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大结局：看懂《万历十五年》，才能看懂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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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京博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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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有这样一个情节，高育良被高小琴的妹妹高小凤攻陷——幕后boss得知高育良喜好明史，遂训练高小凤熟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伪装成服务员与之接触，高育良果然对高小凤刮目相看，惺惺相惜，互生情愫，最终毁了自己。

无论剧中还是原著里，“万历十五年”反复出现，可以说是一条隐藏极深秘密贯穿全局的暗线，也是对最终结局的暗示。

万历十五年

中国的命运悄然转变

《万历十五年》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平静之下，却隐藏着大明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命运转变的伏笔。

这一年，距“隆庆开关”已经过去二十年，距“一条鞭法”的改革家张居正逝世已经过去五年。经过这两次的政治措施，备受国库空虚困扰和外患侵扰的大明王朝再一次站在了世界之巅。

万历亲政后，也一度励精图治、生活节俭，延续改革时期的勤勉作风，开创了史称“万历中兴”的壮举。如果万历皇帝继续勤勉下去，继续延续着张居正的政治思想，明朝或许会有另一番景象。

然而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它有着自己的命运轨迹。因为明朝政体的特殊，文官制度超越之前任何一朝，皇权受到极大的压制。在整个大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仁宣二宗及明世宗外，皇权在对阵文官时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而皇权和文官制度的冲突结局，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已经显现，万历有意无意长居后宫，万历十五年（1587年）只是冲突爆发的更加彻底而已。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彻底失去了励精图治的心志，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深居后宫从此不再上朝。

万历深居后宫的五年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1年），随着和稀泥本领超强的首辅申时行退休，对大明朝有着深刻理解的人都死光了。此后东林党崛起，夸夸其谈之辈登世，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

就在这一年，勇猛、孤独、天才的戚继光死了。纵观戚继光的一生，他的军事造诣、他对军事武器的理解、他对军纪战法的研究，尤其是《纪效新书》，都是大明朝在军事上的宝贵财富。

他的离去，让大明朝失去了在军事上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的机会，军备的松弛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是致命的。最直观的就是纪律松弛、战术浮夸的大明军队在几十年后，败给了白山黑水间的鞑子八旗，从此再难翻过身来。

也是在这一年，刚直不阿、不畏强权、清廉贫苦的海瑞死了。纵观海瑞的一生，他的作为、他对自身的苦修、他对时代的呐喊，是大明朝糜烂社会的一股清流。正因为他的存在，晴天中才会时时划过一道道霹雳，才会不时震动下腐朽的大明官僚体系。

他是明朝百姓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是大明朝官僚体系中清廉的象征，是百姓对官府信任的所在。他的离去，让大明朝廷上下再也看不清方向，让百姓在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时产生了迷茫。

可以说，万历十五年对大明王朝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在时间长河中只是瞬间，但官场的贪腐、官僚的敷衍了事，社会风气的奢靡，土地的兼并等等一切，都是悄悄埋葬大明王朝的火线。

万历十五年的官场魔咒

作为20世纪关注中国的知识分子，黄仁宇思考的起点和他的同辈相似，即“为何西方的经济和技术打败了中国？”

很多学者认为明代中后期是东西命运“大分流”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技术经济一路领先，而在此之后西方经济科技突飞猛进后来居上，中国则固步自封。黄仁宇也将中国传统社会固化的观察点放在了1587年，一个表面上不重要的一年，但中国后来的种种祸端却植根于此时。

《万历十五年》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对官僚体制的观察和洞察。

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像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必须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

黄仁宇认为这种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传统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制度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

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官场扭曲的生态，最终慢慢消解了改革的成果，最终文官体制或者说“官场”，蜕变成一个用道德诡辩自我催眠、自我保护，内部矛盾重重、僵化、不断膨胀、与社会底层脱节的怪物，甚至无法纠正原本的社会不公与民不聊生，造成社会流动困难，分配极度不均。

《人民的名义》里，官僚集团对经济发展的追求推动了汉东省乃至整个中国实力和竞争力的突飞猛进。然而万历十五年那样的“官场”问题也同时存在，与社会底层脱节滋生社会不公的危机，也没有解除。

在“赵家”治下三十年的汉东，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功，而万历十五年那样的“官场”问题却慢慢变得越发无法忍受。这些在汉东的“问题生态”里的主要成员高玉良、李达康、陈岩石、易学习身上，都有体现。

高玉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的身上有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官员的特点。赵家三十年里，高玉良的政绩谈不上出众，却靠着传统官场的揣摩上意、妥协和为人处事的学问一路高升，甚至一度超过了政绩突出的李达康。

高玉良的成功里有很多的冠冕堂皇的道德诡辩，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矫饰的是其团队的权斗、自私自利、甚至违法乱纪伤害人民的事实——正如万历年间的官场。

《人民的名义》人物

《万历十五年》都有原型

《人民的名义》大部分重要角色，都能在《万历十五年》里找到原型。

李达康VS张居正

张居正被誉为千古一相，以锐意改革著称，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人物。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当年明月评价张居正说：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这段评语，在行事为人风格上，用来说李达康不也恰如其分吗？

 易学习VS海瑞

易学习，活脱脱就是照这海瑞这个人物刻画描写的。海瑞当然是大大的清官，易学习也是，一样的清，一样的穷。

易学习先是担任下级官员，后来担任纪委书记；海瑞先担任淳安知县，后来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都察院，就是明代的纪委。

海瑞曾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正如易学习说李达康会工作不会生活，得罪人多，也是个很孤独的人。

赵立春VS严嵩，赵瑞龙VS严世蕃

赵立春这个人物对应的，自然是同样有个高智商儿子的内阁首辅严嵩。高小琴赞赵瑞龙就算不拼爹也能成大事，而严世蕃也被称为嘉靖第一鬼才。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赵瑞龙最后也被判处死刑。

高育良VS高拱

高拱，这位“救时名相”在出仕之前，也做过八年老师。

高拱不光在“大梁书院”当了八年老师，后来还做了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在这期间，张居正也当过他的副手——国子监司业。高拱对应高育良，张居正对应李达康，这不正如吕州时高李之配？

高育良提拔任用了一员公安大将祁同伟，高拱同样任用过一位军事牛人殷正茂，这个人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称为一代名将。

隆庆四年（1570年），两广叛乱再次开演，朝廷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为什么实在没办法了才派他去？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有能力但是贪，祁同伟也是如此。即使知道贪也不能不用，就像高育良对祁同伟。

祁同伟VS戚继光

祁同伟像殷正茂，但不全是。他还像另外一个人，便是《万历十五年》里的戚继光。

戚继光自然是民族英雄，可是正史中，他也是照样贪的，不光是贪，潜规则也玩儿的麻溜。

历史上戚家军赫赫威名，这个戚家军不单单是因为主帅姓戚，当兵的也有不少姓戚。义乌戚家军，可戚继光是哪儿人？山东蓬莱，八竿子打不着，这就是戚继光善于认同宗的功劳了。戚继光到义乌招兵，碰到同姓人就在一起叙同族之情谊，十分亲热。祁同伟不也是有一大家族人么，用他媳妇梁璐的话说，都要把村里的野狗都弄来当警犬了。

戚继光原配王氏彪悍，但一直未育有子女，戚继光背着老婆在外买包了三个妾，儿子都能打酱油了才让王氏知晓。像不像祁同伟、梁璐和高小琴的三角关系？

河北商林乡北宗村，有戚继光墓，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除了戚墓以外，还有一个传说：戚继光的后人就留在了这个村子里，为了避祸，均改姓祁 。 

有能力又有污点，是祁同伟像戚继光的地方。能力大于污点而非反之，则是他不如戚继光的地方。

回望历史，一声叹息

《万历十五年》中写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悲剧，陪葬着大明帝国的悲剧。

张居正一心重整赋税，丈量全国田地，纵然反对者众，但依他当时的名望和权力，应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他却卒于1582年，改革刚刚开始之时，年仅57岁的他抱恨终天。

海瑞严格奉行传统儒家道德，成为全国的典范，但最终没能看破官场的阴阳之道，屡任闲职，一身抱负无法施展。

李贽继承心学主张，试图改革儒家学说，如成功也可为我中华点亮一丝人性解放的光芒，可惜终是不敌保守的腐老众儒，被捕入狱，自尽而死。

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天子家事又被臣下粗暴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使明朝再无振兴的可能。

戚继光写成《练兵实纪》《绩效新书》，使明朝终于有了规范的军事训练手册。他更是注意战术上的革新，为帝国提供了军事改革的最好契机。但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他也迅速失势，1588年，将星陨落，明朝终于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最好机会。31年后，当八旗军以精锐骑兵冲击明军的侧翼，以寡敌众，斩杀明朝多名将领的时候，曾在蓟州练兵的戚继光若在天有灵，看着兵败如山倒的明军和即将破碎的山河，不知作何感想？

《万历十五年》告诉读者：一个国家的兴衰，实在与制度有太大关系。一个国家忽视了法制，终究只能是止步不前。而这止步不前，连张居正、戚继光这样的人都奈何它不得。在明朝止步不前的时候，白山黑水间崛起了新的力量，终于取而代之。

1587年，这大明王朝无关紧要的一年，机会在我们祖先的手中滑过。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天，实为讨明檄文；1644年，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在山海关一片石击败李自成军，满清从沈阳迁都北京，开始更加中央集权的统治，熄灭了明末刚刚点亮的手工小工场——也许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火种； 1645年，督师史可法固守扬州不降，城破后清军主帅多铎下令封城，大肆屠杀十日，杀汉人80余万；同年，清军连续屠杀嘉定城三次，方圆数十里内，人烟断绝；1682年，清康熙21年，满清入关后的第48个年头，全国人口统计为1943万人，而明末最后一次的人口统计约为5166万人，由此保守估计，清军入关后中华人口灭绝为60%以上。

清军手中的马刀，砍向了有骨气的汉人，也砍断了中华发展的正常线路，更斩断了汉人曾有的血性与傲气。东方与西方的差距，在清军入关时拉开了。

而实际上，明朝的败落，在1587年——万历十五年，就早已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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