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托马斯·索维尔
译者=刘学军
来源=《移民与文化》
学习历史是对抗当代自大的解药。它谦逊地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们看起来很新颖很有可能的肤浅假设，事实上都曾经被历史检验过。这种检验发生过不止一次，可能发生在数不清的各种情形下。人们 为这些检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果是人们发现这些假设根本就是错误的。——保罗 · 约翰逊
历史并不能为当前的困境提供现成的答案，因为在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变量。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它至少能够帮助我们定义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它能够最终打破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些理论可能在特定狭隘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很像是真的。历史是现实海洋 里的船锚，帮助我们抵御时代思潮的修辞之风。比如，在对世界上的多个种族和民族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一些群体在 不同的职业、行业、收入水平和教育机构里所获得的“代表性”往往存在 着统计学上的偏离。这种偏离并非特例，而是我们生活其上的地球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很多这样的偏离往往持续多代人甚至多个世纪。
本书描述的历史并非唯一讲述这种无处不在的差别化的文化特点 和经济成就的例子。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的《文明史》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这个现象：“各个地区和各个人群都均衡发展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以 1900 年的奥地利帝国为例，文盲率从波西米亚的 3% 到达尔马提亚的 73% 不等。同一时代，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 3 倍左右。在 1926 年的尼日利亚，小学生只有 10% 来自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虽然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部分都在北部地区。随后在20 世纪一项针对国际化军队和警察的调查发现，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里，这两个权力机构的人口构成都不能代表该国家的人口构成。另外一项针对多民族社会的全球性调查发现，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 能够大致获得和总人口构成类似的人口构成的社会即便有，也非常少。
曾经拥有或者管理一个或一些特定国家特定行业一半以上活动的少数种族、少数民族或少数人群，不仅仅包括本书描述的六个群体，还有西非的黎巴嫩人、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阿根廷的不列颠人、俄国的比利时人和智利的西班牙人。用布罗代尔的话说，移民才是“创建现代化的巴西、 现代化的阿根廷和现代化的智利”的人。在地区层面，少数人垄断特定行 业或特定职业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在 19 世纪早期的亚历山大，叙利亚人控制着超过一半的报业。在 19 世纪的沙皇俄国，亚美尼亚人拥有阿斯特拉罕省 250 家棉服厂的 209 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悉尼大多数地下电缆的安装工人都是爱尔兰人。20 世纪 90 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甜甜圈店铺有 4/5 都归有柬埔寨血统的人所有。
有时并非某个特定的种族、民族，或者来自某个特定国家的人垄断了一个行业或一种职业，而是外来人口整体上垄断了这个行业或职业。进而将这个国家人口的多数变成各个经济部门的少数群体或完全不存在的群 体。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秘鲁、马来西亚、阿根廷、瑞士、俄国、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中东、东南亚等地的多数群体都遇到过这种状况。事实上， 这是一种全球化现象。不但在欠发达国家非常常见，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时有发生。
城市在人口统计学或经济上被一个特定的民族垄断，而周围的乡村被 另外一个民族占据，这几乎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过去漫长的几个世纪里，布拉格、克拉科夫和里加都被德国人占据，而周围的 人群分别是捷克人、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在世界的另一边，华人占据了金边、西贡和新加坡，而周围的人群分别是柬埔寨人、越南人和马来人。印度人也一度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和缅甸故都仰光占据多数。
在与军事相关的事务上也是如此，在一些国家，外国人曾经在各个层面上不成比例地成为代表。15 世纪到 17 世纪，葡萄牙战船上的士兵要么是佛兰德人，要么是德意志人。20 世纪，据估计马来西亚空军飞行员大约50% 是华人。在奥斯曼帝国，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加泰罗尼亚人遍布海军舰队，德意志人遍布炮兵部队。土耳其帝国的精英步兵部队耶尼切里军团（苏丹亲兵）也有很多非土耳其人。在军事技术领域，外国人将加农炮技术 带到中国、西班牙、俄国和其他国家。同样，外国人帮助美国建造了第一个核武器。
这些世界范围内跨越历史时期的惊人规律的背后，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技能从来都不是均匀或随机地分布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或文明里的。德国人发展了高度现代化的光学技术。这不但体现在老牌德国光学企业蔡司、施耐德和福伦达上，也体现在德国移民和由他们的后代所引领的美国光学行业上。美国领先的照相机企业伊士曼柯达公司生产 的第一台照相机使用的镜头就是美国领先的光学企业博士伦生产的，而博 士伦是德国移民建立的。在二战前以及战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柯达公司 质量最好、价格最高的一些产品也是在德国生产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雷汀娜。20 世纪中期，柯达公司有一款质量非常高的胶卷照相机——金奖。这款照相机最早是在二战期间生产的。虽然这个时期柯达没有办法接近德国的光学行业，但是金奖的镜头是之前德国设计的一款镜头的改版。20 世纪中期的一些美国新闻照相机和反光照相机都使用了美国生产的万伦莎镜头，而万伦莎这个名字正是源于建立这家生产镜头和其他照 相设备的企业的德国移民。20 世纪晚期，领先的瑞典照相机企业哈苏公司就使用了德国蔡司公司生产的镜头。
德国人在高质量镜头领域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在 20 世纪中期被崛起的日本企业打破。这些日本企业成了领先的照相机镜头制造商。同一时期，能够和这两个国家的镜头制造商相匹敌的对手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早一点儿的年代里，虽然美国人设计和生产了一些高质量的镜头，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要么是由德国血统的美国人生产的，要么是德国镜头的变种。事实上，在更早的几个世纪里，光学技术的领军者在其他国家，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北部地区。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并非某个国家或种族能一直拥有最先进的光学技术，这些技术从来都不是随机或均匀分布的。相反， 这些技术的集中程度非常高，只是在不同的世纪里可能会集中在不同的地方。同样，光学技术在这方面也不是一个特例。光学技术的例子描述了这 样一种存在于很多其他领域的常规特点。
物理环境的均匀性或随机性并不比在这些环境里生活发展的人群更高。亚洲海拔超过 2 万英尺1 的山峰共有 76 座，非洲一座都没有。欧洲超过 1/3 的陆地是岛屿或半岛，而南美这样的地形只有 1%。一位知名地理学家说过下面的话：
对于物理环境或人群来说，没有什么是均匀分布的。并不存在一个将人类和环境因素均匀地压在地球表面的铲子。如果人类和人口、 资源、自然条件，比如气候等环境因素都是均匀分布的，那么世界上 所有的地区和人口都会有完全相同的发展潜力。如果没有不同，就不 会有贸易，也不会有交换货物和思想的必要性。
人们生活其间、文化发展其间的地理环境的不同，仅仅是这种均匀性 不可能存在的一个原因。移民群体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均匀或随机的。他们的地理来源或移居地不是随机的，他们的技能和天资也不是随机的。这些技能和天资往往和他们的来处和去处一样具体。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些历史中得出什么规律，那就是每个人群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特点。而这些文化特点并不会因为他们跨越了一条国境线，或者跨越了一个海洋就消失了。这些特点也并非总和一个国家群体或种族群体同在。以印度移民为例，泰米尔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和古吉拉特人同样的经历。不论在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还是在意大利本土，意大利北部人 和南部人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历史上，波兰犹太人在经济上和波兰本地人也有非常大的差别，不论是在波兰还是在海外都是如此。当然，波兰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或英国犹太人也有着不同的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人群之间的不同的遗传解释法和地理解释法都 会遇到严重的问题。海外华人、犹太移民社群和海外印度人这些少数中间 人群体在很多国家的经历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而这些种族彼此全然不同。其他的少数中间人群体，比如生活在美国的韩国人、生活在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和生活在全世界的黎巴嫩人，也表现出类似的中间人特征。但是他们在种族上彼此分隔，并且和本书研究的三种少数中间人均存在差异。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相对技能水平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因此我们很难得出类似于基因决定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在一千多年前要比欧洲领先很多，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事情却是全然相反的。同样，两千年 前欧洲东南部比西北部要发达得多，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情形却完全相反。
很多人试图用环境因素解释社会经济学上的不同，比如人群的特点和他们的经济命运是由“社会”决定的。这些人武断地将环境限定为他们当前生活期间的社会，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文化发源地可能在他们现在生活的社会的几千英里之外。当前社会对人群有多大的影响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必然结果。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人群之前的文化对他 们的命运几乎没有影响，比如奴隶或种族灭绝。但是幸运的是，这种例子非常罕见。即便是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结果也非常明显。比如斯里兰卡的大学不肯接受泰米尔人，或者马来西亚的大学不肯接受华人的系统化偏见。同样，还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德国人的排斥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波兰对犹太人的排斥。这些事件都让涉事双方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总体上的历史规律都是建议性的，而不全是决定性的。
《移民与文化》
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社会的历史是决定因素，这样的观点应该被修正为内部文化规律是决定因素这样的观点。但是这两者的关系并不能总结成 什么先验性的公式。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要一点一点地研究，而不能用一个理论进行推导。特殊的事件、特定的领导者、一时的热情和环境的偶然会合都会让历史变得更加复杂，超出社会、地理或其他作用力所能决定的范畴。无论如何，构成一个人群的文化的技能、习惯和价值观通常都会在这 个人群的最终经验方面发挥塑造性的重大作用。“怪罪受害者”和“怪罪社会”都很流行，但是错误的二分法忽略了一些无法指责的因素。显然，没 有人应该因为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的文化发展而被指责，或者因为这些文化发展其间的地理环境而受指责。
世界上多数城市都位于可以疏导的河道周围，所以非洲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大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非洲既缺乏可疏导的河流，也缺乏天然的港口。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城市都位于或者靠近伟大的河流汇入空 阔的大海的地方，比如纽约、伦敦、鹿特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上海；或者位于湖泊和内海周边，比如日内瓦、芝加哥、底特律和敖德萨；或者靠近开阔海面的伟大港口，比如悉尼、新加坡、香港、旧金山、多伦多和里约热内卢。这些城市所具备的地理先决条件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不 存在，尤其对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来说。所以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发 展出其他人群带到新世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技能。不论对非洲人还是对他们的后代所生活的西半球的城市化社会来说，这都不是一个该指责谁的问题。哪怕非洲人是自愿迁移到西半球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期望这些黑人群 体能够具备和白人群体一样的经济历史。何况白人的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如此鲜明的差别。这些差别体现了他们所来自的欧洲不同区域在地理上的优势和劣势。
期望相似性这件事在根本上与处于移民核心的差异性是不一致的。如果大洋两边都是一样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跨越大洋呢？如果人们在他们 现在所在的地方和他们将要去的地方的生产力没有差别，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承受移民的高花费和高风险呢？哪怕是难民，他们移民的原因也是不同 地点安全性上的差别。当人们从不同的世界移民同一个地方时，不难预料他们将会在新世界有不同的表现。这些不同不总是能降低到社会可以消化或者政策制定者能够解决的水平。像地理环境这样的因素过去总是在政策制定者可及的范围之外，虽然政策往往可以平复或激化这些因素所产生的 后果。虽然社会罪责往往会像个人指责一样毫不相干，但是许多摒弃了智 力遗传性的人往往会提倡集体的罪责。
当然，一种特定的文化不会贯穿历史一直烙印在一个人群身上，但是这个文化也不会在一些年之后或一代人之后就凭空消失。更重要的是，文化并不是一个标记，可以像蝴蝶那样被保存在琥珀里。它的位置不在博物馆，而在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中，并且在与其他目标或其他文化的竞争压力下演化发展。文化的存在性不在于等待庆祝的静态的“不同”，它的存在性在于与其他文化竞争，比较谁才是更好或更差的做事方式。判别哪种 文化更好或更差的裁判员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其中的人群。他们在坚忍不拔的生活现实中应对和获得灵感。当一个民族面对选择时，册页装帧的书籍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取代卷轴形式，枪械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取代弓箭。但这并不是说有一个旁观者宣布前者是道德福音。武器当然会引起伤害， 这是武器之为武器的本质。书籍也可以带来伤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里的观点非常特别。文化相对论既没有阐述力，也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人群的行为的历史相关性。它最大的作用在于礼貌性地规避，否则不同人群在表现上的差异性会让人尴尬。而文化相对论最差的地方在于，它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能集中精力找到其他人好运背后所隐藏的必要的人力资本。而且它让我们憎恨那些好运， 将一切归因于“剥削”其他人。
从我们所研究的历史的角度看，政治特别是抗议政治，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德国人和华人这样特别成功的人群总是在世界各地表现出对政治的冷漠，意大利人也如此。印度移民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是隐形的，虽然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富裕程度在 20 世纪晚期都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在一些国家里，犹太人成了杰出的选举代表。比如19世纪的澳大利亚和 20 世纪的美国。但是即便是在那个时间和地点，犹太官员往往也是广泛的政治选民的代表而不是民族领袖。海外日本人只在夏威夷的政治中表现活跃。事实上，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大陆上获得的经济成就 更加突出，但是他们在美国大陆上的政治力量几乎可以被忽略。20 世纪 90 年代，一个有日本血统的人在秘鲁两次当选总统，但是这同样因为他是一 个广泛的选民代表而不是一个民族领袖。
文化资本
我们在二十多个国家调查了十几个人群，但是这只能代表在几个世纪里跨越我们所生活的星球进行移民的广大群体的一小部分。我们通过这个调查所描绘的文化历史，让我们能够瞥见文化传承的巨大作用和它们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文化覆盖了人类所思所想的广泛领域，浅到人们的穿着样式，深到一个人愿意为什么献身。一些人对文化或“高雅文化” 的理解仅限于艺术、音乐和文学。但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涵盖是包括技能、 价值观、传统，以及思维和行动的不可言表的习惯的巨大图谱，而这些“高雅文化”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文化不仅仅是能够引发人们情绪依赖的习俗，也不仅仅是让人们可以 捶胸顿足的“身份”徽章，文化是完成基本生活活动的方式。这些基本生活活动可能包括物种的繁衍，知识的传递，对变化和死亡冲击的消化吸收，等等。文化的重要性在时间、噪声、安全、清洁、暴力、节俭、知识、性和艺术等不同领域各不相同。而这些不同反过来体现为社会选择、经济效率和政治稳定性的不同。虽然文化跨越种族，但是显然，特定的文化往往和特定的种族或民族相关联。不论地理怎么说，澳大利亚人都是欧洲人。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语言和外貌特征，还因为他们的生育模式、技术、哲学、 社会习俗和政府结构。这些特点让他们成为存在于 1 万英里以外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他们的邻居巴布亚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区别开。
当文化不仅仅被看作人群之间的不同之处时，我们就能更好地把它们 当作人力资本的巨大集合来欣赏了。西欧在罗马帝国崩塌之后怎样退化， 花了多少个世纪才恢复到罗马时代的经济水平、物理基础，社会与政治是 否存在一致性，要弄清这些问题就需要看清一代人或一个种族是怎样沦落到一种令人惭愧的程度的。在罗马帝国崩塌之后，西欧的种族还是以前的种族，但是文化机构的解体让这些人能取得的物质和文化资源比他们的祖先要少得多。城市和城镇萎缩了，一些甚至消失了，工业消失了，法律和秩序崩溃了。在一些地方，文盲甚至成为常态，即便在贵族中也是如此。中世纪的欧洲为我们展现出一幅阴冷的图景。
一千年前，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森林覆盖着。野生动物遍布整个森林。根据当时人的想象，森林里还有精灵、矮人和邪恶的灵魂。森林中有无数的沼泽向四处蔓延。在南部虐蚊创造出一种令人压抑的 痛苦和死亡的氛围。零零星星的城镇散落在古罗马帝国的领土范围内， 它们看起来更像是村庄而不是城镇。而其他地方连城镇都没有，只有屈指可数的狭小肮脏的村庄。
欧洲内部从未属于罗马帝国一部分的区域，甚至更落后。中世纪东欧的城镇比西欧的更少。在中世纪涌入中欧东部和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不 但是文盲，而且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根本就不存在识字的基础。
从一些文化层面来说，欧洲从罗马帝国的崩塌中恢复过来花费了几个世纪。但是从另外一些层面来说，这个过程花费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直到19 世纪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欧洲没有哪个城市的供水系统像罗马时代那样可靠。这种大规模悲剧性的倒退是一个清醒的提示，告诉我们一种文明 的文化资本有多么重要，个人的“能力”甚至一整代人的努力和才华与此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毋庸置疑，个人的头脑容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大，降生在欧洲最黑暗时代有潜力的天才和降生在取得伟大成就时代的天才一样多。人们缺乏的只是“利用国家和时代这个大银行和大资本的可能性”——柏克在另外一种情景下做了这样的描述。随着罗马社会的崩塌，这样的文 化传播机构随之消失了。
反过来讲，文化资本的快速积累同样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快速积累只能通过借鉴其他文化来获取，至少刚开始 是这样的。苏格兰人在几个世纪里都处于欧洲文明的落后位置。但是在现代社会，苏格兰人迅速崛起，在 18 世纪的很多领域里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力量。这同样为我们阐述了文化进步的力量。日本同样在仅仅一个世纪里平地崛起，冲到经济和技术的前沿。这说明即便是在一个缺乏自发发生现代化所需的大多数自然资源的国家里，人们也能够通过获取一种新的文化资本获得巨大的力量。这种历史性的进步能够让我们从心底感受到人类隐藏的能力。但是不论我们的感受多么强烈，我们都需要面对一个事实， 即这种能力可能会隐藏相当长的时间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可以说文化只是不同，在任何角度上都没有优劣之分，只是观察角度和个人喜好不同，这听起来很高尚。但是这种论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认为一种看待文化差异的方式比其他看待文化差异的方式好。换言之，这种论调认为当代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喜好的文化相对论比几个世 纪以来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喜好的文化观点要好。
说文化不同无关紧要，这几乎就是说因果关系无关紧要。瘟疫从远古时代就纠缠着人类。想要躲避疾病带来的绝望，人们必须要么自己具备现代医学科学的文化资本，要么能够找到具备这种文化资本的其他人。当 欧洲其他地区的人已经通过接种疫苗将天花控制住之后，东欧和巴尔干的人还在继续忍受天花的肆虐。因为疫苗接种技术就是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所具备的文化资本中的一种，而这种文化资本对东欧和巴尔干人来说，是 姗姗来迟的。当欧洲的穷人也能获得现代药物时，同样的疾病继续折磨着远离西方医药成就中心的穷人。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角度和个人喜好的 问题。
文化资本数量和种类的广泛差异让不同人群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 差别在事实上不可避免。从政治的角度看，人们往往会忽略历史造就的文 化资本上的差异，而在当前社会的失败中寻找造成这种经济和社会差别的 原因。比如，美国主要黑人民权运动组织的领袖在 1994 年这样说：
大约有一半非洲裔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许多黑人社区的婴儿死亡率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相当。住房、 犯罪和教育的统计学数据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悲惨的陈述，让我们看到 绝望和不平等。与此同时，在一些调查中，超过 60% 的白人说黑人现在有平等的机会了。
这些差异很有可能是由影响行为和态度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也很有可 能是由带到工作场所的人力资本造成的，而不是当前的社会行为造成的。但是不论是在这个演讲中，还是在媒体或学术世界的文章中，这种可能性基本上都没有得到什么关注。更何况，有大学学位的美国黑人夫妇的收入 水平其实和有大学学位的美国白人夫妇是一样的。甚至在 25 年前，在有图书和图书馆借阅卡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黑人男性的收入也已经和在有类似优势和类似教育背景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白人男性相同了。虽然从总体上讲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比白人婴儿要高，但是完整黑人家庭婴儿的死亡率事实上要低于白人单亲母亲家庭，哪怕这个白人母亲的教育程度比和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的黑人母亲高。简而言之，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对社会不幸有 着重要的影响。虽然人们在考虑这些社会不幸时并不总是考虑这些生活方式上的不同。这些问题远远超越了责怪一个群体，或者将罪过归咎于社会的水平。未来的改善取决于当前的努力有多少被用于开发一个人群的内部 资源，又有多少被用于寻求周围社会的政治变革。
文化发展和文化差异不仅影响不同人群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也影响着经济发展过程所牵扯的种族和种族主义。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一个国家或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同移民群体可能快速地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转变削弱了一种观念，那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 为持久性的社会阶层将人们冻结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上。事实上，我们前面几个章节回顾的历史提示我们，更加有意义的二分法是“做事情的人”和“不做事情的人”。多数人群和国家都曾经在其历史的不同时 期扮演过不同的角色，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人群和国家创造了额外的财富，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不能，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但是考虑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要抛弃另外一些考虑财富分配的知识和政治问 题。在这些问题里，财富的创造就好像被视为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物，就好像财富在不同国家之间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不均匀分布只是因为邪恶的力量或险恶的阴谋。创造财富的内在先决条件一旦确定了，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不均匀既不令人讶异，也不存在内在的可疑性。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期待这些先决条件会均匀分布，我们不能以种族、阶级、性别或其他社群这些强加的影响因素取代学术标准、雇佣标准和其他标准。
虽然文化之间相互竞争，而且这种竞争会导致不同文化产品产生输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拥有不再发挥作用的文化产品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必将成为失败者。事实刚好相反，很多时候这些人主动欣赏和拥抱更加广阔的文化，并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个过程不但表现出观察者的价值观，而且通过该人群的行为揭示了他们的偏好。因为他们放弃了他们传统的做事方式，选择了在其他文化中发现的新方式。这也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特殊行为，在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中就存在着广泛的彼此借鉴。在基督诞生的几千年之前，中东的冶金技术扩散到中亚的大草原。中亚发展出来的骑马技术和乐器传播到中国。在几个世纪里，火药、造纸、印刷、 瓷器、丝绸、运河水闸、手推车、大小船只上的方向舵和纸牌等产品和工具从中国流向欧洲。与此相对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风格也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古代朝鲜的文化基本上都源于中国。
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化交流都有快乐的结局。一些群体因为不肯放弃自己的文化，在好几代甚至好几个世纪里以各种方式遭受着压迫。这是犹太人在欧洲和中亚的命运，不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都是如此。我们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评估是不是多数的文化竞争都有快乐或不快乐的结局，相反，我们讨论的目的是想说明文化的竞争既发生在不同社会之间， 也发生在同一个社会之内。
文化竞争发生在不同的水平上。最明显的竞争形式就是战争，征服战争的结果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双方的后人说什么样的语言，运用什么样的思维逻辑，用什么样的价值观管理他们的道德世界。西半球成了欧洲文明的前哨站，因为欧洲人在世界的这个区域赢得了征服战争。今天，即便是西半球痛恨欧洲文明的人，也要用欧洲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愤恨，并且用欧洲的道德观来阐述欧洲文明的不道德。他们所提议的其他解决方案往往也遵从欧洲的观念。比如，泛非主义并不是一种非洲观点，而是一种用来阐述非洲问题的欧洲观点。同样的观念还有泛斯拉夫主义和泛德意志主义，但是这两种观念和非洲强烈的地区和部落忠诚比较起来，其共性要差很多。后独立时代的一代非洲领导人大都在欧洲或美国接受教育。他们都宣扬泛非主义，试图将因部落竞争造成社会撕裂的国家统一在一起。 战争只是文化竞争的一种形式。更持久也更普遍存在的竞争存在于为人类服务的实用的文化领域，比如食物的种植和对星球运动轨迹的理解。农业技术和天文学是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进而对全世界造成影 响的多种事物中的两个。哪怕一种文化比另外一种文化高级，这种文化也 很难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满意。所以，为被抛弃的文化丢失的美好面而悲痛 惋惜既常见也非常值得理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愁绪而否定历史，或 者利用公共财富复活已经被摒弃的文化，更没有必要强求他人出于义务欣 赏那些被摒弃的文化。归根结底，我们没有必要鼓励那些通过文化借鉴取 得进步的人退化到他们本来文化的角落里。外界广阔的世界早就已经成了人类、社会，乃至整个文明的文化源泉，我们没有必要让这些人承受巨大 的压力，考验他们在与世隔绝的文化条件下能够取得多大的进步。
移民长久以来一直是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群间的差异不仅仅是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机会，还会带来很多消极的后果。这些消极的后果既包括社会隔阂，也包括疾病传播，甚至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哪怕移民群体能够为他们到达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生活也往往含有犯罪因素。他们对法律执行机构的毁坏和腐化会影响周围更大的社会。海外华人的堂会和意大利移民的黑手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隐藏在欧洲和美国的穆斯林移民中的国际恐怖分子则是近期的例子。
移民传播疾病的历史很长。比如，19 世纪的俄国移民通常从德国的不来梅港出发开始他们跨大西洋的旅程。1892 年，他们将令人绝望的霍乱带到不来梅，造成上万人死亡。在这个世纪的早期，中亚的商队将祸乱带到欧洲，而欧洲人对这种疾病远没有生活在疾病发源地的亚洲人那么强的抵抗力。在东非也一样，奴隶被从他们世代生存的土地上押运到他们被出售的地方。人群的移动沿着他们的线路将霍乱和天花传播给各种各样的其他人。在所有的传播疾病的移民事件中，最具灾难性的就是欧洲人移民西半球的事件，疾病毁灭了大部分本地人。对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地方来说，这次事件事实上毁灭了所有的本地人。现代社会同样不能幸免于来自不同 疾病环境的人群流动所造成的生物学后果。20 世纪晚期，很多事实上已经在美国人群中消除了的疾病再次在美国大陆流行起来，其传播媒介就是来 自这些疾病仍旧盛行的国家的移民，比如肺结核、麻风病、麻疹、霍乱和疟疾。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内部的移民同样会传播疾病。最典型的例子是逃避瘟疫的难民往往将瘟疫传播给其他人。
动物和人类一样，都会在迁徙中造成疾病的传播。13 世纪，一种疾病从西班牙传播到诺森伯兰郡，其罪魁祸首就是在超过 1/4 个世纪里一种家畜传染病在英国的传播。18 世纪的西欧，牛瘟造成大量牛的死亡。这种病随后传播到非洲的一些地区，给那里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带去令人绝望 的灾难。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将动物迁移到捕食者少动物疾病也不盛行的环境里通常会带来高于常规的生存率。新的土地更加适宜的生存环 境也会为植物和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带来类似的益处。特拉华州的小麦，新西兰的羊群，马萨诸塞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国人，都在新的土地上 获得了比输出地更好的发展。
移民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彼此交错，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特长、不同戒律和不同行事规则的人形成了社会的不同层面。移民可能在很多 方面和他们现在生活的国家的人们存在不同，从他们看待彼此的方式的不 同到他们对噪声的反应的不同，或者他们丢垃圾的方式的不同。一个足够 连贯的外来移民群体可能会给他们定居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性带来挑战。19 世纪早期，定居在墨西哥的一个地区的美国人同意接受墨西哥的法律、语言、宗教信仰和国籍。但是事实上，后来他们开始反叛和脱离墨西哥，最终加入美国。在古代，野蛮人和平地在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定居下来。但是这为他们后来攻击罗马帝国并让后者毁于一旦奏响了序曲。现代以色列的建立完全出于之前几个世纪大规模迁移到中东这部分地区的人的要求和 起义。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评判这些特定的事件是好事还是坏事，而是想说移民可能会显著地影响一个社会的构造，甚至最终消融那些将一个国家绑定在一起的社会关系。
即便没有领土要求的移民也可能会造成国家的割裂和冲突。事实上，提出要求的可能并非移民本身。比如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本地人中“多元文化”的倡导者提出一系列项目来保存外来人口的文化和语言，其中多多少少都带有对本国机构和传统的仇恨。在美国，许多移民都在法律上有权利通过“平权法案”享受优惠待遇。这些“平权法案” 从表面上看建立的初衷是补偿发生在当代移民之前的历史性错误。不论是多元文化还是“平权法案”，都增大了消化移民所需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仅限于增加了本地人对外来移民的仇恨。
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从总体上讲让移民消化吸收的代价更高，而且这些政策还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移民，或者减少移民的选择性。政府如果不提供帮助或者提供很少的帮助，其中的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动机或野心进行移民。西欧和美国的福利社会都生发出一种反对移民的感情和运动。不幸的是，对于将提倡移民作为一种标志性行为的意识形态狂热者来说，来自大众的憎恨只是让他们更加确定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他们并不把这些憎 恨当作一种社会警告，告诉他们宽松的移民法、来自福利社会的优待和 让外来人口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独特性这些行为正酝酿着一种可能爆发的冲突。
迫害和武装冲突在世界各地造成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四处寻求避难所，却发现这样的避难所越来越难找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发生社会冲突将尤其悲惨。当绝望的难民在国境线上被拒绝时，当这种拒绝不仅来自对移民本身的反对，还来自对意识形态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和政治福利 的反对时，这样的人间惨剧将会加倍惨痛。这些被反对的意识形态主义者 将移民当作他们对自己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的反抗。
就像移民事件同时包含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样，移民全体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20 世纪晚期到达美国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因为福利移民的不到5%，但是在越南移民中这个比例超过 1/4，而在柬埔寨移民中这个比例接近一半。国内的意识形态特点可能会让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的选择性难以 实现，因此这些移民输入国要么失去了对边境的控制，要么总体上对移民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政策。
过去和未来
移民在历史性上起到了将技能、技术和人力从资源相对充沛的地区转移到稀缺地区的作用，并且带来里程碑式的结果。然而，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仅是通过肉体的转移实现的。知识、技能和技术的转移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工业以及即时电子通信的发展，知识、技能和技术的 转移越来越不依赖于肉体的转移。但是时间和工业以及通信的发展又使得肉体的转移变得如此便宜，因而使更大规模、更大跨度的移民成为可能， 也使移民越来越没有选择性。
移民事实上是不是更加没有选择性这件事情很难确定，特别是在野心 和毅力这些选择性因素不可量化而教育这样的选择性因素又很模糊的情况下。以 20 世纪 80 年代来到美国的移民为例，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在增长， 但是和美国人接受教育的时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因为这个时期，美国教育的发展更快。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人力资本等同起来，我们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很多将整个国家带往现代化的商业世界的移民刚刚到达时都没有或很少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比如西非的黎巴嫩人和东南亚的中国人。反过来说，很多学校教育并不能培育技能。虽然 有时这些教育会抬高预期甚至增加政治不稳定性，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尤 其如此。在一些特定国家的特定时间段里，移民的质量可能有一些经验性 的事实。无论如何，肉体的转移和人力资本的扩散变得越来越可分割。所以移民在历史上所扮演的推动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职责在未来可能不再存 在。那些能够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最多人力资本的国家的对外移民数量将越来越小。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和 20 世纪晚期日本移民和德国移民相匹敌的大规模移民。像过去的犹太人或胡格诺派那样具有宝贵的人力成本的难民移民仅仅是为了躲避迫害，因此他们会让奥斯曼帝国、瑞士、英格兰或美 国这样的移民输入国受益。但是很多其他难民并没有这样的人力资本，20 世纪晚期到达美国的很多难民依赖于社会福利的时间通常比美国公民或其 他移民长得多。
简而言之，国际移民从转移人力资本的角度讲，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 没有效率的手段。尤其是在和其他正在兴起或正在变得重要的手段相比时。在世界范围内共享人力资本的一个方式就是国际贸易，以及在彼此的国家设立企业。以日本为例，这个国家事实上几乎是不允许移民的，但是它成了世界上最领先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其方式就是在全世界不同国家建立 日本企业，推出用日本的方法生产的日本产品。以 1992 年为例，丰田汽车在美国生产了超过 34.5 万辆汽车，本田生产了超过 45 万辆。同时，通用汽车在世界范围内销售的轿车只有一半左右是在美国生产的。不论是技术 类还是管理类的人力资本，都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扩散。
即便是在过去的一些世纪中，旅居者也可以在不成为永久性居民的情 况下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当英国是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时，英国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在 19 世纪早期将英国的技术带到德国和美国，并在 19 世纪晚期将这些技术带到日本。技术转移为这些国家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让它们成为主导工业力量，并最终遮盖了英国的光芒。在其他国家也一样，英国的铁路和英国的纺织机在印度、非洲和南美洲都成 为行业标准。来自各个国家的旅居者都来到英国吸取人力资本，用以推动 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之后的时代里，这些旅居者也到美国、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家从事类似的学习。这种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技术知识，而且包括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并在经济上可行的企业中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科 学知识和组织管理技能。正是这些科学知识将技术转变成产品，并在经济上可运转的企业里生产了这些产品。足够的人力资本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转移到另外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就可以培训其他人，从而在国际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
历史上通过移民传递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旅居者在更加发达的社会里学习了知识、技术和态度之后返乡。但是相比允许移民自由进入的移民输入国，这对允许移民自由离开的移民输出国更加有利。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种转移人力资本的方式变得更重要。20 世纪晚期，在美国的大学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人的比例在很多领域都有提高，尤其是在 数学和工程领域。1993 年，美国公民只获得了美国颁发的工程博士学位的39%。除了通过教育传播技术，专业书籍和杂志、跨国公司、国际计算 机网络、咨询公司和政府部门都在人力资本的国际转移中发挥了促进作用， 而这些方式都不牵扯永久性的迁移。
以各种形式发生的移民历史是人类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移民 输入国来说，大规模移民本身不再是一个紧迫的需求，因为出现了越来越多更加节省资源且更利于避免社会冲突的转移人力资本的方式。即便如此， 移民的原因和结果不论对现在还是未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移民起于贫贱并终获富足，他们提高了他们周围社会的经济水平。当很多人都在担心财富的分配时，移民的历史将人们的关注点重新聚焦于创造财富的重要性。这些移民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宝贵样本，而且为我们带来了人类的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