假如我们不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汲取经验的话，切尔诺贝利式的灾难很可能会再现。”浦洛基在书中写道。
【曾梦龙】
城乡，阶级，家庭与学校教育，身份区隔，自我解剖，都是常常提起却又缺乏整理融会的话题。而它们在作者迪迪埃·埃里蓬的个人史中，经过学院派的分析工具，展现了性别、政党、职业、审美等不同线索于阶级分立的交织。无论是当下全球政治极化的氛围，还是知识人寻找认同的挣扎与惶惑，在这部反思性回忆录里都能找到不少对照。这些是《回归故里》取得良好反响的依据。
埃里蓬在书中回忆，虽然自己求学时便服膺左翼思想，但在生活中仅仅将工人阶级看成一个理念中的崇高群体，和工人家庭的理念冲突使他更希望逃离出身的阶级，宁愿选择用性别身份定义自己。但现实变化是，人们从抗争转向“现代化”，“个体责任”取消了社会不平等，曾经支持左翼当权的家人开始投票给右翼甚至极右党派，自己则偶然地逃过“学做工”的命运。
埃里蓬由此发问，从家庭内部的撕扯延伸出左翼退潮的历史图景，揭露造成少数群体边缘化的暴力机制。他也意识到，拥有相同的社会位置，不意味着拥有相同的社会现实。我们所处的位置本就是多个社会宿命的交叉处。他借此含蓄批评了单一类型的身份政治，试图与压抑不安的过去和解。不过，本书的价值，不在于一个宽慰的结果，而是勇于直面过去、反刍社会并继续出发的自省过程。
【钟昱赟】
《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理查德 ·普雷斯顿著
姚向辉译，译文纪实丨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当我们论及非虚构作品为何存在时，理由之一便是现实在某些情况下会超过人类的想象力，因为在很多时候即便是虚构也无法承载现实的荒诞。而什么样的题材是适合非虚构的？类型之一便是超出人类认知的，或者打了人类一个措手不及的突发事件，比如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新病毒：《血殇》的主角便是一个被命名为埃博拉的丝状病毒。
非虚构的力量即在于此：因为埃博拉病毒对人类是全新的，无论人们如何“虚构”，也虚构不出当人类和新生病毒赤身肉搏迎战时的悲壮，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神性”。因为人类无法想象人性本身，当危机来临人们会释放出多大的善意，或者将迸发出多大的恶与之同行。
和前作《血疫》相比，《血殇》更从容不迫地安排材料，让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在作者安排下出场。作者甚至可以轻松地跳跃时间，因为此书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这个消失数十年、本不属于人类的病毒再次在人类身上出现。
本书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师从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麦克菲，他用尽所有的办法让读者知道丝状病毒是什么？它由什么构成？它如何侵犯人体？他抛弃了意蕴绵长的复杂句，转而有力地用一个个精准的简单句直接面对丝状病毒，这是一种精准又可读的科学写作。2020年，我们又一次遭遇了一个全新的病毒：SARS-COV-2，却又一次溃不成军，普雷斯顿一语成谶。
【张笑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