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蒲州鹳雀楼，据称是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中唐李翰撰文的《河中鹳鹊楼集序》
（《文苑英华》卷七一〇）
，开篇就说：
后周大冢宰宇文护军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影倒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
唐王朝是周隋关陇体系的继承者，李翰等人在鹳雀楼游宴登赏、编辑诗集，记述该楼最初建造者为宇文护，或是来自当地的掌故传承。考之《周书》，西魏大统十五年
（五四九）
宇文护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镇蒲州，其间迁大将军，魏恭帝元年
（五五四）
离任。李翰文中的“后周大冢宰”
（相当于丞相）
，是北周建立后宇文护执政时的官职。
由于唐诗的题咏传唱，鹳雀楼后世知名度很高，但因诗歌之外的文献记载不多，具体到地点、建筑形态等问题，仍不无疑问。
鹳雀楼所在的蒲州河中府
（今山西永济市蒲州古城遗址）
，城西紧临着黄河。鹳雀楼“影倒洪流”，显然就在河边。李翰文中的“独立乎中州”，以往有“中州”“中洲”两种写法，后一种即可理解为黄河中的沙洲。嘉庆《重修一统志》蒲州府古迹“鹳雀楼”条，引用“旧志”云：“旧楼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遂名。后为河流冲没，即城角楼为扁，以存其迹。”鹳雀楼据说毁坏于金朝末年，元人王恽曾访问其遗迹，明初故址仍可寻。“旧志”的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
宋代的《梦溪笔谈》等文献提到，鹳雀楼有“三层”，不清楚唐代是否也是如此。而唐诗在描述鹳雀楼时，往往会强调楼很高。如吴融《登鹳雀楼》有“鸟在林梢脚底看”之句，殷尧藩《和赵相公登鹳雀楼》提到“危楼高架泬寥天”。李翰文中也说，登楼可以“俯视舜城，傍窥秦塞”，舜城就是不远处的蒲州城。
建在黄河沙洲上的鹳雀楼，为何如此之高？比较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先堆筑高台，再在其上建造楼阁。但唐人畅诸的《登观鹊楼》诗说：
城楼多峻极，列酌恣登攀。迥林飞鸟上，高榭代人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事，并是送君还。
这首诗的传世文本只有中间四句，一直被当作绝句，作者长期也被误写为“畅当”。后来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早期抄本
（P.3619）
，才知道原诗为八句的律诗，作者则是李翰文中出现过的“题诗上层，名播前后”的“前辈”畅诸。这首诗作为“史料”的价值，最重要的是新发现的第一句。鹳雀楼是“城楼”，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游赏性高台楼阁建筑。
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如所周知，很多江河之侧的“名楼”，原本都是建在临江河一侧城墙上的城楼
（门楼或角楼）
，如黄鹤楼、岳阳楼，都是如此。这种城楼以“大江流日夜”的风景之美著名，但从建造缘起和实际用途来说，首先是军事防卫性的。鹳雀楼看起来也并不例外。只不过鹳雀楼所属的“城”，是建在蒲州城西的黄河沙洲上，跟黄鹤楼、岳阳楼这种州城城楼显然有所不同。
中古时代，濒临江河渡口的城池，有时会在城外沙洲上另筑小城，以巩固防卫。这种小城被称作“中潬城”。爱宕元教授撰有《唐代蒲州河中府城与河阳三城—伴有浮桥和中潬城的城郭》
（《唐代蒲州の河中府城と河陽三城——浮梁と中潬城を伴った城郭》）
一文，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中潬城，位于洛阳以北黄河孟津的沙洲上，与两岸的南城、北城，构成了被称作“河阳三城”的黄河津渡控防体系。
蒲州也是如此。蒲州城西，有被称作“关河之巨防”的蒲津渡。由于地处长安通往河东的咽喉，除了舟船渡河，很早就有建造浮桥的记载。西魏、东魏分立后，蒲州先由东魏控制。大统三年（五三七）双方在沙苑大战，东魏失利，控制边界大幅后撤，蒲州归西魏所有。次年西魏建造了蒲津浮桥，大统九年又“筑城为防”。据《周书》卷三九《韦瑱传》，大统八年十月东魏进攻汾、绛，西魏迎战，回军之后宇文泰命韦瑱“镇蒲津关，带中潬城主”。这是蒲津中潬城最早见于文献记载。
看起来，鹳雀楼可能就是蒲津中潬城的城楼。中潬城建造在前，宇文护于大统十五年出镇河东后，或许又增建或扩建了城楼。但也不排除城楼早已经建造，只是由于宇文护的名人效应，被后人传闻为建造者。中潬城下就是黄河，“登者悠然远心，如思龙门，若望昆仑”
（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
）
，逐渐成为官僚士人的游赏胜地。这种从军事性城楼到诗歌名胜之所的转化路径，与黄鹤楼、岳阳楼是一致的。
蒲州一带的黄河河道是南北走向，历史上摆动非常大，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就是这种摆动带来的该地地理变化。一九九七年当地复建鹳雀楼，大概是考虑到登高远望的风景美学需要，将新楼基址选在了今黄河东岸不远处，其地唐代属于黄河西岸，让登楼者不免正有河东河西之叹。不过，楼址虽移，河山风景依旧，登临西望，大河南流，烟树茫茫，三秦古迹如在眼前，正如唐人司马扎《登河中鹳雀楼》所咏：
楼中见千里，楼影入通津。烟树遥分陕，山河曲向秦。
兴亡留白日，今古共红尘。鹳雀飞何处，城隅草自春。
鹳雀楼的得名，地方志说是因为有鹳雀栖息其上。鹳雀形近鹤类，喜欢生活在江河湖泽湿地，蒲州城西的黄河沙洲正是这种环境。而用鹳雀来命名楼台高阁，并不始于鹳雀楼。西汉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洛城门，一名高门，“又名鹳雀台门”
（《三辅黄图》卷一引《汉宫殿疏》）
。长安北门外临近渭水，也属于河岸湿地环境。后赵石虎时期，邺城有鹳雀台，胡三省认为“即魏武所起铜雀台”。如果是这样的话，台上的著名标志性雕塑“铜雀”，就应该是铜鹳雀。邺城三台西侧同样临近漳河。
唐代还有两个用鹳雀来形容人的趣事。唐睿宗景云
（七一〇至七一一）
年间，润州刺史韦诜有意将女儿许配给参军事裴宽，回家跟夫人说选到了“佳婿”，第二天让裴宽来访，家眷在幕后偷偷观察：“宽衣碧衫，疏瘦而长，入门，其家大噱，呼为鹳鹊，诜妻涕泣于帷下。”
（《明皇杂录》卷上）
裴宽因为长得又高又瘦，被取笑为鹳雀，想到女儿要嫁给“鹳雀”，韦夫人不由得悲从中来。这种比喻唐代似乎很流行。身材高大、走路很快的姚崇，也被爱给人起绰号的魏光乘取笑为“赶蛇鹳鹊”
（《朝野佥载》卷四）
。这不免让人想到“危楼高架”的鹳雀楼。鹳雀楼大概是得名于鹳雀栖息其上，但城楼高耸于黄河之中，远望起来，与水边孤立的鹳雀水鸟，倒也颇有几分相似。
鹳雀楼和它俯视的蒲津渡浮桥，是唐代蒲州河中府的两大符号性风景。往来于关中和河东驿道上的旅人们，都会目睹其风姿。相对于鹳雀楼，蒲津浮桥在文献中留下的记载要更多一些。比如说，人们熟悉的《西厢记》故事主人公张生，甫一登场，就是从长安出发，经过蒲津浮桥到蒲州。金代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中唱道：“蒲州近也，景物尽堪描。……东风两岸绿杨摇，马头西接着长安道。正是黄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缆着浮桥。”张生和崔莺莺相会的普救寺，位于蒲州城东不远处。《西厢记》的原型《莺莺传》，原本是一个唐代故事，《西厢记》虽然在情节上有大幅改编，但长安—蒲州
（城东普救寺）
作为叙事的基本地理骨架一直被沿用。蒲津浮桥正是必经之地。
蒲津浮桥是用悬索连缀船只作为桥梁。唐玄宗开元年间由竹索改为铁索，并在两岸铸造了各四个铁牛作为固定点。浮桥被沙洲分隔为两段，悬索襟束于中间的沙洲之上。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巡礼五台山后，经由蒲津西去长安，在开成五年
（八四〇）
八月十三日的日记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中描述过旅途所见：“从北入，舜西门出，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浮船造桥，阔二百步许。黄河西（两）流，造桥两处。南流不远，两派合。都过七重门。”圆仁对浮桥和沙洲观察记述得很仔细。而蒲津浮桥中间经过的这个沙洲，在唐人张说《蒲津桥颂》、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等文献中，都被称作中潬。爱宕元据此认为，中潬城就建在此处，扼守着蒲津浮桥。圆仁自浮桥渡河，需要穿过中潬城。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推测。果真如此的话，蒲津浮桥和鹳雀楼两大符号性风景，就有可能呈现为一种非常亲密的空间关系。所有经由蒲津浮桥渡河的旅人，都会在烟水茫茫的景色中，“零距离”地经过鹳雀楼下，构成一幅引人遐想的历史画面。或许是来自域外的留学僧圆仁读诗不多，日记中竟对鹳雀楼毫无记载。
诸宫调《西厢记》中，张生后来不得不与莺莺暂时分离，赴长安科考。莺莺等人相送至蒲西十里小亭，黯然告别。心情惆怅的张生，回望蒲津风景：“回首孤城，依约青山拥。西风送，戍楼寒重，初品《梅花弄》。”所谓“孤城”“戍楼”，也许是呼应张生初到蒲津时看到的“乳口敌楼没与高”。这些唱词当然不能看作是真实的历史记述。不过，“戍楼”作为蒲津风景，也曾出现在唐诗中。唐玄宗巡幸太原，途经蒲津，就有“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之吟。徐安贞奉和诗则说：“路得津门要，时称古戍闲。城花春正发，岸柳曙堪攀。”唐代直至诸宫调《西厢记》写作的金代，蒲津两岸有多个防御性的城池，这些唐诗中所描写的“戍楼”“古戍”，或许只是概称，但按理说应当包括中潬城及其城楼在内。
《西厢记》明崇祯十三年闵氏六色套印本
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藏
此为张生初往普救寺投宿之情景
至于中潬城是否就建在蒲津浮桥经过的沙洲
（中潬）
上，文献中其实毫无记载，只能说是一种遐想。可以确认的，是宋代浮桥沙洲上建有祭祀性的祠庙，晚唐时曾建有“河亭”。唐诗对后者有过描写。李商隐《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说，“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这首诗写于河亭“新创”之时。薛能《题河中亭子》云：“河擘双流岛在中，岛中亭上正南空。蒲根旧浸临关道，沙色遥飞傍苑风。”相关诗歌中描述了沙洲、浮桥，但都没有提到中潬城或鹳雀楼。
蒲津浮桥中间的沙洲，在北宋嘉祐八年
（一〇六三）
大水中遭到毁坏，两岸铁牛也被冲走。后来僧人怀丙花费数年时间，将铁牛巧妙地自河道中引出，浮桥得以重建，但沙洲上用以“限桥”的相关设施，这次冲毁后一直未能再建立。
从词语含义来说，中潬就是沙洲。如前所言，蒲津段黄河河道历史上摆动很大，由此形成的沙洲
（中潬）
，恐怕也不止一处。鹳雀楼与蒲州城的位置关系，明清文献或云“河浸城南古鹳雀楼址”，或云“旧楼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但都认为是在偏南位置。而蒲津浮桥中间经过的沙洲，位于城西，明显不合。也就是说，鹳雀楼沙洲和浮桥沙洲更像是两处不同的“中潬”。
当然也还是有费解之处。唐人薛渔
（涣）
思的传奇集《河东记》中，有一个踏歌鬼的故事，据说发生在“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
（《太平广记》卷三四六引）
。“城北”二字，《太平广记》底本原作“成死”，点校者据明钞本校改。鹳雀楼似乎不太可能在舜城之北。但面对文献中的这种歧异记载，有时候也颇有无可奈何之感。
如果中潬城并不是直接跨扼在蒲津浮桥上，防御功能会有一些不同。控制浮桥当然也是用途之一，但更重要的应当是与两岸城垒呼应，加强渡口要津的防卫能力。华北天气寒冷，冬季河流往往结冰，河道会变为“陆地”，进攻方可以履冰过河。两魏对立后，西魏北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军事弱势，“常惧齐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
（《北史》卷五四《斛律光传》）
。建在河中沙洲上的中潬城，意义因此凸显。
由于蒲州的军事重要性，西魏北周时期一般均由宇文氏宗室近亲出镇。大统十五年宇文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蒲州，在此任职五年。宇文护离任十二年后，天和元年
（五六六）
，其世子宇文训又出任蒲州总管，在任期间曾与随从登楼，“至上层，去地四五丈，俯临之”，有些恐高的宇文训感叹说：“可畏也！”随从的大都督崔弘度不以为然，竟从楼上一跃而下，落地毫发无伤。他们所登之楼，顶层有“四五丈”高，不确定是否就是鹳雀楼。不管如何，由于大统三年以后东魏北齐从未进攻至蒲州城下，鹳雀楼的军事功能终北周之世没有派上过用场，登临游赏意义会更加突出。只不过，因诗歌题咏而文学胜迹化的鹳雀楼，还要到更晚的唐代才真正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