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邹建军】变革下的中国新药临床展望【华泰2017中期策略会】

主持人代雯：有请最后一位嘉宾，恒瑞的邹建军博士，给我们讲一下关于临床的主题。简单介绍一下邹博士的背景：她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做了10年的肿瘤科医生，随后在2005年加入拜耳，任全球医学事务部的负责人，之后回国担任celgene的医学总监，这又是10年的外企经历，最后在2015年加入了恒瑞医药，现在负责整个临床医学部。

邹建军：今天非常感谢代博士的邀请，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从法规药政改革以来，我们做研发的人员对于未来临床研究的一些想法。（PPT图示）整个药品注册体系分三个层次：一个是主席令，人大立法；然后是国务院令；再下来就是一些CDE法规、指导性的文件。这些法规的变化确实牵动着我们研发人的思路。

为什么要变？前面两位都谈到了，这些年来整个医药行业利润下滑还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还是源于竞争无序： 1）低水平重复；2）创新不足 （尤其体现在缺乏真正的新靶点，）。为什么会有722核查风暴： 1）研发质量上，我们的确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2）整个GCP遵守和执行上，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国家很大的力度来抓质量，也是看到了这些问题的症结。之前在外企十年，我们接触到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传统的GCP的合规教育，我在7.22核查风暴之后加入了恒瑞，看到了恒瑞对质量管理的重视，临床质量成为恒瑞新药研发的重中之重。

我认为这些法规变革，大的趋势一定是好的， 中国加入ICH，真正开始向国际接轨，也真正能够实现制药行业的转型升级 。这段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可见国家对于制药行业改革的决心。其实从2015年开始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法规，都在为中国加入ICH做准备和铺垫，是一个组合拳；另外正如Dr.Mullin所提到的，ICH也需要中国，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加入ICH到底有什么好处？ 1）更严格的伦理标准；2）加速制药行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转型升级。 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语言之分。ICH最严格的就是伦理的标准，之前中国遵守的是WHO伦理的标准，加入ICH对我们来说，所有的伦理就要以最高标准来制定，对于病人来说这是一种最好的保护。当然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药监部门所有做的前期的调整和政策的改革，都是为加入ICH做铺垫。我看过一篇报道， 到2020年，我们专业的CDE reviewer有望达到1200-1600名，国内患者有可能第一时间获得最有效的药物治疗 。当然对国内药企来说，我们将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药企的竞争，但对于我们转型升级是非常有好处的，是双方共同的需求。

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成为ICH的成员国，对于中国药企做的研发和做的产品，会增加国际上的认可度，同时促进药监部门监管力度的提升，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对整个研发资金的投入有很大的影响和改变。

我们能看到中国加入ICH之后对医药产业的预期影响： 可能会淘汰竞争实力不太强的小企业，人才储备压力会增加，但对于研发驱动型企业来说机遇也是增加的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中国加入ICH是一个利好，以前只有做了II期才可以在中国申请临床，但现在可以同步批准。刚才谢博士讲过，有可能某一个药会在中国率先批准上市，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真正受益的是我们的病人。就像我们讲的 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会变得更加强大和优秀，对于仿制药市场来说可能会面临重新的洗牌。 对药监机构的要求也会更高，更科学化、高效化、国际化，希望他们成为国际制药界更好的把关员和推手。同时会带动CRO的发展（临床试验需求增加），目前恒瑞也在借助一些好的CRO的资源和力量，尤其是国外临床的一些项目，来帮助我们做国际上药物的研发。

对我们来说可能还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有更多研发的投入 ，面临着国际药厂的竞争，想入到同样多的病人，研发投入要比以前高很多。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研发投入还是很低的，但是我们的增速是最高的，所以随着整个格局的改变，会促进一些优秀的企业有更多研发的投入。

加入ICH对于某些企业来说的确是利好： 首先是数据互认 ，如果可以在美国先开展临床研究（ 30天备案制 ），先获得了一些西方人的数据，如果在中国做临床的时候可以借助这个数据， 省掉I期阶段的部分工作（比如可以避免最低的剂量重复爬坡） ，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我们有机会在国际制定制药企业法规方面有中国的声音， 中国毕竟一个人口大国，在制药领域里面，能够跟发达国家一样的，有相应的地位，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荀子有一句话叫“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我选了这个“恒”字，正好跟恒瑞相关。不管环境怎么变、法规怎么变，我们宗旨不变，就是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于人民的身体健康。归根到底法规在不断改变，但研发人的初衷不会变：做中国老百姓或者是世界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真正的好药。

我们来看一下肿瘤新药在全球的研究情况：对比中国和美国，美国进入早期临床（I期）的研究项目很多（年均1100-1300个，很多事first/best-in-class），但真正进入II、III期的产品还是比较少的（年均200-300个）。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所谓的创新药更多是“me-better”，有国外的一些经验或靶点为参考，早期研发比例和进入中晚期研发的比例非常接近。但是中国和美国相比，过去六年期间，整体新药研发的项目数量和质量上，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关于肿瘤治疗领域的靶点，比如蛋白激酶抑制剂，在美国的研究比较平稳，尤其TKI这种抗血管生成抑制剂药物，这两年有一个缓慢下滑的趋势。但是单抗类的产品（尤其像PD-1，PD-L1），这两年呈现非常显著的上升。对中国来说，毕竟我们在新药方面相对落后，所以我们的单抗类产品也有所增长（刚才谢博士也提到，中国可能有100家企业在做PD-1，恒瑞也是其中之一），但也看到蛋白激酶类这种比较早的药物，国内也还是缓慢上升的趋势，这是我们跟美国在新靶点开发上的差距。

分析中国和美国，对比我们和发达国家在新药研发，尤其是 肿瘤新药研发的现状，可以看到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1）绝对数量低；2）新靶点开发稀缺。 这些年我们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仍有很大成长空间。现在国内药政改革力度非常大，包括设立很多重大专项，包括桑国卫院士在科技大会上发出强烈声音要支持新药研发等。我们有这么多国家政策和经费的支持，都是利好国产创新药的。仿制药时代正慢慢向新药时代转变，这种蜕变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一直在思考7.22之后，尤其现在这么多法规政策出台，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哪儿？ 国际多中心如果进入中国，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跟它们的直接竞争 。国内真正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中心还是非常有限，国家现在开启了认证制，不再设门槛，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好事，可以培养一大批优秀的临床研究基地，但在早期一定会有阵痛的过程（成长需要时间）。另外，中国做早期临床研发（I期），经验不是特别足，在GCP的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缺陷，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更多经验。而且国内真正的创新药还是偏少，大部分仍然是me-too，me-better。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首先，要吸引人才，努力提升自己 。目前恒瑞有超过2000人的研发团队，在过去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人员增长了好几倍， 我们也从外企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这个首先要归功于公司的平台，有非常丰富的产品线，另外也的确越来越多的人才看到了国内企业在新药研发上的潜力和决心以及投入。 其次，要熟读法规，深知政策。 做到非常有策略的制定研发策略， 对于真正的好药， 希望能尽早的获得临床结果， 能尽早的上市，给病人带来获益。目前药政部门也非常open， 鼓励企业和他们的沟通和交流， 鼓励我们在早期发现很好的临床数据就能去沟通，这些都是鼓励创新的举措。

其实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加强自身，提高临床研发水平的好机遇。更多国外项目的引进，帮助我们培养更好的研发中心，培养更多研究者。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能够敢于面对挑战，能够享受政策提高自身，我想我们会在这个大的环境下越来越强壮。

对于恒瑞来说： 1）我们要提升自身团队的建设，加强人才的培养；2）追求创新，产品要多管齐下；3）质量永远是第一位，要严格遵守GCP；4）保证稳定的研发投入（10%营收占比）。 从外部来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寻求国际的合作。另外怎么样走全球化布局？恒瑞有两大战略，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全球化，全球布局我们在早几年前就已经走出去了。

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full function 的临床研发团队： 包括Medical Manager，Clinical Operation，QC/QA，Medical Writing，Regulatory ，统计， 数据，产品向策略和管理等，保证在研发各个环节都有人才把关，去实现做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的目标。

从做研发来说，我们还是要植根于中国这个大市场和广阔的人群。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PD-1竞争非常厉害，包括Merck、BMS、Roche等，都相继在全球甚至中国开展不同适应症的临床研发。我们是否要follow他们，比如他们最早做的黑色素瘤（在中国不是高发瘤种）， 中国的PD-1要做什么，我们做了很多策略讨论，最后是立足于中国特有的高发癌种（食管癌、胃癌、肝癌等），整个研发策略还是有别于原研药在中国要做的适应症。 而且PD-1的有效性也就是20%左右，如何让产品更好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PD-1未来的临床方向一定是联合用药 ，包括跟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包括免疫制剂和免疫制剂的联合、和疫苗联合等，可以大大提高有效率和病人获益的程度。

最后我想谈谈做临床研发另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们需要跟临床医生有密切的沟通和合作，因为国内KOL（Key Opinion Leader）是业内权威治疗标准的制定者和改变者 。他们是研究药物最早的使用者和反馈者，是对某个疾病领域了解最深最透的人，他们对一些在研药物和新药的认识可能也是最深的，对医保政策也是最先的检视者之一，也是监管机构的重要咨询对象（CDE要求现在I期和III期临床之前，要进行主动沟通），这个过程当中KOL意见将非常重要，同时他们也是新药研发的驱动者之一（我们的药都要通过医生和他们的临床研究才能做出来）。但往往KOL都非常忙，所以如何很好的和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认真听取专家对我们的新药研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制定出符合中国新药研发的策略，尽可能少走弯路，这是我们作为研发人需要考虑的重要环节之一。今天分享了自己的想法，有问题我们还可以讨论。谢谢大家。

提问：现在临床，企业之间抢患者蛮严重（包括外企和国内企业），其实患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您也做过医生，从医生或者KOL的角度来讲，同一类药物都要临床，会怎么考虑患者招募？恒瑞作为公司来讲如何促进或者更快推动临床试验呢？

邹建军：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作为恒瑞医学部负责人，我肯定希望这个专家入我的试验。但是换个角度，作为医生，可能我首先会比较两个方案，如果两个方案是差不多的，入组条件也类似，公平起见，我会交替随机入组。但最好同适应症、同类药品，不要再同一个医院用一个医生这里做。如果迫不得已，接了两个，也会one-to-one，随机入组。

主持人代雯：恒瑞现在做了很多海外临床，后续我们也会考虑海外产品的引进或者是合作，或许会有投入，国外的III期动辄几亿美金，虽然恒瑞现在是中国第一大市值的药企，但每年研发投入也就10亿，跟国际大公司比起来算不上什么，未来我们怎么考虑这块的研发投入呢？

邹建军：全球化是恒瑞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我们也意识到在国外做试验非常贵，要依托于大的CRO公司。我前段时间在美国跟专家沟通，临床费用的确非常高。作为公司来说我们会更加注重优先顺序，会做非常深入的产品调研，判断这个产品从立项到在美国上市，那个时候的市场landscape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还拥有市场？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在制定策略的时候会做一个全面评估，如果能确定这个实验即使要花五到八年，但那是还有不错的市场机会，这个项目我们还是要投的，这也是我们走国际化的决心，是董事长一直以来要做的事情。作为管理者来说我们要有更好的决策，要做更缜密的评估，这样才能把一定的经费投到更有价值的地方。

主持人代雯：下面我想提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也是很多投资者跟我们讨论过并且非常关注的。恒瑞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临床进度来讲，都是国内创新药的老大。未来是否面临一个问题，药品注册改革之后，有很多海外创新药、全球创新药可能早期就会进入中国，与国内产品竞争。您觉得恒瑞未来受冲击多一些还是成长多一些？

邹建军：的确是个很尖锐的问题，我只代表个人的观点谈谈想法，不代表公司的观点。中国有中国的现状，尽管可能国外产品会比以前更快、更早进入中国市场，真正的能用得起原研药的老百姓还是不多。如果同类的产品，我是me-too/me-better的创新药，晚一两年进入中国市场，如果有可及性，还是可以让中国老百姓更大获益的。我对恒瑞的创新药质量有信心，我也相信，就算是我们比人家晚一两年，在中国是有机会也有市场的。冲击肯定会有，也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首先要更有策略，另外要更有效率，如何让你真正好的产品在最短的时间获得好的临床结果，这也是作为管理者来说每天面临的挑战，倒逼我们去思考，如何让新药更快、更好的上市，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信心的。

主持人代雯：谢谢邹总，如果没有问题今天我们这个环节就结束了，谢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