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国家医疗保障局的药品集采计划展开讨论，阐述了药价问题、新药研发与普惠之间的平衡，以及医药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文章介绍了集采计划的背景、目的、实施情况，并分析了其对药品价格、患者用药负担、药企创新动力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对集采政策的建议和改进措施。
国家医疗保障局启动集采计划，旨在通过政府主导的大批量采购谈判，降低药品价格，解决患者用药负担问题。
药品价格高昂是困扰患者的一大难题，尤其是专利过期后的药品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电影《我不是药神》反映了药品价格对患者的影响，以及制药行业的伦理挑战。
集采计划通过消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大幅降低了公立医疗机构常用药品的价格，有些药价甚至降低了90%，显著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新药研发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过程。集采政策需要在保证药品价格合理的同时，不损害制药企业的创新动力。建议给予创新药一定的价格保护期，并对创新药进行倾斜性监管。
呼吁医药企业具有主人翁精神，积极进行产业生态的建设，注重与政府、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沟通合作，共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监管政策和支持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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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创新与普惠，如何平衡？
你好，我是王煜全，这里是王煜全要闻评论。
前段时间，国家医疗保障局（后面简称医保局）新一轮的带量采购计划（VBP）、也就是俗称的“集采”开启了。这个计划旨在通过政府主导的大批量采购谈判，来降低药品价格。
药企代表正在递交材料
据报道，在这次集采中，企业们都豁出去了，纷纷报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例如竞争最激烈的间苯三酚注射液（用于治疗胃肠疾病），最低价仅2毛2分/支。
面对着如此低价，网络上出现了不少质疑声：这样的低价是否会打击新药的研发，导致未来患者无药可用？
首先，我们认为，医保局的集采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在集采之前，药品价格高昂一直是困扰患者的一大难题。尤其是那些已经过了专利期的药品，价格却常常居高不下，缺乏一个有效的分阶段降价机制。
通常情况下，药企会在专利保护期内（通常是药品上市后六到七年）收回研发成本，专利到期后，在仿制药的激烈竞争下，药价自然会迅速下降，有时甚至能降到原价的五分之一。
然而，这种情况却没有出现在中国。
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引起了轰动。影片中的抗癌药伊马替尼（也称为格列卫），能将原本致命的慢性髓性白血病转变为可长期控制的慢性病，但售价却高达30万元每年，对于绝大部分患者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于是，主人公便从印度走私了便宜的仿制药，成为了患者心中的“药神”。
这个影片把一个沉重的问题摆在了观众面前：在生命面前，药企的高药价是否道德？
在制药行业中，定价问题始终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伦理挑战的议题。
如果药物的供应被人为控制了，那么理论上药企可以遵循市场的供需机制，将药物价格定得很高，因为患者为了活命，哪怕砸锅卖铁也得接受。而且，在药企面前，消费者的力量注定是单薄的，几乎没有谈判的能力。
所以，药企常以研发成本高昂为由，为高价药品辩护，在中国市场上想方设法采取高价策略。即使已经赚回了研发成本，仍然坚决不降价，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延长专利保护期，比如申请附加专利、对现有药物进行微小调整等等。
这样一来，药企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但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于是，在2018年，医保局开启了集采
，针对那些医院常用的、对治疗慢性疾病至关重要的药品，以庞大的采购量作为筹码，代表患者直接跟药企和分销商谈判，并通过透明的竞争机制，消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大幅降低了公立医疗机构常用药品的价格，有些药价甚至降低了90%，显著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例如《我不是药神》中的神药伊马替尼，其价格在集采的推动下大幅下降至了几百元的区间。
因此，即使是不发达地区的患者，也能够负担得起这些基本药物，从而能够提高全社会整体的健康水平。
这无疑是一件利于老百姓的好事。
而药企因此受损，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长年坚持高价策略的反噬。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新药研发确实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过程，常常符合“三个十”的规律，即成功率不到10%、投入超10亿美元、研发周期在10年以上。
如果过于追求低价，虽然能挤压仿制药的利润空间，但对新药的研发也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
当前，中国医药行业正处于一个复杂的调整时期，需要在创新、普惠与有效监管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保证药品价格合理的同时，不损害制药企业的创新动力，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医保局的集采对象主要为专利已过期的仿制药和需求量大的药物，并没有硬性要求创新药参与集采。
但是，12月份的这次集采，有超20个品种的原研药企符合申报资格，但由于报价较高，无一中标。可见，集采政策对创新药的忽略，将使得创新药的销量难以得到保障，也不利于患者以较低价格购得这些药物。
所以我们建议，在集采过程中，可以给予创新药一定的价格保护期，允许企业以较高价格中标，在回收研发成本后再逐步降价。
这样既可以利用以量换价的机制适当压低价格，也为创新药的研发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市场保护，能有效激活药企创新药研发的积极性。
此外，不光是药价问题，优化创新药的审批也很关键。
监管机构应当针对创新和非创新药物进行分类监管。不能因为新药复杂、易出错，或要担责任，就增加审批难度，而要意识到审批一个创新药的价值可能远大于审批三个仿制药，应该对创新药予以倾斜。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创新需要被监管，但好的监管并不会抑制创新，“pro-innovation”（亲创新）的监管反而会对创新产生促进和支持作用。但如何建立亲创新的监管机制，是全行业乃至全社会都需要关心的。
我们还呼吁医药企业乃至于整个行业要更具有主人翁精神
，积极进行产业生态的建设，注重与政府、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沟通合作，共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监管政策和支持创新的策略。不仅提高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还能研发和生产出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新药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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