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如何辩护？从上百份判例总结了72个辩护要点！（全是落地经验）

作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犯罪行为， 诈骗罪的犯罪认定与辩护策略 一直是法律实践中的重难点。

尤其在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的当下，如何结合具体案件特点，在 法律框架内为被告人提供有效辩护 ，成为反映刑事律师真实水平的检验标准。

欺诈行为与财产转移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诈骗的直接故意？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营利的目的？

这意味着刑事律师不仅要对 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了然于胸，还要能精准识别案件中的 关键证据和程序瑕疵 ，同时还要能敏锐地捕捉到案件中的重要细节和疑点，从而为被告人 争取最有利的判决结果。

本期 “长三角刑辩”线上大讲堂 ，智拾网有幸邀请到 李永红、庄斌彤、马宏伟、陈沛文 四位律师，他们将围绕 诈骗罪犯罪认定与辩护策略突破 这一课题，就律师办案过程中最该掌握的核心要点进行悉数归纳。

在复杂多变的数字化时代，除了诈骗案件的类型日益多样，涉及的法律问题也愈发复杂。

从普通诈骗到合同诈骗，从金融诈骗到电信网络诈骗，不但手段更为隐蔽，传播范围也更广。

这意味着如果律师想达到好的辩护效果，就要 根据不同的诈骗案件挖掘不同的辩点，以设计差异化的辩护策略。 比如主观故意的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涉案金额的计算等等。

以 互为给付型诈骗 举例，与传统诈骗的单方欺骗不同，互为给付型中双方都有一定的履行行为，导致 欺诈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难以认定 ，此时辩点的挖掘就要从罪名的构成要件入手。

比如，如何证明被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受害者是否存在认知错误、损失是否是由被告的欺诈行为直接导致的？

显然通过对案件本身进行学理分类，就能有方向地找对辩护路径。

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十余年各类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的控告和辩护经验

诈骗犯罪是刑法中 涉及罪名最多、手段最为复杂的犯罪类型 ，从传统的面对面诈骗到签订经济合同时诈骗再到信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的同时，认定难度也在不断增加。

被害人与受骗者不一致情况下的诈骗罪如何认定？如何认定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如何判断受骗者自愿交付财物……

司法实践中，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也一直存在诸多难点。

例如在 “盲发快递” 交易型诈骗案中，行为人通过虚构商品信息、诱导被害人购买高价商品，其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根据哪些行为可以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还有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区分 也时常模糊不清。法院明确指出，合同诈骗罪的关键特征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那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诈骗过程中存在“合同形式”就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此外，由于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高于诈骗罪，那么犯罪数额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

显然从主观目的的认定到罪名的区分，从证据的收集到数额的计算，每个环节不但与案件定性息息相关，更与最终量刑密不可分。

大成律师事务所中国区资本市场行业委员会牵头人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证券犯罪研究中心外聘研究员

上海律协证券合规与纠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在资本市场的复杂生态中，涉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犯罪一直是监管与司法实务中的重要议题。

尤其自2024年强化监管以来，证监会及相关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强度再创新高，严厉打击 财务造假、信息披露违规、欺诈发行 等违法行为。

据Wind统计数据，2024年共有 1011家上市公司 因违规被处罚，相比2023年的896家增长了13%。全年共计罚单 2289张，同比增加16%。

实践中针对 财务造假犯罪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 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比如，对 造假信息“重大性”的认定标准 是基于上市后应当向市场公开的对公司证券定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还是从投资者角度对投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信息的判断？

还有 “会计政策变更是否必然属于财务造假”的问题。 财政部和证监会对会计政策变更的监管重点在于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而法院的判断通常是结合企业的具体行为、变更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对投资者造成误导等因素。

虽然最高检在去年8月发布了《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但实务中如何应用、如何制定应对策略仍有较大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