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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塔勒布，由经济逻辑整理

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并不单纯是如何获利，如何去掉一些偏见，更深层次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自然之道。《孙子兵法》说：“昔日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其实，在战争中，将领的全部智慧都在为其能够生存下去做努力，等待着敌人犯错，甚至等待敌人自己犯错。经营企业也是如此，生存是为了创新和发展，而创新也只不过是为了能让企业生存的更久一点。

《反脆弱》作者Taleb之前写过《TheBlack Swan》和《Fooledby Randomness》，都在描述外界自然的不确定性，外在世界的变化规律，但《反脆弱》更多的是强调内在，强调在“黑天鹅”下，在瞬息万变的自然社会中，我们的生存之道——我们如何通过自身思维和决策的改变，让自己能够有所得，并能够让得到的东西多留存一段时间。

看不到的，让你凌乱的“风”，在更高的角度上看，是那么的有序和自然，看似无规律的潮起潮落，却永远那么的有规律，过完中秋节钱塘潮总会迎来大潮，看似无规律的资本市场，每次贪婪与恐惧又是极其地相似。“道”琼斯指数的曲线，其实勾画的并不是经济周期，更多是投资者们的心理共振与变化，而这个变化却又不以单个人的个人意志所转移……

亚当斯密在发表《国富论》之前，写了《道德情操论》。《国富论》讲的是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从天赋，分工，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无形的手”是什么？就是“道”。情操论讲的是什么？是同情心，就是“德”。我不知道是翻译上的巧合，还是老天的安排，《道德经》，上篇讲的也是道，即规律和本源，下篇也是讲的“德”。

“道”就是自然规律，“德”就是内在修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出了道和德的天机。道是像天一样变化无穷的，所以用龙作比喻。德就像地一样静默厚重，承载哺育着万事万物，所以用马来作比喻，像马一样坚贞。

市场经济为什么创造美国奇迹？计划经济为什么很难让国家富有？因为市场经济是从个人的私利做原点，个人私利成就企业的利润，企业的利润使得国家富有，市场经济就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残忍的，是野蛮的，是假设无序的，但最后却变成最有序的经济富足的社会。

计划经济呢？是假设所有人都是利他的，假设人之初性本善的，是假设世界可以通过有序的计划，让这个世界变的更加有序，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是不可能的。

市场经济是反脆弱的，而计划经济是脆弱的。

或许，“有”的反义词是“没有”，但不会是“无”，因为“无”是万物的本源。我们身边的人和事都基本分为三类：脆弱的，刚强的和反脆弱的。脆弱的是：能力不行，且心理承受力差。刚强的人是：能力超赞，但太过于争强好胜。反脆弱的人：隐藏锋芒，内心超级强大。

塔勒布说《反脆弱》是一本学术书籍，你不可能像读散文那样随时翻起某页随时看，也不可能从书里抽出几句话来概括它。

所以，我只好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反脆弱，然后挑几个我感兴趣的点来演绎一下。更多的细节和更深入的东西，请阅读原书。

我是利用三个星期的中午时间才看完的，是挑战，也是享受。

反脆弱

在前言里，作者定义了反脆弱性：

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

这就是反脆弱性，作为还为它生造了一个词：antifragile 。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肌肉会因为承受压力而不断变粗、变强韧，这就是反脆弱性。

脆弱性的事物，遭受压力、随机、混乱和不确定性时，往往会崩溃。比如一个玻璃杯子，摔一下就碎成碴了，它是脆弱的。

还有一些事物，介于脆弱和反脆弱之间，作者称其为强韧性。比如红木茶几，它具有坚固性和强韧性，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不会因为压力而生长出更好的结构。而且，时间放长之后，它也会因为压力而损坏。

作为个体，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增强自己的反脆弱性，就能更好地生存、生活。

出租车司机与银行雇员

约翰和乔治是一对孪生兄弟。约翰 25 年来一直在一家大银行的人事部门任职，乔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约翰拥有一份完全可预测的收入，享有福利和 4 个星期的带薪年假。每个月拿到薪水后，要还房贷、缴纳物业费、买羊奶酪，还要做一点点储蓄。在被裁员之前，约翰一直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因为工作稳定，形象良好，社会地位也不错。直到金融危机发生，他意识到自己即将被裁员。

乔治开出租车，收入有极大变数。运气好的日子，他能赚几百英镑，运气不好则入不敷出，但是，年复一年，他的平均收入与他哥哥相差无几。在乔治 25 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只有一天是一笔生意也没做成。由于收入的起伏性很大，乔治总是抱怨自己的工作没有哥哥的工作稳定，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乔治的工作其实更稳定一些。

这就是生活中的核心错觉，即认为随机性是有风险的，是一桩坏事，消除随机性，就可以消除风险。

技术工人，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妓女、木匠、水管工、裁缝和牙医，他们的收入有一定的波动性，但他们的职业对“黑天鹅”事件，也就是能够完全切断其收入来源的事件，有着强韧的抵御能力。他们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而雇员的风险是隐性的，看起来稳定，但某一天被解雇，就会陷入灾难。

幸亏收入的波动性，技术工人这类职业才带有一点儿反脆弱性： 小的变动促使技术工人不断地从环境中学习，并在持续的压力下保持竞争力与适应力 。此外，技术工人还会获得 自由选择的权力 ——这是反脆弱性的一大标识。

而约翰的收入：清晰、稳定，但很脆弱。经受不住大的冲击，随时可能变为零。

表面上看上去很稳定的其实很脆弱；而给人以脆弱假象的其实却很强大，甚至具有反脆弱性。

你在一个系统中看到的波动性越多，其实它越不容易遭遇“黑天鹅”事件。而一个系统越是致力于消除随机性，它就越是脆弱。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职业者会比公司雇员具有更多的反脆弱性，也具有更多的可选择权。

漫游者与观光客

我特别喜欢书里关于漫游者与观光客的描述：

一个理性的漫游者与观光客不同，他在旅途的每一步都可能导致他修改日程安排，这样他就可以根据新的信息制订计划，就像尼罗在旅途中所尝试练习的就是依靠嗅觉的引领。如果根据新的信息，该计划不再有效，那么漫游者也不会固守原有的计划。观光客，不管是真正的还是比喻意义上的观光客，无不抱有目的论错觉；他们假定愿景的完整性，并将其锁入一个难以修订的计划，而漫游者却会持续，最关键的是，合理地根据他获得的信息修订他的目标。

回顾我这么多年来的表现，十足一个漫游者。即便我这三四年计划性变强了，但还是会在向着目标前进时因为自由探索而偏离目标，甚至最后更换一个目标。

有时候我们此时此地觉得自己想要达成某个愿望，但其实，这个目标，往往是在我们信息不完整或者认知局限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而随着我们不断前进和反复试探，信息会逐渐丰富，原先的认知局限次第打破，我们就会自然而然重新评估方向。

所以，愿景和目标是为了让我们聚焦，计划是为了让努力更有效，但它们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让有限的自我适应无限的变化，那么，它们随着探索而变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死守计划，要相机而动，能够接纳变化，拥抱明显可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的新机会。

选择权

我喜欢泰勒斯的故事：

泰勒斯是一位哲学家，来自小亚细亚半岛的沿海城市米利都，一位讲希腊语的腓尼基裔爱奥尼亚人。与某些哲学家一样，他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米利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这种重商主义精神通常归功于在这里定居的腓尼基人。但是，泰勒斯作为一名哲学家则是典型的囊中羞涩。他听腻了生意伙伴讽刺他所说的“有能力的人从商，其他人研究哲学”的话，于是就做了一件惊人的事：他支付了一笔首付款，以很低的租金租用了米利都和希俄斯附近的所有橄榄油压榨机的季节性使用权。当年橄榄大获丰收，对橄榄油压榨机的需求大幅增加，他让压榨机所有者按照他开出的条件转租机器，从中大赚一笔。随后，泰勒斯又回到了哲学的世界中。

泰勒斯的收入或许不足以让他成为巨富，但足以向别人，也向他自己证明一点——他想做到就能做到，而且他真正地将财富抛诸脑后，不受财富的限制。这笔财富足以让你获得财富所带来的大部分优势（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就是独立性，以及只关注与你所感兴趣的事情），但却不受其副作用带来的影响……

泰勒斯的故事有许多寓意，但这里边我最关心的，其实是选择权与不对称性。

泰勒斯正是利用期权合同的不对称性，即泰勒斯有权利使用机器但没有义务而卖方有提供机器的义务却没有其他权利这一点，只付出了很小的代价，损失有限，而收益却可能很大。

反脆弱性等于获得的比失去的更多，等于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于（有利的）不对称性，也等于偏好波动性。

如果决策正确所得到的利益大于决策错误所受到的伤害，那么从长远来看，你就将从波动性中收益（反之亦然）。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有时不行动就是最大的风险，比如你因为薪水福利等很不错而待在一个庞大但已现颓势的公司里不动弹，就可能忽然在某一天面临极端斯坦——裁员，突然失去所有经济来源。

同样，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愿意去追逐看起来不太现实的风口，因为这里面存在不对称性：损失的顶多是几年时间，而收益却可能无限大。比如很多开发者在 2016 年看到阿尔法狗大败李世石就开始转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现在看起来还将来如何还未见分晓，但他们极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机遇和发展。

可选择性带来的优势就是当你正确时，你会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使你不必每次都正确。

这就是不对称性所在。下面这张图形象说明了这点：

在泰勒斯的故事中，还有其他隐藏的选择权。一个人如果能明智地运用财务独立，则可以使你更加强韧，它会为你提供更多选择权，并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自由就是终极选择权。

有时你不必真正到达“财务自由”就可以拥有更多选择权：只要你的金钱能够让你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下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获得相对自由，可以去做更多你喜欢的事情。这里的前提是，内心自由，愿意接受波动性和随机性。

这也是很多人既能够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的秘密。没钱时就去赚一些，有钱时就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如果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能赚到钱，那就太好不过了。

选择权的一个属性是：它并不关心平均结果，而只关心有利因素（因为不利因素并不会超过某一界限）。

当你判断出来不利因素可以承受，而有利因素可能很大时，就可以采取快速试错的方式去探索。这也是现在很多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做法。

你不必等待一切就绪，有了最小的 MVP ，就可以先到市场上去验证，很可能你的第一个、第二个原型就击中了用户的某个痛点，迅速占据用户心智，在某个细分市场上建立品牌。而因为你并不知道用户会怎样使用你的产品，如果你根据自己的理解设想出一切需求和使用场景，完整地实现出来，然后再投放市场，往往会因为做出的东西不是用户想要的而遭受巨大损失。

快速试错（快速失败或凸性自由探索）机制下，错误的成本低，最大损失是已知的，而潜在回报则是巨大的（无限）。

微软的 Windows 系统领先苹果占领用户桌面市场，就是采用的这种策略。想想 Windows 3.1 ， Windows 3.2 有多么丑陋多么慢，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先一步进入用户心智，哪怕是不完美的，也能带来巨大收益。

塔勒布给出了选择权的公式：

选择权 = 不对称性 + 理性

不对称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指的是某些事情的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

这里的理性，指的是，你知道要保留好的，抛弃坏的，知道如何获取利润。

你知道这样选择可能带来某些不利因素，但你能承受，并且愿意承受这样的不利因素来换取可能的收益。这就是理性。

而因为我们具有“损失厌恶”的习惯，在做选择时，往往更关注“我可能损失什么”而导致看不到可能的收益，或者因为这个收益不具备 100% 的确定性而认为它不可能到来，最终因为某些直接可见的、其实没那么严重的损失而放弃可能带来更好将来的机会。

这其实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是“损失厌恶”带来的非理性选择。但我们习惯于将这种做法称为理性、慎重。

注： 损失厌恶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同量的损失带来的负效用为同量收益的正效用的 2.5 倍。

你看，就是这么奇怪，往往我们认为很理性的决定，其实是非理性的。而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选择，其实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选择权最好的代言人，就是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会小额投资很多看起来能够放大的产品或公司，不怕失败，因为 100 个投资里只要有一个能成功，带来的收益就会超过另外 99 个失败带来的损失总和。

这就是理性 + 不对称性的威力。

教鸟儿如何飞行

相当比重的技术知识，实际上是来自于反脆弱性、可选择性的试错法。

“实践出真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都是对这一观点的支撑。

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学术系统，甚至政府，却有意隐瞒了这一点，或者贬低它的作用。他们宣扬下面的模式：

即他们企图让大众相信：知识能够指导实践，并且，只有知识指导实践才是正统。

这是一种天大的并且是故意为之的谎言。

想想看，那么多没上过大学的人获得了成功，身价千万亿万，为什么？

因为技能、想法并不来自于书籍、思想和推理，而是来自于通过反脆弱性的实践。

塔勒布举了教鸟儿如何飞行的例子。

一群如僧侣般神圣的人（来自哈佛或类似的地方）给鸟类上课，教它们如何飞翔。试想一下，一群 60 多岁身穿黑色长袍的秃顶男人，说着英语，满口专业术语，写下很多方程式。鸟儿果然飞了起来。完美的证明！这些卫道士赶忙冲回鸟类学系去著书写报告，说明这只鸟是听了他们的话飞起来的。一个无可辩驳的因果关系推论。哈佛鸟类学系成为鸟儿飞行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会得到政府为其贡献所拨的研究经费。

数学-->鸟类飞翔和羽翼扇动技术-->（忘恩负义的）鸟类会飞

这样的推论可笑吗？但换个领域出现，它看起来就合情合理。

我们从来不认为鸟类学会飞行得归功于鸟类学家的成果，如果有人确实持有这种观点，那他们也很难说服鸟儿相信。但为什么当我们把这里的“鸟儿”替换为“人类”，说人类之所以会做事是学者授课的结果，你却觉得没问题呢？

这是因为一种副现象：当你站在船上的驾驶台或者舰长室里，面前放着一个大罗盘时，你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以为罗盘在指引船只行进的方向，而不仅仅是反映船只前进的方向。

人们很容易掉进这个陷阱：副现象会引发社会行为，事后又为行为寻找合理化的解释。

比如我们看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很高，就会以为是教育让这些国家富裕。而实际上，是因为这些国家富裕了，教育水平得以提升。

注意，这里面的顺序非常关键。通过观察事件的先后顺序，看看某件事是否总是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我们往往就可以从文化话语和意识中挖掘出副现象。

一个人能成功，并不是他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多，并不是老师教会了他成功。而是他成功了，事后有人去追溯这个过程，为他成功这件事寻找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他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这基本是扯淡的。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商学院的博士生肯定比马云要更成功，文学系的高材生肯定比韩寒、郭敬明成功……现实是，马云、韩寒、郭敬明们雇佣了一大批所谓的高材生。

所以，我们忽视了真正有用的流程：

随机自由摸索（反脆弱性）-->启发法（技术）-->
实践与学习（反脆弱性）-->启发法（技术）-->实践与学习……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没上过大学的人大获成功的秘密。而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慢慢被教育得失去了反脆弱性，非常不愿意接受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最终只能在看似稳定的岗位上按部就班的工作。

杠铃策略

我用杠铃来形象地描述在某些领域采取保守策略（从而在负面的「黑天鹅」面前保持强韧性），而在其他领域承担很多小的风险（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正面的「黑天鹅」）的双重态度，从而实现反脆弱性。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厌恶，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偏好，而不采取「中等程度」或「温和」的风险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骗人的把戏（人们一般都明白「高风险」和「零风险」的概念，但是中等风险则有很大的迷惑性，因为它受巨大的测量误差的影响）。但是，得益于它的结构，杠铃策略有利于不利风险的减少，也就是能消除毁灭性风险。

《反脆弱》中提到了杠铃策略，并且说，对不确定性的所有解决方案，都是以杠铃的形式呈现的。

塔勒布自己在学校就采取了杠铃策略：只花很少的时间通过考试，然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不期望从学校里得到任何东西。

他说：“我在学校里被灌输的东西，我已经忘光了；而我自己决定读的东西，我仍然记得很牢。追随自己的爱好来选择阅读的重要意义，莫过于此。”

杠铃模式的另一个应用是：少即是多。也就是说，做减法是一种杠铃模式。你可以通过做得更少而变得更好。

这是不是违背我们的直觉——我们总是想通过做得更多来获得更大的成功。

但实际上，你做得更少，才能更好，这就是一针顶破天的道理。

这也是柏格森剃刀法则：“一个哲学家应以一个理念，而非多个理念扬名。”

放在商业环境里，一家公司聚焦在一个品类上往往会获得更大成功。比如格力，就是空调，做到了老大。而海尔在电冰箱领域培育品牌成功后，战略调整，做彩电、做空调、做电脑、做手机，结果呢，新增的业务，死得七七八八，海尔的品牌也被淡化了……

我们个人也一样，应该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少数一两个方向上，这样才能获得突破。

少即是多的理念，还可以作为决策的一种辅助手段。举例来说，如果你做某事的理由超过一个，那就不要做。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原因比两个原因更好，只是说，通过努力想出一个以上的原因，你实际上正在试图说服自己做一些事情。显而易见的决定（在错误面前是强韧的）不需要一个以上的原因。

我在“ 该不该离职？它说了算！ ”一文中提出可以用“痛苦指数”这一个规则来判断该不该离职，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但是在 CSDN 博客发布并被 CSDN 日报推荐后，有很多人留言说这篇文章是凑数，没讲什么了不得的道理，让我有点伤心。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你根据一个理由来选择，才能更有效地行动。当你在一个表格里罗列了几十种因素来比较时，往往难以做出决断。

这正如保罗·瓦莱里曾经写道的：“人们得忽略多少东西才能让自己有效地行动。”

越活越年轻:林迪效应

对于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一天。而对于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则可能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寿命。

一项技术存活的时间越久，其预期剩余寿命就越长。比如 C 语言（1967 年诞生），存活了 40 年，可能还会存在 40 年；而新生的技术，比如 Go ，只有 8 年的历史，也可能它的预期剩余寿命只有 8 年。所以，对开发产品来讲，使用经过时间验证的技术往往比刚涌现的新技术要安全，成本也低。相应的，对开发者来讲，掌握经典的语言和技术，可能更有长远价值。

注：这里只是根据林迪效应来推演，如你以此为据来选择开发技术，请慎重。

对于书籍而言，已经流行 100 年的图书，可能再流行 100 年，而今年刚出现的新书，可能明年就消失了。所以，阅读经典非常重要，应该多读经典。

再看现在的信息过载，很多人担心无法吸收每天涌现的巨量信息而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放到一年后去看，今天产生的信息，99% 都是垃圾！你为什么要生活在垃圾之中？你只要过上一段时间，去看那些还被提及的信息就可以了，因为它们存活了这么久，还可能再存活这么久，就比那些已经消失的信息更有价值。

免费选择权和牺牲他人的可选择性

现代化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于，脆弱性和和反脆弱性从一方向另一方的恶意转移，也就是说，只有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却（不知不觉地）受害。

许多职业和工作（大多伴随着现代化而诞生）受到影响，变得更具反脆弱性，但是以让我们陷入脆弱性为代价——比如享有终身职位的政府雇员、学术研究人员和记者（不戳破神话的那种）、医疗机构、大型医药公司，等等。

作者 说 《汉谟拉比法典》中的一段话 可以解决脆弱性转移的问题：

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倒塌了，并导致屋主死亡，那么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被处死。如果导致屋主的儿子死亡，那么建筑师的儿子应该偿命。如果造成屋主的奴隶死亡，那么建筑师应当赔偿屋主一个同等价值的奴隶。

牛哇！该法典从一开始就设定反诱因，防止一个人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伤害到别人，从而挽救他人的生命。

如果把这个法典应用到医疗机构，那很多医疗事故就可以避免。想想很多医生不负责任的开各种药给你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哪怕药不对症导致残废、死亡），并且能够因此获益，病人心理怎能平衡？这一点不解决，医患冲突只会愈演愈烈。

作者还提到了空谈者的免费选择权。比如经济学家、知识分子、评论员等，他们不用因为自己的言论而承担任何损失，相反，信口雌黄也能获益！如果你表达的意见可能伤害到别人（依赖于这些意见的人），但你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公平吗？

想想那些推荐人买股票的股评人，他们不用承担损失的风险，却成立各种圈子收取费用，将脆弱性转移到了他们的会员身上。所以，不要跟着股评买股票，真想跟，那就跟那些有实盘的人，因为他们知行一致，承担了风险。

在信息时代，知识分子远比以前更为强大和危险。所谓的“知识世界”会导致知识和行动的分离（同一个人不是既懂得知识又知道行动），并导致社会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