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力的显著增强向国人提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这一发展是否意味着，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翘首以盼而姗姗来迟的民族崛起和文明复兴就要成为现实，或者已经成为现实？很多人对此予以了肯定的回答，而不少知识界精英开始论证这一崛起和复兴的原因、内涵和意义。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困扰中国知识界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或者“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今天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过时，因为他们相信中国找到了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模式和道路，并且中国经验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将和西方竞争普世价值的拥有权。
然而，这种乐观态度过于急切，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经济发展的明显失衡和潜在危机，政治腐败和道德灾难的频频发生，贫困人口和边缘人群的扩张，权利伸张和社会抗议的加速，政治发展相对于社会变迁的滞后，这些因素都迫使我们看到中国仍然处在一个危机重重的过渡时代。崛起和复兴也许不是遥远的梦想，但在它们真正降临之前，我们仍然不得不回到曾被中国知识界不停叩问的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急切宣告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论说没有严肃对待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忽略了对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制造的灾难的反思，常常只是以一种断言和宣告的方式进行叙述和论证；这些论说表达出的远非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文明之现代意义的充分阐释，而往往只是在进行唯意志主义的历史虚构和话语编织。
近些年中国知识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人热衷于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史甚至是世界史的意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史的延安道路的伟大革命创造，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奇妙构想，孔夫子加毛泽东的非凡组合，天下在共和国机体上的神秘还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由主义导致的种族和文化冲突的奇妙化解，无不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继承了中华文明——因此不是中国历史的断裂，而且以超越西方的方式解决了世界历史的问题从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然而这些论述基本上忽视了这些年进展较大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无视历史真实的浪漫主义态度，通过激活传统概念和动员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方式来编织新的意识形态神话。在这些论述中，曾经被认为是灾难和悲剧的事件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更糟糕的是，在历史理性主义的宏大交响乐中，那些被践踏的生命和尊严可以被解释为历史建构的必要牺牲，因此可以成为构筑整体和谐的音符。如果透过当下的中国崛起论或文明主体论的历史论述来理解中国现代史，我们看到的远不是一个古老文明在走向现代的暴风骤雨中经历的艰难和苦难，而是这个文明的伟大创造，这个时代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
知识分子的政治浪漫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现象。二十世纪的大量知识精英折服于全能主义的魅惑，这足以表明科学、知识、哲学并不必然有助于政治判断力的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二十世纪全能主义通常利用种种科学和哲学话语建构其意识形态，从而借助现代人对科学和哲学的偶像崇拜而把自身论证为某种符合必然性的、具有超越性的存在，其次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心智爱欲所激发的疯狂和对权力的渴望遮蔽了他们的理智和道德，导致他们放弃了基本的善恶判断，甚至丧失了这一判断的能力。进入现代以来，以启蒙自居的知识分子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文人政治当中，而这一政治的危险就在于没有切实审慎地去发现和回应人们的现实的道德和政治需要，而是以科学和理论来建构虚幻和危险的乌托邦。乌托邦的危险在于其因为违背现实而必然破灭，也在于其扭曲和败坏心灵并因此剥夺人们的判断和行动能力。
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有必要经常回顾现代史特别是二十世纪当中知识分子所创造和参与的各种神话和谎言，也必须深入反思中国现代史以及今天的中国仍然在制造的种种道德灾难。余英时先生曾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要为二十世纪的中国还债。然而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历史和现实只能增加新的债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积累了过多历史债务而又拒绝承认和反思的民族可以有资格成为伟大文明的承担者。抛弃道德责任的政治论述不可能有说服力，扭曲历史和常识的文明建构不过是一次新的乌托邦表演。
在当下中国知识界，首先要摆脱虚妄的自我迷醉和膨胀，停止制造空洞的泡沫和说辞，而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思考帮助中国面对灾难和危机，并由此承担作为公民与知识分子而应当承担的政治和道德责任。
二
在中国能够成功地克服当下经济发展带来的重重危机之前，在中国有效地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之前，我们无法断言中国文明的复兴已经到来。而如果一定要把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作为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的证明，那我们则必须冷静地理解这一经济成就的原因并进而理解目前中国文明的状况。关于为人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有种种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归根结底绕不过国家与资本的结合这一点，而其中国家的高效率被认为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国家权力的集中化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洋务运动开启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革命特别是共产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等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总体来看，中国近现代史是十六世纪以来西方发动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国化的历程。换言之，中华帝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较量的失败带来了帝国解体和文明衰落的危机，而中国正是通过民族国家建构避免了国家分裂的命运。民族国家建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均为现代文明的主要内涵，如果说近代以来的国家建构特别是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也这充其量只表明现代文明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而远不是中国文明在现代取得了胜利。我们固然可以把中国在遭到西方冲击而被迫进入的现代化的起源追溯到近代之前中国史的某些方面，但我们无法否认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是现代民族国家，而非传统的中华帝国或天下。主权概念在中国的对内对外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真正掌握这一现代文明是构建中国文明的前提。不应忽视的是，文明本身是一个含混的存在，它作为一种秩序往往实现的是一种脆弱的均衡。文明作为现代西方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用来确立现代相对于中世纪和古代的进步以及西方相对于非西方的优越；与文明相对的是野蛮的概念。在二十世纪，随着西方优势的衰落和非西方国家的独立，随着平等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乃至相对主义的推进，文明概念中的进步或先进的内涵逐渐淡化，文明和野蛮的区分被取消，野蛮也是一种文明。我们在何种意义上理解中国文明？如果是一种多元主义意义上的文明，那么中国文明不过是世界上存在过的或者消失了的众多文明的一种。显然，今天的文明复兴论者所向往的只能是价值优越论意义上的文明。那么，中国文明将如何确立自己的优越，中国借以确立这一优越的坐标和“他者”是什么？毫无疑问，中国的坐标和“他者”无疑是现代西方。
今天的西方思想界很少谈论与野蛮相对、价值优越意义上的文明，这一方面是因为多元主义的冲击，其次是因为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危机迫使西方对文明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予以了深刻的反省。现代性进程当中所蕴藏的危机成为现代思想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而现代性的这种含混的状态，是人类生活或者说文明的含混状态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注定要统治野蛮人，因为希腊人有自由，而野蛮人只有奴役。然而希腊自由所构造的文明却是以被后人认为非常野蛮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以帝国为文明，帝国之外为野蛮，并幻想帝国可以带来永恒和平，但塔西佗却一针见血地戳穿帝国的原形：他们在征服后留下一片荒凉，却称之为和平！基督教在四世纪的胜利最终在野蛮人的入侵中为欧洲保留了秩序，然而把上帝之城变成属世之城的结果，却是秩序的混乱和属灵世界的危机。文明的概念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产物，与社会等概念一样是启蒙运动的创造。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伏尔泰等人建构了一套文明叙事来说明启蒙价值的历史正当性，资本主义的富强和秩序是苏格兰启蒙的文明叙事的重要图景，后来基佐的文明史的意图就是论证资产者社会的正当性。然而，清醒的启蒙哲学家并没有把现代文明的到来等同为绝对的进步，弗格森对现代文明对公民精神的削弱表示忧虑，亚当?斯密则要用一套伦理学为资本主义奠定道德秩序，基佐在退出政界后放弃了文明史而回到基督教神学，布克哈特则试图通过他的"非专业的"文明史书写来对抗现代文明的野蛮。现代文明及其内在的危机和崩溃的可能，一方面在19、20世纪的西方历史中充分体现出来，一方面成为现代西方思想面对的主要挑战。一个文明的成功之处也往往是其衰败的根由所在：孟德斯鸠认为一个政体的原则的过分发展会带来其崩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是其自身的掘墓人的论断，施特劳斯所尖锐指出的启蒙的自我摧毁的可能，以及近期的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的提出，都在警醒世人现代文明和野蛮的可怕辩证法。
西方文明史告诉我们任何时代都有某种野蛮，文明本身无法摆脱其野蛮的影子和危机的可能。文明概念的演变过程中文明与野蛮的界限的淡化见证了二十世纪西方人对现代文明的信心的下降。中国古代史所经历的王朝更替、统一和分裂，近代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带来的文明危机，现代革命和国家建构中的残酷与血腥，近三十年经济发展中的暴力和道德沦丧，这些都提醒我们中国文明也同样没有跳出文明和野蛮的辩证法。然而，中国复兴论者的论述当中对中国文明的野蛮因素缺乏充分认识，热衷于谈论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病和危机的同时，对中国借以崛起的现代文明的种种问题却没有进行严肃检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野蛮和落后而言的价值优越意义上的文明在中国依然没有彰显。
三
二十世纪西方的灾难和危机告诉我们，现代文明的危机并非因为其缺乏力量，而恰恰是由于它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强大力量，也正是因为没有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一力量而导致了西方和世界的悲剧。现代文明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科学所创造的物质力量、国家所实现的政治力量，而这两者的结合则使现代性既可以为人类带来文明的福音，也可以把人类抛入野蛮的深渊。因此，考量现代文明的重要尺度是审视作为其载体的国家。如何掌握现代文明所创造的力量是对现代人的挑战，也是对当下中国的挑战。中国目前的崛起正是因为开始实现国家和物质力量的结合。这一结合是否会成为中国和人类的祝福？中国正在构建的国家是否可以成为伟大文明的载体？这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要向世界回答的主要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同样为时过早。目前的文明复兴论者大体上持国家主义论。肯定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且不论是否可以以国家建构的成就而忽视国家主义在现代中国造成的灾难，令人忧虑的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立场：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的自由民主仅仅是西方的历史和文化的体现，而中国所形成的国家主义形态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国家学说将是中国文明复兴论的重要阵地，因此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形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和可能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西方为参照简单回顾一下现代国家学说和形态。国家的兴起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十六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西欧的君主制出于现实政治的挑战加强了国家建构，与此相关形成了第一波现代国家思想，主要体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国家理性学说、博丹的主权学说、君权神授论、绝对主义王权思想等。这些国家学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把统治者的权威提升到法律之上，通过使统治者成为立法者而使其摆脱法律特别是传统宪政的限制，消除任何中间团体包括教会对君主的制约和对臣民的统治，从而建立臣民对统治者的直接服从。上述学说虽然有各种差异，但共同的一点是试图建立某种抽象国家和统治者的绝对权力；这个国家虽然其背后有基督教资源，已经逐渐摆脱了从上帝、自然或传统而来的道德约束，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这种抽象国家在十六、十七世纪的代表是王权国家（royal state）或绝对君主制这一最初的民族国家政体形式。不过，在使正当性脱离上帝、自然和传统之后，抽象国家必须将其正当性落在国家本身，从而使国家成为其所有成员之利益的承担者并具有某种普遍性，而这对国王意志的个人性和王权的绝对性构成了潜在挑战。同时，国王虽然声称代表民族，但其个人性往往是国家成为其利益和意志的工具，国王之个人性也与国家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构成冲突。最终，现代国家的抽象逻辑和普遍性要求最终解构了绝对主义王权国家，这是17、18世纪政治思想的基本发展趋势。这一时期奠定了现代国家学说的基本形态，诸多政治思想家把摆脱时空限制的抽象的个体权利或自然权利作为政治建构的出发点，通过实现普遍利益的社会契约来建立政治共同体和国家权威。霍布斯试图从自然状态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建立起国家和主权权威的绝对性，但他没有取得成功；其学说的起点成为现代政治的起点，终点则遭到否定，而其成功与失败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的内在逻辑。洛克通过抽象性和普遍性来限制绝对性的努力则更为符合现代政治的理路，因此得到了普遍认可。此后，通过自由民主构建国家成为现代西方政治的主要方向，这一点并非偶然。
现代国家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内在紧张，这一点成为现代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的重要问题。贡斯当认为权力的持有者必然会产生属于自己的、不同于权力对象的利益，韦伯指出现代政治的铁笼是官僚制，帕累托的统治阶级理论和米歇尔斯的政党寡头铁律论也说明政治权力必然要制造出具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统治阶级，雷蒙?阿隆则阐释了政党的统治阶级化最终使得极权主义国家的普遍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诉求转变为神话或谎言。自由民主的意义就在于它致力于使得政治权力持有者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尽可能地减弱现代国家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
从现代国家的特征入手我们不难理解国家主义的问题所在。这一国家主义大体上有两个立场。第一种立场认为高居于社会之上的绝对国家可以超越一切阶级和个人之上，以其抽象性和绝对意志来推行符合国民利益的改革。然而，国家主义者没有看到一种自主绝对、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恰恰最容易成为被权力掌控者或者统治者垄断的工具，统治者把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置于国家和民众利益之上，所实现的是统治阶级而非国家的利益。即使某些最高统治者试图推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改革，这一努力也可能会导致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抵抗，结果统治者内部的冲突也将损害民族和民众的利益。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必然削弱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引起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抗议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发社会和政治矛盾，导致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