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 @Tank 吕建忠 发微博讲述了自己在浙大二院接受了心、肝联合移植手术的事，在这篇长微博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往昔，表达了对生命的眷恋，对祖国对杭州对医务人员对器官捐赠者都表达了谢意。
在医院工作过的人都应该知道，一般来说，病人记不住那么一长串医务人员的名字，尤其是被凶险疾病折磨的人，濒死的恐惧早就遮蔽了一切，记不住那么多医务人员的名字也情有可原，所以，Tank 的用心就格外难得了，很明显，为了发这段文字，他肯定是仔细核对了那些医务人员的名字的。
除了上述那一长串名字而外，今天的人们可能也很少知道为了这一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人类曾付出过多少代价。
在昨天与大家的互动中，我提到某种所谓的疗法属于不必要的残忍，那么可能有些人就会产生疑问，哪些又属于必要的残忍呢？
包括外科手术在内，很多医疗操作都是有创的，即这类操作首先会给病人造成一定的伤害，如果这些操作带来的益处能够远远大于这些伤害，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类残忍是必要的。
反之，如果有些治疗方式给病人带来的主要是伤害，而病人获益不明，这就属于不必要的残忍，像放血疗法和刮痧都属于此类。
另外，为了熟练有些技术而进行的训练，有时候也需要医务人员忍常人之所不能忍。
英国18 世纪著名外科医生约翰·亨特认为：解剖乃手术之根基，熟知解剖则头脑清晰，双手敏捷，心灵亦对必要的残忍习以为常。
亨特的学生库珀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一个外科医生不曾在死人身上操作，他就必定会糟蹋活人。
在人的尸体上动刀切割，这对普通人来说总是有些残忍的，所以当西医刚刚传入到中国时，当时杰出的外交家郭嵩焘也认为西医的解剖太过残酷，他曾感慨道：
「拙哉西医！中国之良医，亦能知人之窍穴脉络而万无一失，然不必亲验诸死人，亦未尝为此残酷之事也，忍哉西人也！」
作为一名尚算开明的洋务派，对解剖学还有如此大的偏见，更别说普天之下的寻常百姓会怎么想了。
可是，如果不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外科学就永远也发展不起来。
除了尸体解剖之外，动物试验也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接受，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就有很多人抗议活体解剖，不少社会名流以讥讽的口吻说， 通过活体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不过是一大堆错误而已。
法国著名生理学家克劳德·贝尔纳认为：
「要了解生命物质的特性与规律，就必须拆开生物机体以探入它的体内环境，在解剖过死尸之后，还必须做活的机体的解剖， 没有这种方式的研究，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医学。生命的科学只有靠实验才可以建立，我们只有牺牲一部分生物，才能救活其余生物。
生理学家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被他追求的科学观念所吸引的人， 他听不见动物发出的叫声，他看不见流血，他只注意自己的观念，他只看 见隐藏在机体里的他要发现的某些问题。
总之，要理解生命的机能，必须从活动物身上研究。」
可即使经过尸体解剖，经过动物试验，有些难度极大的外科手术，在探索的初期，也经常出现悲剧的结局。
比如心外科先驱贝利在 1952 年 1 月 11 日用盲法成功地修补过一例房间隔缺损，可代价是什么呢？
前面 9 例都失败了。
在没有体外循环的时代，这样的失败意味着病人很可能直接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探索体外循环的过程一样充满了挫折，从 1951 年到 1955 年的 4 年间，一共有 6 个中心的团队一共进行了 18 次体外循环下的心脏手术，结果是，17 死 1 生。
Tank 所接受的手术没有体外循环技术是不可能实施的，可关注这个新闻的现代人，有多少人知道曾经的这类手术风险是多么惊人呢。
1968 年，全世界共进行过心脏移植手术 102 例，结果，近半数没能活过 1 个月。
而如今，心脏移植术后 1 年的存活率已达 80% 以上（儿童 90% 以上），术后 30 天内的死亡率以降低至 5% 左右，成人生存中位数为 12 年，儿童为 16 年。
今天大家所熟视无睹的诸多救命之术，无不经历过非常曲折的探索，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对于医疗效果，如果没有一个严谨的判定标准，那么这些探索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就永远是一笔糊涂账。
对于没有接受过科研训练的人来说，他们眼中的大部分医疗现象都跟魔法无异，如今的短视频表达极大降低了受众门槛，各种妖魔鬼怪又沉渣泛起，平台是不可能起到甄别和筛选作用的，而一般的用户，面对这些反科学的内容，你不跟着叫好，都算积德行善了。
但是偏偏那些最蠢的人，最容易受到这类伤害的人，他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的认知有缺陷，他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完全不理解自己看到的现象，他们认知的天花板就是「眼见为实」「亲测有效」，其他有见识的人并没有保护他们免受伤害的义务，所以也犯不着吵架，官方虽然有保护公众健康的义务，但也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
我能做到的有限，但起码能做到憋死这帮愚蠢但表达欲旺盛的认知障碍者，我的内容你能看懂则看，看不懂滚一边胡言乱语去，别总是在我这里为舊
毉藥辩护，这帮人你哪来的自信以自己的半桶水挑战别人几十年耕耘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