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注意到，2018年最好的经济改革出现在年底，是关于土地制度的两场改革。动静很小，意义很大。这是1980年代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较大的一次调整。
第一个改革是2018年12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草案规定，「非农建设用地」不再必须先国有化。
什么意思呢？过去农村集体土地改变用途，成为城市和商业用地，得先征收为国家所有。现在集体土地可以直接「入市」，参与城市化。
这项改革的现实意义是，城市化扩张到郊区农村，搞公共设施建设，进行商业开发，或者城市资本到农村开发旅游资源，不必「国家征收」，村集体直接就能谈。少了一道程序，少了许多计划和审批，多了更多自由选择。
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农民参与市场博弈，享受更多城市化福利。这是好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正是农村集体土地没有那么多用途管制，交易限制，才有了乡镇企业。历史回潮最终过去，改革重回正道。
当然，「非农建设用地」放开，只是针对一般建设和开发，商品房建设仍然是禁区，农民在村集体上建的小产权房，依然不能转正。这是很大的遗憾，希望将来能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集体土地能有更多交易权利。
第二项改革是在2018年12月29日，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
这次修法最重要的内容，是在原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外，创设新的「土地经营权」——关心农村话题的读者，可以查「三权分置」这个词。
过去学界谈「土地经营权」，单指农民承包集体土地获得经营权利。此次新法强调「土地经营权」，是一种法律创设：农民可以将承包的土地在集体内流转，也可以将经营权出租（转包）、入股或其他有偿方式流转给他人。「土地经营权」被提高到物权高度，受到更高级别保障。
两场看似在不同领域的改革，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农村土地「入市流转」。前者更多发生在城市周边，后者指向所有农地，影响泛围广泛，内容也更丰富。
当农民拥有更完整的土地权利，经济意义上的「土地资本」就浮现出来。农民手里有一块承包地，30年的承包期内，可以出租、抵押、入股，通过土地获取资金，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擅长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通过经营权流转，可实现生产集中，规模经营。可以想见，沉睡的农村土地和低效的劳动方式，会被注入新活力。
农村集体土地改革，过去的思想阻碍是：土地经营权流转，尤其向集体之外流转，将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农民土地被侵吞，农民成为流民。基于这种担忧，法律才对农民的土地权利做出重重限制。
城市化在推进，土地需要流转，这些不能无视。外界要买地用地，没有适当的流转机制，只得求助于政府征地，或者收买村集体。农民没有发言权，利益更难保障。将农民锁死在土地上，不许卖地，不许抵押出租，本身就是最大的伤害。
这一次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还有一大亮点：「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
也就是说，农民进城不必再担心失去土地，这有利于城市化发展。进城后富裕起来的农民或企业家，可以在老家建别墅，开发生产，这大大有利于农村面貌的改善。
去年底推出的两场土地改革，酝酿了多年，全国许多县市农村有实验点。现在全面推行，证明实验效果显著，一些所谓社会问题只是过虑。和彻底的私有化主张相比，改革还很保守，农民的选择和自由权仍受限制，改革任重道远。
不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大轮廓，已浮出水面。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制，可预见的时期内，这个没得变。在此之下是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第一轮承包到期后，延期30年），农民可以将土地流转出去，获取收益。法律对土地用途和权利流转的限制越少，权利越完整，就越接近真正意义的私有权。
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终点是「永佃制」，也就是英国实行的土地制度。国王拥有英国土地名义上最高的「所有权」，除依法补偿征收，人民拥有高度完整的土地权利，土地流转受到保障。未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会不会也是如此呢？倘能如此，不失为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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