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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的男女之爱，不管有着怎样的开始，终究会有一个结果。有的修成正果携手一生，有的有缘无分空留遗恨，有的却在修成正果之后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亦有多种，有的好聚好散大不了江湖不见，有的不欢而散悔不当初，有的却是由爱生恨恨不得将对方打入尘埃。
很不幸，民国最著名的才子郁达夫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的婚恋，就有点这般意味，他们在上海以狂恋开始，最终在新加坡以狂怒撕破脸皮，开头和结尾统统惊动世人。
他是享誉文坛的才子，她是当年杭州城第一美人。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40号，31岁的郁达夫穿着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19岁姑娘王映霞。不知是不是有意的，郁达夫对王映霞说：“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好生眼熟。”
当日回到家中，郁达夫就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此时的他，忘了家中的妻儿，忘了曾经也在那场包办婚姻里诉说过的欢喜，他只知自己遇见了命定的姻缘。于是，开始了疯狂的追求。
“为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
“我从没有这样地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自身不可的。”
在他那支婉约若花的笔下，一封封的饱含爱意的情书向王映霞砸来。在那个注重才华的年代，又有哪个人能抵挡得住这种攻势？特别是，当这个男人还表示：“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放弃……”王映霞最终还是沦陷了。
不久，王映霞和郁达夫在上海江南大饭店一个房间里进行了一次长谈。王映霞提出了这样的婚嫁条件：必须明媒正娶，组成一个属于他们二人的完整世界。郁达夫满口答应，两人的恋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两人热恋期间，郁达夫写给王映霞无数情诗，其中一首常为人传诵：“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1927年6月5日晚，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举行了订婚仪式。6月10日，郁达夫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发妻孙荃。孙荃无可奈何，只好默认。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编成《日记九种》出版发行，向世人宣告着他们婚姻的美满与甜蜜。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也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五年甜蜜的生活。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第二年竣工。这座房子几乎花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郁达夫给新家起名为风雨茅庐，由他自己设计，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
彼时，作为风雨茅庐的女主人，王映霞凭借自己的美貌和优雅谈吐成为杭州上流社交圈里明星般的人物，所以，郁达夫意想中的“世外桃源”很快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平稳的生活开始有了暗涌的潜伏，表面上的和和美美的也开始出现了裂痕。
疏于交际应酬的郁达夫，开始逐渐心生不满。为了避免不快，他开始经常借故在外逗留，很晚才回家。甚至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任省政府参议去了。
恰逢此时，一个叫许绍棣的男子出现在他们的感情里。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早已对王映霞心生爱慕。他如同当年的郁达夫一样，一封封地给王映霞写着书信。
郁达夫也终于在回家后的某一日抓住了“把柄”。
性格冲动的郁达夫，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郁达夫谨。”
实际上，王映霞只是到她的朋友曹秉哲家里去了。翌日，当王映霞在《大公报》上看到郁达夫的“寻人启事”时，不禁勃然大怒。郁达夫得到曹秉哲的通知赶往曹家请她回去时，王映霞说：“如果要我回去，你必须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的启事。”
经过朋友的从中调解，郁达夫不得不又在报上刊登了王映霞拟就的“道歉启事”：“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在登报寻找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二人决定捐弃“前嫌”，决定和解。为摆脱这乱局，许绍棣更是迅速地和人结了婚。但婚姻里最经不得猜忌，猜忌的种子一旦生了根，只会越长越大。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只是暂时的妥协。
而真正的导火索——来自王映霞和大汉奸头子戴笠那段说不清的关系，更是让郁达夫如鲠在喉。为了将婚姻维系下去，郁达夫接受了新加坡一家报社的邀请，带着王映霞来到了新加坡。
然而，终究还是徒劳。
王映霞身在异乡，爱意也不复当初，加上对家乡亲人和朋友的想念，情绪陷入一种反复无常中，经常和郁达夫吵架。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恼怒的郁达夫在报上刊登了《毁家诗纪》19首，这终于把他们的婚姻推向了坟墓。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中对王映霞的报复和责难，震动了文坛。在《毁家诗纪》中，郁达夫自暴家丑，大书王映霞如何红杏出墙，并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是导致“毁家”的重要原因。
王映霞看到这些字句已是愤恨，加上又了解到郁达夫原还是不索取稿费只求发表的龌龊之心，更是怒不可遏，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予以反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其中有云：“为了孩子，为了12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
1940年3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终是成了一对怨偶。
这之后，郁达夫也是非常懊悔，并在诗中写道：“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但那人却永远也不会归了！
1942年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郁达夫渡海逃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为了掩护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经朋友介绍，郁达夫与华侨女孩何丽有结婚。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个星期，1945年8月29日晚，几名日本宪兵突然秘密绑架了郁达夫，并在9月19日将其枪杀……
1942年，王映霞第二次步入了婚姻，在重庆同钟贤道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婚后二人恩爱有加并平静地走过了38年，直到1980年时钟贤道去世。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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