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意在让读者理解柏拉图有理由让格劳孔成为这些评论共同针对的目标。当格劳孔面对回到洞穴的前景，不自觉地为哲人王的利益提出抗议时，他不仅忘记了这个理想城邦得以建立的原则，也忘记了自己。格劳孔开始要求苏格拉底表明，一个为了正义牺牲一切的人，比一个没有被别人发现并获得极大成功的诡计多端的无赖更幸福，而现在，这个需要别人提醒他正义可能要求个人牺牲他喜爱的生活的格劳孔，与之前那个坚持要求苏格拉底捍卫自我牺牲的正义的价值，并由此引发了整个讨论的格劳孔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关于《理想国》中的这个初始时刻，施特劳斯这样写道：
关于格劳孔含蓄地反对特拉叙马库斯的观点，这让我们不能不想到康德的观点——康德对一个除了好意这唯一有绝对价值之物以外别无其他的单纯之人的动人描述。《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开篇的话说的很清楚，根据他的理解，道德最接近正义，而非其他德性。根据康德的理解，道德与技艺和自然的分离的程度就像格劳孔所理解的正义；道德法则既不是自然规律也不是技术规则。在《理想国》中格劳孔这种观点的命运预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命运。但是格劳孔所意欲的东西最好用“荣誉”而非“好意”来说明。
施特劳斯相信康德道德哲学的命运是它对自由的梦想没有根据并且不能维持，不管是摆脱了自然限制和偶然性的自由，还是摆脱了实现幸福的技术——也就是技艺——加给我们的限制的自由。格劳孔对自由的梦想也遭受了相似的命运，最终随着他接受哲人王的理想而彻底消散。格劳孔梦想的正义，也是他希望听到苏格拉底捍卫的正义，有这种无视后果的气魄，也就是自由。如果说在何种正义很像康德道德主体的好意，那么对格劳孔来说，当正义之外的一切都被清除之后，剩下的并不是纯粹的好意，而依然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像被洗净了污渍。格劳孔、苏格拉底、哲人王，施特劳斯让康德道德哲学之光划过这三个人物，但是光束最终都因为不当的比较而转向他处。他用康德作为线索将这三个人物串在一起，因为康德道德理论的核心是义务的概念，而《理想国》的核心是苏格拉底通过诉诸哲人王的义务提示格劳孔的义务，通过这样的行动苏格拉底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施特劳斯并不是说《理想国》包含了对康德带有先见之明的批评。对施特劳斯来说，康德道德哲学在这里是一个普遍化的象征，代表了仅仅在道德领域追求终极善的尝试。康德不能实现这一论证也就象征了苏格拉底所填补的类似真空，虽然在具体问题上相当不同。
苏格拉底虽然将尊严留给了格劳孔，但是却没有假装给他想要的论证，也就是表明不管后果如何这个尊严本身就值得拥有的论证。通过补充之前略去的引证，施特劳斯隐含地承认，当苏格拉底作为立法者和立国者讲话，当他对想象中的哲学家论证回到洞穴的正义时，还是运用了强迫和有说服力的理性的命令。但这并不是格劳孔想听到的论证。哲学家被迫回到政治，因为他们认识到政治活动虽然并不高贵，但确实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苏格拉底的论证，回到洞穴对他们所属的城邦来说是最理想的结果。正如施特劳斯所说的：“……第二种意义上的正义（即服务城邦和服从法律）并非内在地具有吸引力或因其本身值得选择，它是好的仅仅因为其后果。或者说他不是高贵的，而是必要的……”。这一论证的本质帮助我们看清了施特劳斯如何解决anankaion一词的模糊性（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强迫性的），他更赞成将其理解为“必要的”。哲人王并不是被苏格拉底或者法律强迫，从而接受他们的君王地位，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城邦的需要。但是格劳孔并不想听到正义因为结果而被赞美，而是因为它本身。他得偿所愿，但并非以他预料到的方式：
但是哲学家最关心的是内在地有吸引力而且事实上最快乐的工作，不管它带来何种结果。因此只有在哲学之中正义和幸福才是统一的。换句话说，在城邦所能实现的正义的意义上，只有哲学家才是正义的个体：他自足和真正自由，或者说它的生活最少服务于他人，就像正义城邦的生活最少服务于其他城邦。
在第一个意义上，正义是服务于他者的反面，而服务于他者构成了第三个意义上的正义。第一个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正义，而是一种自足，它仅仅是通过类比在非常弱的意义上与自足的城邦所代表的更为清晰的公民正义观相联系。
不管怎样，格劳孔是被第一个意义上的正义吸引了，这一点只要看看为了第二个意义上的正义而牺牲第一种正义时他的抗议就会知道，因为正是用这个观念，苏格拉底似乎满足了格劳孔对一种仅凭自身就有价值的正义的梦想。格劳孔并没有注意到他的野心如何被彻底颠覆了，这是因为苏格拉底给他保留了尊严。但是施特劳斯希望他的读者注意到这一点，并因此重新描述了这两个意义上的正义：“第一个意义上的正义可以被说成是强者的利益，即最强大者的利益；第二个意义上的正义是弱者的利益，即那些较差者的利益”。这个描述当然来自特拉叙马库斯：强者的利益是特拉叙马库斯心目中真正的正义，而弱者的利益是格劳孔在作为魔鬼代言人发展特拉叙马库斯的理论时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这样，格劳孔所反对的特拉叙马库斯的观点就预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命运；也因此帮助我们理解了施特劳斯两个更令人困惑的说法：其一是苏格拉底与特拉叙马库斯的讨论构成了整部《理想国》的核心，其二是即便特拉叙马库斯的理性能力很差，但他的原则依然获得了胜利。格劳孔想让正义与自然，与技艺分离：但是他得到的却是一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了区分，同时包含了两者的正义。作为强者的利益的正义是自然正义——哲学家“出于自然倾向、出于爱欲”追求真理，作为弱者利益的正义是人工的正义——哲学家为了城邦整体计算他的统治带来什么后果。
格劳孔为什么接受这个他梦想的替代品呢？因为苏格拉底一直非常审慎。他对格劳孔梦想的否定披着那个梦想得以实现的伪装。格劳孔不可能得到为一种与后果脱离，因其自身之故而值得选择的正义辩护。但是他可以得到这种正义的一个扭曲形象：一种因对社会的后果而得到辩护的正义，这种正义要求更高等级的工作要为了公益服务，这个公益其实是哲学家渴望真理的自然倾向与人们渴望同类的自然倾向之间的妥协。这已经足够满足格劳孔了，因为“当其他东西为了荣誉之故而被牺牲时，荣誉最清楚地闪耀光彩”。但是苏格拉底给出的辩护仅仅是对正义的政治性辩护。唯一因自身之故值得选择的东西是哲学，而哲学家是唯一自由的个人。但是在理想的城邦中，那个选择和那个自由都必须做出妥协。因此格劳孔作为魔鬼代言人替特拉叙马库斯进行宣扬，但实际希望被击败的观点，事实上取得了胜利：“在私利和公益之间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我们不可能完全获得正义。
在格劳孔的坚持下，为了回应他的抗议，苏格拉底颠覆了格劳孔的计划，并给了他一个新的理想，一个苏格拉底自己设计出来的理想，施特劳斯正是选择了在这个地方插入了这样的话：“本来不应该必要，但是却有必要补充，强迫并不因为是自我强迫就不再是强迫”，同时加上了那个关于康德的脚注。因为这个结合提醒读者注意苏格拉底自我强迫的独特性——他说服听众强迫他去统治他们。而且施特劳斯刚刚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唤起读者注意苏格拉底和格劳孔之间扩大了的交易——苏格拉底诱使格劳孔得出了一个不同于他之前希望的理想。现在是时候去关注这个引人注目的句子开始的部分了——“本来不应该必要，但是却有必要补充……”施特劳斯知道对于那些缺少同情的读者来说，这个表述看起来不过是充满学者气的傲慢。但正是因为存在缺少同情的读者，这样的表述才是必要的。“本来不应该必要”是说在一个应然的世界，在一个理想化的正义世界，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有必要”，什么是有你要的？像施特劳斯那样补充一个带有暗示性的关于自我强迫的分句，以及关于康德的脚注是有必要的，也就是说用审慎的方式写作是有必要的。我们可能会想，施特劳斯不可能获得他想要的那种正义，因此必须要屈从于必要性——就像哲人王一样。但是施特劳斯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哲学家被当作蜂王一样抚养的蜂蜜；他并没有生活在一个自然与技艺合二为一，蜂群被严格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世界；在他所处的世界里，哲学家自愿同其他哲学家讲话，并且必然要同非哲学家讲话。他生活在一个有着混杂听众的世界，在其中哲学家必须被引诱上钩，那是柏拉图而非哲人王的世界。
虽然《理想国》里有很多定义正义的尝试，但是却从未定义柏拉图和施特劳斯世界中的正义。这正是施特劳斯下一句话的论题：“根据一种比苏格拉底的定义更为通常的正义概念，正义在于不危害他人；这样理解的正义即便在最高的意义上也不过被证明是哲学家灵魂之伟大的附属物。”这个证明从何而来，施特劳斯从哪个幽暗之处挖掘出这样一个与他这段讨论没有任何联系的定义呢？它来自丛林最幽暗之处，因为没有什么比紧贴着眼睛，必须绕过或透过它才能看到其他对象的东西更难以看到了。《理想国》从来没有讨论过不危害他人的正义，但是它的最高形式却反复通过对话中的行动得到表现，施特劳斯刚刚通过关于自我强迫的句子将它概括性地呈现给读者，这个句子本身就表现了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正义。因为在施特劳斯看来，避免伤害他人的最高形式就是哲学家审慎地讲话——就像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所做的那样；以及审慎地写作——就像柏拉图写作《理想国》、施特劳斯本人写作《城邦与人》那样。
没有人能比哲学家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避免伤害的最高形式就是哲学家的闪躲。哲学家知道如何论证消解一切非哲学家在公民生活中最珍视的东西的基础。他是城邦安全的最大威胁。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通过安全地讲话消除这一威胁：他勾勒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在其中哲学家不再是公民道德的颠覆者，而是管理者，是公民正义与虔诚的保障。苏格拉底对格劳孔最后说的话是一个关于来世奖赏的故事，而施特劳斯对此写下的内容在回溯的意义上具有相关性：
对于一个像苏格拉底这样的真正正义的人，迫使弱者对人类事务中秩序和得体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不可能是他的义务，尤其不能让那些因为性情、出身和能力可能承担某些公共责任的人感到绝望。苏格拉底为了格劳孔，在比雷埃夫斯港的这个值得怀念的夜晚，像魔术一般变出了很多宏大和令人困惑的景观，对格劳孔来说，在随后的日子里记住这些景观，或许还能将它们传播给他人，也就足够了。
苏格拉底这个审慎的讲话者，通过让格劳孔准备好承担公共义务而履行了他自己的义务。但是审慎的讲话与审慎的写作并不是一回事。审慎的讲话，至少是苏格拉底的审慎的讲话，并不意在让它最初的谈话对象破解，而是意在使他安全。苏格拉底下到比雷埃夫斯港并不是去引诱哲学家上钩，这是柏拉图在设想审慎讲话的场景时想要做的。因为审慎的写作就是暗示性的写作。那些不能破解它的人就不是首要的写作对象，它要在公共市场中绕过他们。因此，柏拉图写了这样一部作品，在字里行间承认那些对哲学充满敌意的人总会怀疑哲学，而这充满暗示性的承认却能够激起哲学之友的兴趣。因为写作的是对话，柏拉图总是可以让他的著作充满有说服力和直截了当的论证，因为它们是另一个人而非柏拉图的论证。但施特劳斯写作的是独白。清晰的论证可能会被世界归到作者头上，而永无破解之日。因此他假装写作密集、晦涩、古怪、随意、生硬、迂腐的论证，同时还夹杂了很多不合逻辑的推论，这让教授们迷惑和鄙视，却引起有思想的读者的关注。施特劳斯就是他自己剧中的人物。
通过写作城邦中哲学的处境，施特劳斯的柏拉图想要做的不仅是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永恒的不合，以及出于强迫的结合，而且想要说哲学与城邦成对出现乃是二者各自必须面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施特劳斯论述的高潮段落以提到哲学家对城邦的归属感告终：“我们可以说，出于对自己东西的爱，也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哲学家不应该参与政治活动”。施特劳斯在脚注里提到了《申辩》30a3-4，在那里苏格拉底称愿意将自己马虻般叮咬给予他遇到的任何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不管是外邦人还是公民，但是更愿意给予雅典公民，因为他们与他更亲近。只要考虑施特劳斯关于《申辩》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他并没有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这个说法。在雅典苏格拉底并没不完全舒服自在，但他也不完全是个局外人。将他置于这种位置的并不是哲学家所拥有的洞穴外的知识，以及与此相伴的对洞穴内生活的反感，而是它对自己无知的认识。《申辩》中的苏格拉底同时也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因为虽然《理想国》好像是要回答正义是什么的问题，但它并没有真正回答。一部回答那个问题的对话必然像柏拉图撰写的任何对话一样充满问题性。《理想国》中提出的理想是关于城邦的理想，而不是关于正义的理想：城邦的合理需要得到了满足，但是公民们的合理需要却没有。与这个意义上的正义接近的是进行探索的、谦逊的、充满问题性和爱欲的哲学家的审慎举止，他至少避免给予任何人对它来说不自然的东西。他不像哲人王那样必须交替拥有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身份，而是可以同时拥有两者，因为对人类根本性问题的意识向他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在人类中如何找到恰当的位置去安放那种意识。哲学家知道，道德并非它意在成为的那种价值的稳固来源，正是这种关心自己（以及他人）对善的无知之知，将某种社会性要求强加给了他。这是政治生活最高贵的形式，即便不是最必要和最紧迫的形式。因为如果肩负起那种意识所带来的政治重负是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将这一重负加给哲学家的就既不是道德法则的命令，也不是对不可避免的东西的计算，而是爱欲的力量。正是哲学家要认识根本性的人类问题的自然倾向，以及他不可避免地将这一认识当作最高贵的人类活动，使他同时肩负起了与之相伴的政治重负。即便他愿意承担，这个重负也依然是一个重负，因为根本性的人类问题确实是一些问题，哲学家的劳作，不管多么快乐，也依然是劳作。
施特劳斯和施特劳斯式的柏拉图都是苏格拉底式的充满问题性的哲学家。虽然我们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一个从不写作的哲学家，但是他们都首先是写作者而非讲话者。柏拉图并没有发明文学，但他使文学天赋为他的需要服务，孕育了对人类根本性问题的探究，却并不假装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每个教授都知道，在写作中避免给出答案要比面对某个人时容易。柏拉图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是让苏格拉底与一个善意的，与他有相同理智能力的人进行公开的哲学对话，同阐释那些并不公开的对话作品中的谈话相比，并不能使他在实质上更接近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期望柏拉图或施特劳斯在哲学对话中揭示出任何他们在写作中隐藏的答案，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隐藏答案才用那种方式写作的。
我并不是说他们口头交流的内容在形式上不会与他们的写作有别，尤其是在柏拉图那里，因为他虽然写作对话，但是在口头交流中却不得不采取独白的形式。我们都知道，据说柏拉图做了一个关于至善的公共演讲，但是由于太过深奥难解大多数听众提前离席，对某些学者来说，这是柏拉图拥有一个从未在对话中揭示的哲学系统的关键证据，但这也可能无非是柏拉图口头进行的施特劳斯式的独白写作，其独特的形式和难解的风格都是出于相似的原因。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通信包含着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但是并没有直接的揭示。私下流传的施特劳斯的授课笔记似乎也是如此。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都与主题无关。斯坦利·罗森认为重要的乃是施特劳斯的表面，他是正确的。施特劳斯本质上就是他的作品；而与施特劳斯的真正相遇就是读者仔细留意那些作品的表面。想要理解施特劳斯的人不该到作品背后去寻找施特劳斯，就像我们为了理解完成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去寻找某个作家的日记或匆匆记下的笔记一样：这并不是因为作者没有神秘之处，也不是因为作者的意图不重要，而是因为那样做是无礼的和不得体的。那无异于告诉那个作者，他失败了。假如施特劳斯是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家，不那么充满问题性，这种无礼可能并不那么要紧，因为那样一来他的文学作品就变成了附属品。那些秘密录音或许可以揭示他实际上是不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哲学家。但是既然他的作品表明他不是，这个问题也就该停止了。施特劳斯确实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而那恰恰是它的秘密所在。
这样的说法与我们听到的关于施特劳斯作为老师的诱惑力并不矛盾。但是如果施特劳斯不过是他的作品，如果他的作品承载了他所拥有的全部理智潜能，那么能够解释这种潜能的，就不是师徒关系或者与他亲身接触才能获得的秘法。不管施特劳斯在美国有人追随的原因何在，他关于柏拉图作品的有点以及他对一些柏拉图读者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有价值的特征就是施特劳斯拒绝掩饰柏拉图的文学性，或者将这种文学性最小化。施特劳斯并没有方法，他有的只是一种决心，那就是不让苏格拉底的论证成为核心。让其他人去考察苏格拉底对话者的每一个回答、问题或讲话，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去考察对话行动和场景中的每一个方面，让这些考察都服务于澄清苏格拉底的论证；让他们努力使苏格拉底的论证显得正确，相信他们这样理解的就是柏拉图自己的论证。施特劳斯却在苏格拉底的论证遇到张力，甚至分崩离析的地方寻找柏拉图的论证；他给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和苏格拉底同样的权利，也在这些对话者的贡献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途径进入柏拉图的论证；他考察人物的性格、行动和场景并不是为了支持和澄清苏格拉底的论证，而是为了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柏拉图式的论证。
施特劳斯在这样做时并没有预设他想要证明的东西，并没有在证明柏拉图是一个审慎的作者之前就不正当地用审慎的当时阅读柏拉图。首先，证明柏拉图是一个审慎的作者并不是施特劳斯的抱负所在，他的抱负是要理解柏拉图，而他在发现柏拉图的过程中理解他。但是不管怎样，考虑到我们掌握的资料，除了提出有说服力的对柏拉图的审慎理解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证明柏拉图是一个审慎的作者。如果这一程序是循环性的，它也是一个解释性的驯化。那些认为柏拉图不是审慎作者的人也要面对同样的循环。
但是有人可能会反对说，难道没有外部证据可以打破这个循环，表明柏拉图并不是施特劳斯心目中的那种作者吗？我们难道不是还有亚里士多德的证言吗？但施特劳斯并没有因为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在《政治学》第二卷里将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的论证当作直截了当的论证进行处理而感到不安。事实上，施特劳斯不但没有贬低亚里士多德作为资料来源的价值，反而认为他很好地理解了柏拉图。在一封给科耶夫的信里，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评论：
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是绝对合理的，他完全理解柏拉图所做的，但是他拒绝将意在反讽的东西处理成反讽性的，因为他相信，有可能也有必要写作论文，而不仅仅是对话；因此，他将《理想国》对话中的主题处理成论文中的主题；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相信只会而不仅仅是哲学乃是可能实现的。这在我看来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差别所在……
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很清楚地知道它对《理想国》中理想城邦的批评事实上是用明确的方式讨论柏拉图本人意在暗示的问题。因为亚里士多德要超越这些问题，并且解决在私利和公益之间的冲突，因为他相信如果哲学提出的问题不能被回答，那么哲学也就成了一种没有意义的活动，他将柏拉图作品中最终的视域变成了自己的起点。
施特劳斯决心不将苏格拉底的论证置于核心地位，这就是他思考柏拉图时最显著的特征，而他在柏拉图作品中注意到的很多困难和前后不一致，也是很多拒斥施特劳斯近路的学者在阐释柏拉图时的共同养料。让我们再来看看哲人王不情愿回到洞穴的例子，在一些重要的关于《理想国》的著作中对这一论题的处理都符合上面的描述，茱莉亚·安纳斯事实上同意施特劳斯的观察，即苏格拉底给想象中的哲学家提出的返回洞穴的理由是有问题的，她也同样认为沉思生活是非人性的，实际上是一种不能过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差别在于如何处理这些思想，安纳斯不去理会苏格拉底“糟糕的或明显不够充分的”理由，并且从文本的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理由，认为深思生活是非人性的一个重要的缺陷，它使柏拉图的论证失效，虽然柏拉图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安纳斯的论述试图使苏格拉底的论证看上去正确，但是她最终的结论是这无法实现。尼古拉斯·怀特和里夫也尝试做同样的事情，并认为它们可以更接近实现这个目标。怀特不得不借助一个没有文本依据的前提，就是无条件的好所具有的推动力量；里夫仅仅利用他在文本中找到的东西，从而表明哲学家应该进行统治，这对哲学家和城邦的利益是最好的，但是却没有回答，如果确实如此，哲学家为什么还必须被说服——这正是柏拉图带给我们的困惑。从施特劳斯的观点看，这两位学者都因为他们专注于苏格拉底的论证而被误导，他们想要熨平柏拉图为读者设计出来的褶皱。
这些例子也表明施特劳斯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仅仅将他在柏拉图那里发现的东西接受为合理的，因为里夫和怀特也这样做；他的独特之处也不在于倾向于相信古人正确地理解了哲学上优先的东西，而现代人错了，近来复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学已经将这一态度变成了某种老生常谈。施特劳斯之所以是施特劳斯，重要的是他结合了对柏拉图合理性的信念和拒绝将苏格拉底的论证当作柏拉图合理性的支柱。因为这促使他在审慎地理解柏拉图的论证之外又向前走了一步，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审慎的作者。他相信哲学与社会的根本关系自从柏拉图的时代以来就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们不需要哪怕暂时相信柏拉图也能够理解并认真对待他，或者认为暂时的相信并不比同情的阐释所需要的怀疑更有利于理解柏拉图，又会怎样呢？如果这同一个人认为施特劳斯的决心不将苏格拉底的论证至于核心位置也预设了一个理解柏拉图的前提，又会怎样呢？那么他可以从施特劳斯那里学到如何成为一个柏拉图的审慎读者，或者将施特劳斯看作一个与自己同类的读者，同时不接受施特劳斯理解的每个细节，更重要的是不需要成为一个审慎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