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罗钦科｜1928

EXTITUTE｜批评·家 ｜ 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

文｜ 罗钦科／ 译｜ 王虹元／ 责编｜ 东遥

亚历山大·罗钦科，确如他本人所说，是革命后最早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左翼艺术家之一。 早年在喀山艺术学院的最后阶段，他已经和传统的架上艺术决裂，开始创作“圆规绘画”，把绘画视作分析并组织色彩、肌理、线条等视觉元素的理性实践。倘若说此时，艺术形式的物质性、建构性还仅仅是俄国先锋派的一种美学直觉，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左翼艺术家们则获得了将其引入社会现实的非凡机遇。1919年，罗钦科设计了公共信息书报亭；次年为“苏联代表之家”创作绘画作品。与国家力量的联合在1923及1924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其时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为提高国营企业的竞争力并扩大视觉鼓动的效力，罗钦科与马雅可夫斯基共同制作海报招贴，这些海报一度占据整个莫斯科街头，遍布莫斯科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的所有售货亭、报刊和杂志。不过，他们的工作很快就被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及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竞争对手们叫停，旧的广告风格迅速复归。其后罗钦科的模块化家具也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重点不相一致，无法投入生产。这是俄国先锋派的一重实践理路，即艺术家主体创造出新的物，经由这一环节的中介，塑造集体主体的能动意识，进而共同建设全新的物质现实——就构成主义者、生产主义者而言，又尤其强调物的新形式与新功用（内容）相统合。另一方面，政治先锋也同等拥护物质决定意识这一信条，只不过他们的侧重面向在于物质的内容。于是对罗钦科而言，与国家机器的耦合，就能够通过另一条相对隐然、间接的路径来达成。也就是用摄影作品引领劳动民众，让他们重新认识由自己创造的物质现实、物质内容。 因而全新的、详尽的、可变动的，而非从绘画传统中承袭下来的僵死的、闭合的、永恒的视角，就成为了摄影的核心问题。 1927年，苏联至少有四份聚焦于摄影的杂志，即《苏联荧幕》、《无产阶级摄影》、由教育人民委员会赞助的《苏联摄影》及《新列夫》。它们都反对旧的艺术摄影，且后两份杂志明确推崇罗钦科的观点，呼吁人们不要以复制传统绘画的方式来摄影。然而，该年12月第十五次党代会结束后，文化气氛转变，所有艺术批评都变得高度政治化了。罗钦科在新经济政策期间曾占据的话语空间逐渐被压缩至无。依照鲍里斯·格罗伊斯在《斯大林主义总体艺术》中的判断，这也正是先锋派计划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总体计划接替的时刻。意识的惰性以及苏联的物质生产持续落后于西方的情形，使得意识形态专政成为必然。物质现实的中介意义在此被暴力取消，民众再一次沦为了与劳动产品相疏离而又过度主体化的主体。 院外将推送罗钦科这一时期发表于《新列夫》的四篇文章，谈的都是摄影问题。 本文首发于《新列夫》杂志1928年第11期，是罗钦科1927-1928年若干摄影主题文章的总结篇。这时《新列夫》即将停刊。

罗钦科｜Aleksander RODCHENKO

警告！【注1】｜1928 ‍‍

本文1500字以内

“列夫”有一些同志认为摄影最重要的问题是拍什么，而不是怎么拍，因此要求警惕实验性的架上化、摄影中的形式主义，从而陷入了禁欲主义审美和庸俗习气之中。

需要向同志们指出的是，这种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对摄影有害。

我们和架上绘画作斗争，不是因为它是唯美主义的，而是因为它不够当代，表现技法薄弱，繁琐笨重，作品独一份，无法服务于大众。

我们的斗争对象甚至不是绘画（它原本也消亡在即），而是“绘画风格”、“源于绘画”、“蚀刻画风格”、“版画风格”、“素描风格”、“棕褐（乌贼墨）画风格”以及“水彩风格”的摄影。

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表现什么”而斗争，因为这项斗争只需要指出对象就行了，这也是如今大家都在做的。

以低劣、简陋的方式拍摄事实，并不是什么文化事业，也不是摄影的文化价值所在。

【注1】本文首发于《新列夫》杂志1928年第11期，是罗钦科1927–1928年若干摄影主题文章的总结篇。

Diving｜ 1934 ‍

大家不再拍摄将军肖像，转而拍摄工人领袖，但仍然延用着旧制度下的摄影方式，或受制于西方艺术的影响，这样就没有任何革命可言。

摄影的革命在于，被拍下的事实由于它的品质（即“如何拍摄”的因素），依靠摄影独有的价值，产生极其强烈、出人意料的效果，使之不仅可以和绘画竞争，而且可以向所有人展示出一种全新的、完善的途径，将当代人类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的广阔世界详尽呈现。

“列夫”作为共产主义文化的先锋队，有义务向大家展示应当如何拍摄，以及拍摄什么。

拍摄什么，每个摄影团体都知道；如何拍摄，知道的人却不多。

依照“基督风格”或“勋爵风格”拍摄的工人队列和以“圣母风格”拍摄的女工，都说明了什么更好，什么更重要。

简而言之，我们应当找到，也必将在探索中找到全新的（不要怕！）美学、发展和热情，以便用摄影表现我们全新的社会现实。

Sports Parade｜ 1932

对我们而言，拍摄新建的工厂并不仅仅是拍摄一座建筑。照片上的新工厂并非简单的事实，而是苏维埃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实实在在的骄傲和喜悦。这些都需要探索，“如何拍摄”。

我们应当实验。

简单地拍摄事实，就像简单地描写它们一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不幸的是，简单拍下的事实可以被绘画替代，而简单描写的事实可能赢不过一部长篇小说。你们这些事实的拥护者，也没那么容易把它们创作出来。

否则，同志们，你们很快就会迷失，分不清是右是左。

左翼艺术阵线的成员，不该只是拍摄事实的人，而应当是可以借助摄影，与作为高质量典范的“艺术风格”作斗争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坚持实验，直到摄影技艺“架上化”为止。

什么是架上绘画？是在房间里，在画架上，按照草图创作的绘画。

什么是“架上摄影”？这样的术语根本就不存在，但可以将其理解为“实验摄影”。

不要避谈实践，只讲理论，也不要成为比敌人更坏的朋友。出于美学上的禁欲主义而为实践者编造出一些抽象的理论，将是巨大的危险。

Girls with Scarves｜ 1935

▶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 者 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 ｜ 《新列夫》杂志 ｜192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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