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言说|车前子：二十世纪，我的字母表（上）

车前子 ，原名顾盼，1963 年生于苏州，诗人、散文家、水墨工作者。创作有《好吃》《苏园六记》等有特点的闲适文章。出版有诗集《纸梯》《怀抱公鸡的素食者》（英文版），散文随笔集《 明月前身 》《手艺的黄昏》《 江南话本 》《 云头花朵 》等，另有话剧剧本《南方》《一边的走马灯》等。

二十世纪，我的字母表

车前子作

说明：

“二十世纪”，是指我要把写作的作家限定在这个范围；“我的字母表”，是指我将写二十六位作家——参照英文字母表的二十六位数，也仅仅是这一点，并无其他意思。因为这二十六位数，可以对我有个限定。当然，暗示还是有的：即这些作家是外国作家。

又：排名先后完全出于即兴，并不表示我的热爱程度。一些我曾经深感兴趣的作家，如川端康成、杜拉斯、纳博科夫、巴塞尔姆、博尔赫斯等以前写过，这次也就不重复了。

帕斯捷尔纳克

（ Boris Pasternak ）

我在二十年前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读不出他的好来。他的诗集我都没有留下。世纪末的某个秋夜，从朋友处借了一本，又重新阅读，我开始有了点儿感觉。或者说差不多能进入了。一连几个晚上，风都吹在树梢上，像流水携带着石头，在胭脂凝聚的旷野里疾奔，但突然停住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有一种突然停住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得以延续。我想，所谓诗人的不朽，就是说他能够伴随我们一起成长。

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七十年代末，我读到美国诗人威廉斯的作品——就像一根小槐树枝在蓝天底下，开出了白色的花朵——这白色是令我眩晕的。八十年代中期，满城风雨，我对威廉斯的作品不太满足了。我想：与其说威廉斯是一位杰出诗人，不如说他像个摄影家协会里的“抓拍”高手。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我重读了威廉斯的作品，觉得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他的禀赋，他的敏锐，他的见识，在美国诗人中都是一流的。当然，他的局限，在美国诗人中也是一流的。局限性在于他把写作夸张为对抗性行为：在《荒原》出现之后，威廉斯的一切写作，好像就是为了对抗艾略特的诗风。无可否认，写作肯定具有一定的对抗性，但一旦夸张了，就自我膨胀。而自我膨胀的直接后果恰恰又是自我萎缩，至少是感觉的萎缩，视野的萎缩。只是难以预料的是——正是这种萎缩，使威廉斯对以后的美国诗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海明威

（ Ernest Hemingway ）

海明威是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西方作家，他的影响之大，就像俄苏文学对我们曾有过的影响，尤其是对生于六十年代的我们，具有特殊的魅力。在苦难与动荡时期，我们少不更事，所以稍后的日子里，就有一种文本上的渴望：通过阅读，来理解人类的精神和自己所必须学习的忍受。理解人类精神，是一切阅读的出发点；而必须学习的忍受，却是海明威单独告诉我们的。其实也就是对所受教育的怀疑——对我而言，在人生的那个阶段，我已很烦所谓的英雄，海明威恰恰能满足这样的要求：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什么英雄，却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或放弃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两者又常常是交织与交叉在一起。面对现实的勇气如果属于人类精神范畴的话，那么，放弃面对现实的勇气，更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不可缺少，所以必须学习忍受；因为忍受了，所以具有放弃现实的勇气。我读到的海明威的第一篇小说，是《印第安人营地》，当时十六七岁吧，觉得头上像被敲了一棒。海明威的小说，我喜欢的是这两篇：《白象似的群山》和《杀人者》。《老人与海》我读过几遍，我觉得海明威是一位被自己创造的风格所损害的作家。一般来讲，作家都会受到他自己所创造的风格的损害，而海明威更是如此。他或许过于自恋了。海明威的简洁，有时候几近洁癖，妨碍了他文学野心的充分实现。

福克纳

（ William Faulkner ）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买过不下五本，但一本也没有留住。正因为如此，我视之为神物。就像《红楼梦》，我也留不住。有一次，带了《喧哗与骚动》上火车，读了几页，去餐车，返回后就找不到了。《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一样，其中的才华是核爆炸，最起码有巫术般的力量。《喧哗与骚动》在我看来，就是美国的《红楼梦》，它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一种文化的结果。所以《喧哗与骚动》的开放性文本与《红楼梦》的没有完成都是这样一个象征：一个人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如此，与其把话说尽，不如留下可供某个集体所能记忆的缄默的纪念物。别看《喧哗与骚动》像一台打开又不断调频的收音机，而本质上它是缄默的。福克纳与海明威的区别是：福克纳说了千言万语，是为了守住一个秘密；海明威尽管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个“他”恰恰就是中心。对于人性的理解，福克纳远比海明威来得深刻，所以福克纳能够进入历史，而不能进入语言——在他看来，语言是不可相信的。虽说没有语言，也就没有历史，但福克纳就只想抓住这一点，写他的小说。一位伟大的作家，往往由于他以判断上的错误或偏执作为出发点，才能够一步步接近伟大。个人化写作，首先是错误写作。福克纳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繁复更是一种美，更是一种才能，因为人性琐碎的缘由。

查拉

（ Tristan Tzara ）

查拉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思路：观念即文本。也就是说，彻底的文本很难说是文本了，它首先，也就是重要的，在于一个观念。彻底的文本是耗散的文本，消亡的文本，它会比观念消亡得更快。对于观念即文本而言，观念与文本恰好替换了位置：观念的意义立足于文本的无意义，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反文本，甚至“无文本”的。只是阅读的习惯与错觉认为是文本的革命，而实质则是观念更新而已。由此可见，作家们只有两类——一类是观念的作家；一类是文本的作家。观念的作家即是观念即文本的作家，文本的作家即是文本即观念的作家。两者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后现代主义——若果真如此的话，我想无非是想在观念与文本之间作一番均衡、调和吧。

艾吕雅

（ Paul Eluard ）

我在二十岁左右读到艾吕雅的几首诗，当时想，我若能写出这样的诗，哪怕是一首诗，我就死而无憾了。现在想法虽然有了改变，但艾吕雅还是我热爱的大师。他是超现实主义中最干净的一位诗人，干干净净，所以脆弱，也所以勇敢，还很锐利。他的天性，使超现实主义东奔西走东拉西扯的轮子，成为逆风而飞的一根羽毛。单纯得就像一根羽毛的身体。我第一次用羽毛赞美一个人——因为他是艾吕雅。是阿拉贡的一句诗吧，用来赞美他的情人：“玻璃杯裂开的那道缝最蓝最蓝”，在我看来，最蓝最蓝的是艾吕雅。如果用一种色彩描述艾吕雅，他就是最“蓝”。在一首诗里，艾吕雅写道：“地球像一只蓝色的橘子”，我摸着这个句子，手触到了电流。这个句子多美，又多伤心，美有目共睹，而伤心却是潜形的，在一个联想之中：橘子总会被人剥开，也总会被人发现——丧失橘皮的橘瓤，多么接近一个鸟笼的意象，无路可走的时候，羽毛才能飞起。自由就是对囚禁的认识。二十世纪的伤心诗人，莫过于艾吕雅了，只是他在伤心之际，还风度翩翩，所以也就不易察觉。伤心，这消逝的品质——在艾吕雅后就消逝了。一个天才诗人会带走一种品质。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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