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

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

文 / 柳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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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先生（1919.12.19—1993.9.30）

照片转自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No.25,1995

先生（1919.12-1993.9）生于贵阳，长于上海，毕业于燕京大学（1940）。太平洋战争爆发，先生参加抗日，与师友多人被日本宪兵收捕，饱受折磨，背上鞭痕烙印终身。大战结束，先生得洪业老师推荐，出任东京军事裁判中国代表团史料专员，态度持平，溥仪手书“东海妖氛靖，披怀饮千杯”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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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手书

之后，先生游学美国，担任华盛顿大学及耶鲁大学协理研究员，于一九五○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并留校创办东亚课程（East Asia Program, Interdepartmental major on Far Eastern Studies），后转往史丹福大学，襄办史丹福（语言）中心（Stanford Center, 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s Studies）,一度担任理事会主席。一九六五年，先生转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讲述中国文化史（大学部）和宋代政治、制度、及思想史（研究院），于一九八八年退休，晋升荣誉教授，较前亦获匹兹堡大学颁授荣誉奖位（一九八四）。

先生自号半宾居士，曾谓“多读多写还多忘，半山半闲半宾。”半山是王安石，半闲是贾似道，二人毁誉不一，但安石推行新政，似道实施公田，都是有作有为，这是先生难以忘怀的。对宋史研究，除了发人深省的丰富著作外，先生最大的作为，在于开创。一九六三年，先生以旅美学人的身分积极奔跑，与本地学者成立“宋史座谈会”，结合老中青三代和四方学人进行切磋，至今已三十周岁，所谓坐而论道，气氛活泼自由，助长学术交流。一九七○年，先生推动的Sung Studies Newsletter出版，此举不但是断代史研究速报的先驱，而且代表了整合国际宋史研究的努力，到今日已一再升格为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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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与会者签名

一九八四年，为促进国际的沟通合作，先生发起第一次正式的国际宋史研讨会，并亲自到大陆说明会议的性质和台湾与会学人的背景。此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大陆、台湾、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批学人首次共聚一堂，既切磋学问，也联络感情，踏出日后合作的大步。即是在伏枥之年，先生仍推动中美合作，每年资助一位美国汉学家在暑期轮流在台大和清华开办研习班介绍美国的汉学。开花结果，一九八九年，中、日、欧、美四十五位学人写成《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庆祝先生七十大寿，由日本出版。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在“前言”并说：“据我所知，久居国外的历史学家，第一个回到大陆，把欧美历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向我们作了简要介绍的，也正是子健先生。这使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史学者，大有顿开茅塞之感，彷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既活泼了他们的思路，也激发了他们的志愿。”这样的奔走经营，实由于先生对学术理想的坚持；一方印章刻着“今卢黑马”以自况：黔是故乡贵州，驴是择善固执。先生为人如斯，为学也如斯。

先生治宋史，主要是政治、制度、和思想。早年的名著，包括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 (1221-1286) and His New Policies（一九五九，有日文节译）和《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一九六三），都有中、英、和日文的书评。重要的中文论文，大都收入《两宋史研究汇编》（一九八七），书前并有自撰的回顾与展望。在前述邓广铭教授的“前言”后，复有东京大学斯波义信教授的《刘子健教授：人と学问》。从这些书评、反思、和介绍，都可看到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成就，无须转述。令先生遗憾的是，晚年最后的一部书，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一九八八），内含不少新颖的观点和问题，却一直没有较详尽的书评。以下就介绍这部闭关之作，以概括先生的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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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January 1, 1959

先生曾説，学术训练的重点有两层，一是问有意义的新问题，二是提出合理的新解释，过程就是胡适先生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看要用怎样的“架构”，怎样的“假说”，和怎样的“资讯”。本书的首章，就是说明问题、假说、架构、和资讯。

先生以为，各种文化或各种时代都有不同的重心。二十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的重心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和思想。从这个角度看宋代，便发觉两宋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可称之为“两宋之际文化内向”。在政治上，北宋士大夫犹能与君主“共治天下”，但南宋的君权高涨，或由少数的权相代行，大部分的士大夫都不能参与决策，言官也沦为政治工具。在思想上，北宋堪称“气象博大”，而南宋尽管有朱熹等少数杰出学者，但一般都没有开拓新境界。其他方面，例如文学，为什么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只有北宋没有南宋？又如经学，南宋是否较北宋流于繁琐狭隘和缺少原创性？又如史学、尽管在数量上南宋超过北宋，却出现不少互相攻讦的作品以及史观凌驾史实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南宋文化衰退，而是说南宋在北宋已建立的基础上不再作广度而是作深度的延伸。以树为比喻，它不再作枝叶的伸展而作根部的深化；例如新儒学家的教育和社会事业，使新儒学的理念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成为固定的生活文化和价値观念，且一直笼罩着元明清的社会，可称之为“新传统” （Neo-tradition）。

那么，这种内向是如何产生的？过去有四种成说：一是国土的缩少导致自卑与退缩，二是财政困难以致文化事业不得推展，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地主阶级说，四是政治的黑暗。先生一一指出这些成说可取和不足之处，后者例如国土的缩减和对金称臣并不妨碍南宋士大夫有着文化的优越感，文化发展的资源仍相当充足，造成北宋文化辉煌的也是地主阶级，而政治黑暗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则有待澄清。接着，先生说明了本书所用的主要史料和阅读它们后所得到的启示和假设。先生以为，导致内向的关键有二：一是南宋立国初期的政治和思想发展，二是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简单说，北宋的亡于外族和士大夫的变节带来耻辱、震惊、和反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反省的结果，却是归罪于北宋的变法，况且在金人的虎视眈眈下也不容许大规模的更张，于是摒弃了制度的改革而倾向于道德的重建，以为人人守道，制度自成余事，全国载道，天下何患不平？然而，实际的政治与道德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了战争的进行和政权的巩固，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身，最后决定放弃故土、对金称臣，并利用权相驱逐异己和箝制异议，造成白色恐怖，这就是思想遭受禁锢和内向的第一个关键。此后，随着新皇帝的登场，禁锢得到松弛，使这时期的思想较为开放，却也产生了谁是“道统”的争议。到南宋末年，内外危机再次出现，但这次政府采取包容政策，对理学先黜后崇，尊为道统，形同国教。儒学定于一，本身未必不好，但久于一，就无从多，不多即缺乏新生，文化就随着停滞，从保守变为固守，这就是文化内向的第二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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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译者: 赵冬梅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假说既立，以后各章就提出说明和验证。不难看到，这假设中有一个三角关系：君主、知识分子、和夹在中间的宰相，分别代表君权、学术、和政府。君权要控制政府，学术也想影响政府，而政府有自身的利益和立场。在北宋，除了亡国的晩期外，此三者大致均衡，既造成稳定也维持相对的独立和开放。在南宋，首先是君权凌驾政府，而学术企图影响君权，最后却被政府收编，虽有稳定而牺牲了独立和开放。这样的发展可从君权的高涨说起。

相传高宗在秦桧死后公开宣布今日始得自安，加上南宋权相迭起，故不少论者均谓君权萎缩。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在内外战争中成长的君权较前高涨，君主本人也更为历练，问题在于他如何安排这权力。高宗的作风是由个人决定政策，交给宰相执行，并充分授权。宰相表面上是权相，又集民、军、和财政于一身，实际上只是君主的代理人，出面应付各部门的首长。从即位到一一三九年宋金签订和约为止，高宗不断更换代理人，直到找到秦桧这位承顺又能干的宰相。秦桧死后，高宗找不到合意的后补，又不断更换宰相，后来索性退位，由孝宗作代理人，以皇帝之名行宰相之职。除了随心所欲更换宰相外，高宗在招安群盗、收大将兵权、对金和战、和清除异议等政策上，都扮演决策的角色。这就难怪朱熹等理学家以君主的正心诚意为第一要义，经世治用反不是他们上奏的主题。今日看来似属不切实际，但当时确有君心独运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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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赵构《宋高宗赐岳飞手敕》

纸本 卷  36.7x61.5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南宋的君权高涨不是一蹴即就，士大夫未尝没有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机会，但终成一面倒的局势，原因在哪里？先生指出，从宰相赵鼎的个案最能看到这个机会及其消失的原因。赵鼎是“士”与“大夫”的完善结合：他足以代表那些对北宋灭亡作出反省和企图以道德重建国家的知识分子，同时在民、军、和财政上都作出贡献，奠下南宋立国的基础，故能位极人臣。最后却被高宗放逐，自杀身亡，白色恐怖也随即展开，清流铩羽，政府沦为匍匐在皇权脚下的一言堂。赵鼎的失败，一在于对金求和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得罪高宗，二是由于赵鼎及其同道的行政作风有明显缺陷，使对手有机可乘。首先，他们事无大小，都讲究吾道一以贯之，往往把理论（政治理念）与实际（行政运作）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混而为一。就好像格物致知，至小之物也有理在，故连至微之事也讲究道理，要人遵从，甚至小道理也不让大道理。其次，他们的行政理念与众不同。对一般官僚而言，政治就是权力运作，决策是为了见功，成败是以利害来衡量，而择人应以才干为先。对赵鼎他们来说，政治是好的统治，决策是基于原则，成败是以合乎道理来衡量，而择人应以道德为先。前者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先做事，后设限；后者是先设限，后做事，难免绑手绑脚，难于应变，而且不一定符合上意。其三，他们不重视政治手腕，例如往往忽略与其他官员沟通以争取支持。在推荐经筵人选和支持洛学等人事和学术问题上，赵鼎也给人自立门户的感觉。这些作风也许较适合言官或法官，但此时高宗所需要的，却是去收兵权和屈膝求和的识时务者。无论如何，赵鼎的下场令不少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逐渐以在野的“道统”分子自居。

“道统”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儒学内部的正统，一是指儒教国家的理论或思想权威，与政权相对。理论权威有时支持政权，有时则采取超然、批判、或反对的态度，但总希望从政治圈外打进圈内，影响政府的施政。政权固然有官方的理论支持，但民间的私学和在野的知识分子往往形成新理论、新权威，使政府无法坐视。自从赵鼎等人失败后，不少知识分子把发展的空间转到学术和社会，并因孝、光两朝的包容而较前兴盛，并开始重返政坛。其中以朱熹为领袖的理学一派，提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要把儒教的道理和每天的生活完全打通。他们讲学宣扬，举办各种社会活动，名声大噪，但他们以道统自居，引起其他学派的争议，也引起官僚的不满，结果无端被卷入政争，遭受党禁，但声名反而更高。后来因形势所需，内则收拾人心，外则对抗蒙古的崇儒尊孔，政府由压抑一变而为尊崇，由皇帝出面提倡理学，形同国教，实际上只是笼络，没有真正利用。南宋虽亡，但蒙古继续用理学包容士大夫，知识分子继续在教育和社会各方面努力推进，奠定理学笼罩全盘的局面，整个社会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价值观。然而，代价不轻。“因为有这一套道统，中国思想从此就进入一个新传统的时代。一切生长和改进，跳不出这传统的束缚。先是保存，继而保守，终于硬化。其次，元、明、清三代，特别是清初，都知道怎样利用道统的哲理，以忠孝君父来巩固封建的政权。统治阶级更利用这传统，来保卫他们优越的私利。”以今日的社会病态和官场文化视之，先生可谓以古证今。更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现代的读书人应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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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朱熹尺牍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主要的论证外，各章节不乏发人深省的问题，可略举数例。

一般都知道，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国，屡兴文字狱，造成了学术研究上的偏颇。先生指出，南宋史学之胜于经学，未尝不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更不利于经学的发展，北宋变法和党争中对经典的利用和解释可为殷鉴。

以往分析政争或党争，往往强调胜利者的不择手段甚至欺君罔上。先生则对失败者作多角度的分析，认为重视道德的儒学保守分子在南宋初年的失败，原因不少。一是固有官僚的抗拒。王安石求变固然太急，但赵鼎等人意图一夕之间改变行之已久的新法也是考虑不周。二是高宗本人的态度暧昧和立场摇摆，直到后来才有较明确可循的政策。三是赵鼎等人本身的弱点：首先是墨守成规，没有新的政策以应付新的局面；其次是他们欠缺实际的行政经验、政治手腕、和应变的才具；再来是他们不知通达权宜，反处处以道德性命为最高标准，不接受政治妥协；最后是他们本身的分裂，既坚持各自不同的儒学理念，互相排斥（如一一三六年道统之争），又有地域之见，党同伐异，加上性格不合，互不相容。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遇到政争，便容易败阵。

过去谈及官僚的类别与士风，都喜以道德区分，如君子与小人、循吏与酷吏，俨然壁垒分明。先生则从理念及行为入手，指出他们的异同。例如尽管朱熹多方批评王安石，但他们对政府和教育的态度其实有共通之处，都希望从根本入手，大事改革，但在方向与方法上有所不同。同样，北宋的孙复、司马光、苏轼和南宋的杨时可算一类，倾向重振已有的理想，而北宋范仲淹、欧阳修、程颐和南宋陈亮、陈傅良、叶适、陆九渊可算一类，倾向选择性的改良。理学家们屡遭围剿，与王安石当年不相上下，就是因为他们也要求根本的改革，不同的是他们从道德入手，而安石从制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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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撰写《剑桥中国史·宋代卷》事与黄宽重、柳立言通信

用政治行为去看士风，必须注意同一个人可以有前后不同的作风。尤其是一般官僚的行为，受领导人物和政治局势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甚大：“有才干的士大夫”在有作为的领导之下，表现的是行政型。同一类士大夫，在争权夺利的局面下，很可能一变而为手腕型。至于既无理想，又少才干的士大夫，那就是看风转舵，不妨名之曰随势型，一般作风好，他们也表现得不错，如果江河日下，他们也就随波逐流。换言之，高峰倡风气之先，领导得好，像君子的人就多，振作不了，近乎小人的不免增多。”这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注意客观环境与主体人格的相互作用。

综合而言，China Turning Inward提供一个宏观的历史解释，它纵览整个宋代的发展，指出两宋的差异，并将问题提升到文化的层次，把专门领城的研究用作证明假说的材料，真可谓“皆我注脚”。不少史学家专研南宋初年的战争和人物，而先生注意立国的规模和它对后世的影响。于是赵鼎的遭遇不再限于本人，而是标志着以道德重建国家的努力和失败，也突显了当时的白色恐怖：假如连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功臣也横遭不测，那么从政治入手进行改革还有什么希望？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是否应从人的“心”和“意”去下功夫？是否应走到社会基层，传播教育，甚或发起社会组织（如乡约或义仓等慈善事业），以填补“齐家”一跃便到“治国”、中间少了“社会”的缺陷？正因这种领悟，精英文化向下植根，转化为普遍的文化观念和道德价值，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却也做成牢不易破的新传统。

先生不注重枝节，但紧握时代的特征，并尝试把他们连结成一个整体。于是，理学不再孤立地存在着象牙塔里，而是对北宋亡于外族和对南宋帝权高涨的反响。在君权独运，权相密赞的情况下，理学家直指帝心，要求正心诚意，以君权推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结果，道统虽得确立，但君心未必诚正，何况士以得君为己任，根本不合北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知识分子应依据自己的学识见解，不为君权相权所屈。理学被政权收编后，儒教国家双重性格中道统抗衡君权的一面逐渐减弱，而君权利用道统的一面愈来愈强，士人政治乃如江河日下，不少知识分子沦为御用文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何来社会正义。这也是先生治史论世以训诲学生的常话。

训练学生，先生说得很清楚：教不严，师之过。严在态度，也在方法。上课，同学事先读好资料，提出意见，讨论时先生锲而不舍，务求水落石出，因为“笼统就是没有说明问题。”先生机智敏锐而又触类旁通，所问往往出人意表，有些访问学人在听课前一晚紧张得睡不着，就是怕被问倒。其实，先生风趣幽默，曾谑称天马行空式的论文为“浅入深出”，满座为之莞尔。有位学人恭维先生的“东西写得很好”，先生回答：“您的南北也不错。”先生从不称自己的论文为“文章”，也从不叫别人的著作为“东西”。从这里就可看出先生的择善固执，连遣词用字都不放过，因为它们反映了使用者的涵养。先生要学生临书必敬，领悟其中长处，警惕短处，基本的态度是“学习”。先生绝少说人是非，批评也多点到即止，很有长者身教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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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立言曾在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研讨会上作“刘子健的治学与教学”的主题发言。图为与会者合影：前排右起王德毅、李震、宋晞、程光裕、黄宽重；后排右起柳立言 、宁慧如、万霭云、温玉玲、刘馨珺、马德程

在学生通过大考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以前，先生注重“博”的训练，也就是“大”考Comprehensive或General的本意。“博”不是无书不观，与其多读不如精读。介绍好的著作是老师的义务，而充分吸收是学生的责任。先生讨厌没有必要却又堆积如山的参考书目，讥之为既无史识又乏史裁，而炫耀会使读者目眩，没有史德。所谓“博”，一是指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e），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的观念（Concept）和架构（Framework）去研究历史问题。二是指比较研究，既以中国各时代的历史互相比较，也以他国的历史（如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去刺激思考中国的问题。如先生屡次主张，明代社会经济的不少特色沿自宋代，故宋、明的研究应互相闻问。先生也会利用讲授研究生入门课程的机会，请日本史、文学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等的专家来介绍该学科的研究现状，以增广视野、开辟思路。三是指多元史观，从多方面去想问题。解释历史，“只有多元的互关性，没有一元的决定性；”各因素间“只有相对的重要，没有绝对的重要。”先生还开了进化论只讲单线上升的玩笑说：“最近一百万年以来，猴子并没有继续在变人”，也在research一字中加了个引号：re-search，就是研究、再研究，没有定于一的。必须容纳异说，才能有博大的气象；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先生最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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