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何以成为千年大计？

按照新华社的通稿，“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不难看出，设立雄安新区的出发点是为了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只有在京津冀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理解雄安新区的战略意图。

京津冀一体化原本是一个并不新鲜的概念，但是真正升温只是最近几年间的事情。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高到重大国家战略的层面，在当时，“一带一路”的宏大设想尚未面世，能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除了京津冀，还有彼时大热的上海自贸区。时光流转，上海自贸区的热度已然不如当初，但是京津冀战略却持续升级。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完成了京津冀战略的顶层设计。

河北省雄县

从短期来看，京津冀的战略意义在于疏解首都的非核心功能，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而从更长远来看，京津冀三地协调发展，最终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可以为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引擎，而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可以打造环境优美、生态友好的宜居城市，这可能更加契合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

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是我国最重要的三大城市群和经济增长极，不到3%的国土面积汇集了18%的全国人口，创造了将近4成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为最大的赢家。但是随着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相继爆发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大不如前，加之中国经济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身已经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因此，继续指望外部世界大幅拉动中国经济已经不太现实。

寻求中国经济自身的内生增长动力，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和外向型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更加倚靠广阔内陆腹地的京津冀更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需求。作为京津冀发展的顶层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有四大定位，其中两项是“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和“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由此也不难看出，疏解首都大城市病只是京津冀战略的一小部分，更大的目标是为中国经济打造新的增长引擎。如果雄安新区的模式被证明可行，在中国其他人口密集地区也可以大量复制，这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增加更多的引擎。

尽管京津冀一体化在最近几年被提升至极高的战略层面，但是现实状况却远比想象复杂，京津冀之间历史上一体化程度就相对较低，区域内不仅没有形成高低搭配的合理产业布局，反而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和相互竞争。加之京津冀三地之间不同的行政管辖区划，在大量的利益集团面前，想要顺利推进一体化战略也并不轻松。

雄安新区

2015年4月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及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其中近期目标是“到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在符合协同发展目标且现实急需、具备条件、取得共识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试点示范有序推进，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按照计划今年就要完成近期目标，但是从实际来看，距离“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等目标显然还有较大差距。

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产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协同发展机制有效运转，区域内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如果以目前的推进速度，到2020年实现中期目标也有相当大的难度。

如果没有非常手段，京津冀协同发展可能永远都会落后于蓝图。今年4月1日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显然就是为了加速推进京津冀发展的霹雳手段。以雄安新区对标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京津冀告别各自门前的一亩三分地，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就此驶入快车道。以雄安新区撬动京津冀，以京津冀撬动中国经济转型，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为后世留下更多的蓝天白云和生态宜居城市，千年大计的蓝图由此展开。

尽管雄安新区被赋予罕见的战略高度，但是过于拔高其地位也并不合适，甚至有人认为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意味着未来北京市可能会逐渐空壳化，显然也是危言耸听。雄安新区的首要功能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而北京市未来将会保留其核心功能，定位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保留这四大功能的北京市，其未来只会更加精品化，而不可能空壳化。

过去京津冀推进的主要障碍在于利益集团的各自为政，在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之后，利益集团的阻力将会大大减少，在拥有了更高级别的行政力量之后，京津冀战略更需要担心的可能是如何在市场化和行政力量之间取得平衡。毕竟千年大计的蓝图，可能更需要市场之手的描绘。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