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1981年5月出生于江苏南京，200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史。
4月8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15期（总第85期）在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孙扬副教授应邀来到现场，与参会的老师、同学一起分享了他的博士论文《战后中英香港之交涉研究（1945-1949）》。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玉申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并向孙扬副教授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前三季的文集。
孙扬副教授就博士论文的选题、资料收集、主要框架、基本内容、写作过程中的心得与经验等与现场师生作了深入、充分的交流，给在场的博士生以很大的启发与帮助，现场互动环节热烈生动。
引言：一幅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照片
孙老师以一幅特别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开始了讲座。图片显示的是1945年9月的事情，当时中英两国举行香港光复纪念仪式，地点是在香港中环的皇后像广场，那里还有一个纪念碑叫和平纪念碑。这照片中间其他都是英国人，只有一位是中国人，他是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潘华国将军，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光复仪式。之所以会有这张照片,是孙老师偶然的一次机会在网站上搜集到的。据孙老师介绍说，很多英国军人及其后代有重视历史和荣誉的传统，他们会把在战争中的亲历亲闻或父辈的光荣事迹通过照片或文字留存下来，他们定期聚会，建立网站彼此分享。
据孙老师介绍说，他读博士时的研究方向是中华民国史，然而，他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总共就100多年，如果把其砍成段儿，把民国38年单拎出来，往往会导致历史研究者缺乏整体观念。不过，他的博士论文选题还是选择了民国时期的香港问题。这个选题在当时是引不起大家兴趣的，但是最终为什么确定这个选题呢？
其一，虽然博士生在进行论文选题的时候看似是自由的，实际上有许多的条件来限制最后的选题，所以往往是不自由的。比如孙老师说他当时对当代中国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更感兴趣，但是当代中国史中的许多事件并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料不好搜集；再者，有很多受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的东西无法进入学术研究的语境当中来。
其二，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是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一种走捷径的方式。但是，孙老师自己的硕士论文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继续深化写成博士论文。孙老师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国民党在1924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是师从苏俄的，是按照苏联模式去进行改造的动员式政党，国民党军队也有政治工作，一开始有党代表，后来还有政治部。这个话题在当时的民国史的研究领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孙老师准备在博士论文阶段把它继续做下去，觉得这个发挥的空间很大，资料也多，家旁边就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集资料很方便。但是最终未果，原因有三，一是因为选题和一位学长撞车了；二是因为200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进行大规模的数位化工作，很多档案都不开放了；三是因为孙老师的导师一直做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在这一领域有所发展。所以，最终将博士论文选题范围限定在抗战后的中英关系方面。在这一领域，既往学界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英国对于中国内战的政策，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政策被称为“扶蒋反共”，而英国采取的则是中立政策。当时孙老师觉得这个选题可以做，但是经过文献查阅，这个选题也已经被做过了，而且出版了，是一位中国学者在国外出版的一本博士论文。后来孙老师渐渐地发现，其实在战后中英之间还有一块交涉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香港问题，最终博士论文就做了“战后中英香港之交涉研究”。
其三，孙老师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正好是在2007年到2008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那时候内地普通民众和香港之间的接触并不像现在这样这么频繁，香港当时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也并没有能够像现在这样迅速反馈过来，以至于大家认为香港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但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香港史是历史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热点，但是到了1997年之后，突然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仿佛进入了一个冰冻期，没有人做了，很多学者的兴趣转向台湾研究。所以，历史研究也有它的时效性，就像新闻也有它的时效性。2003年，香港出了一个大事——七一大游行，之后，香港的研究又稍微热了一点而已，但都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至于对于香港史的研究一直就没有热起来。
最后，孙老师强调说，博士论文选题很重要，既有自由之处又有不自由之处，基于研究的延续性，所以在刚刚工作的几年中因为种种条件的制约不得不去吃博士论文这个“老本儿”，甚至今后申请到的课题还得是博士论文的延续。
新闻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范畴来看博士论文最重要的就是运用什么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学不是太一样，不能说历史学没有理论，要是这么说的话现在做新史学的人肯定要拍案而起，应该说中国传统史学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社会科学的挑战，社会科学对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定量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是传统史学的研究内容与遇到了挑战。大家会发现现在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做传统外交史、政治史的人越来越少。中外关系史本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根基，因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轮廓就是以中国的对外关系来塑造的。无论中学还是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的教科书，第一课肯定讲的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就是中外关系范畴。然后鸦片战争之后讲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基本上都是在讲中外关系。
现在做新文化史，特别是受后现代理论影响的学者比较多，在这个研究领域，有些研究者质疑传统史学的研究内容，他们觉得要对史料进行文本分析，要关注历史记忆形成的过程。他们对传统历史学致力发掘的“真实性”有所质疑。所以传统史学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新史学的挑战，应该如何应对？具体到研究理论和方法层面，这是传统史学的“弱项”。孙老师说他们一般在理论方法上都会写“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采用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实际上是回避了具体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历史和社会科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按桑兵所说，社会科学最大的方法是归纳，从规纳中总结出规律，但是历史学不可以归纳，因为历史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中，每一件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历史既不能归纳也不能演绎，历史只能贯通。
孙老师说，当时做传统史学，受桑兵老师影响是巨大的，就是试图按照传统史学的方法去做：第一个是凡是历史的事情都是特定时空和人事而产生的，必须要回到特定的时空中去，第二个是历史绝对不是对事件进行简单罗列，而是要从中寻找事件和人物之间的联系。
孙老师推荐大家去看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此书开篇就讲社会科学研究只能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作为指导思想，第二是讲学历史万万不可从哲学入手，也不可从文学入手。按傅斯年所说，史学就是史料学，你做研究就要去找资料。举例来说，孙老师当时写香港的这个事儿到哪去找材料呢？最重要的就是档案——中国政府的外交档案。1945年到1949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档案，国民党政府的档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有两个历史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在北京，主要收藏明清的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南京，也是国家级的档案馆，收藏的是民国时期的档案）。那么问题来了，首先，虽然民国时期已过去多年，但许多档案还是不开放的，孙老师说他知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1997年前后专门做了一套香港历史档案选编，但是档案馆不开放。其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不全，最重要的档案被带到台湾去了，且分散在不同的机构中。第三，党国体制只看政府的档案是不行的，还要看国民党的档案，那么这个档案在哪呢？在台北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但是2007年到2008年，作为一个博士生到台湾不像现在这么便利。
这么多问题，怎么解决呢？孙老师从档案比较开放的英国入手，正好2007年的时候机缘巧合去英国利兹大学参加summer school，活动结束后，在导师带领下租住伦敦大学的学生宿舍，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资料，那里可以带着照相机去拍，不用手抄，非常之便利。但是在英国的时间毕竟有限，不可能花大价钱在那儿一直租房子。此时，另外一个机缘来了，2008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内地博士生访港计划，邀请可以去半年并且每个月给1万元港币补助，最重要的是在港期间没有其他任务，只需要做自己的博士论文即可，孙老师就利用这个机会去了香港，基本上那半年都耗在了香港历史档案馆，中午为了节约时间就带一个面包在那吃，紧接着下午继续搞材料，难得碰到讲普通话的人。孙老师在香港历史档案馆不仅看到了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的档案，还看到了他们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获得的、在南京不开放的那套香港历史档案选编。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料就是新闻媒体的报纸，于是孙老师就在香港找报纸。在那个时候香港很多的报纸还没有数位化，有的报纸还是“独此一家”，比如说国民党当时在香港的机关报《国民日报》，只有香港大学有。那时候要申请手续很麻烦，孙老师只有天天跟着在香港大学读书的一个朋友混进图书馆去看那些报纸，孙老师利用这样的机会终于把材料找齐了，材料找齐了就可以开始做了。那么问题又来了：中国近现代史和古代历史不一样，近现代史史料是无限的，做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无法穷尽史料的。
所以，很多与政治和外交无关，却与当时的香港社会有关的史料在搜集时被忽略了。此外，如何解读史料也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许会对传统史学的做法有所补益。当时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着手去做。 “最后我有一个自己的基本反思，就是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是怀着盲目自信的，我现在就在思考，传统史学抗拒社会科学究竟是不是明智的？或者对后现代理论针锋相对的辩驳究竟有没有道理？还有我们做政治史和外交史，难道就真的能拒绝社会史的视角吗？因为香港还有一个巨大的香港社会的存在，这些都是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逐步体会到的。”孙老师意味深长地说到。
孙老师说，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1945年到1949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看了很多材料后突然发现难以把看到的这些事件用一个基本的路径或者核心的思想把之串起来。比如说：看到的基本材料中，第一件事情是在1942年中英谈判前后，中国试图收回香港，也就是中英关于香港主权的交涉。紧接着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和英国都声称香港是要由他们来受降；第二方面的问题是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大约十万中国军队从香港过境；第三个是抗战后，很多汉奸跑到香港去，国民党在香港开展肃奸行动，这却惹恼了英国人，港英当局把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国民日报》封闭了；第四个是关于1945年到1949年之间香港社会的警民冲突。其中有一个案例，香港警察在追捕小贩的时候，把随意摆摊的小贩打死了，这个本来是香港内部的事情，但是死者家属向广东地方当局请求援助，随后国民政府开始外交介入；第五个事情是当时交涉比较频繁的九龙寨城（民间通称“九龙城寨”）事件，在1948年时候中英就围绕这个事情有过激烈的交锋——中国在二十世纪两次烧掉英国在中国的外交机构，一次是1948年广州游行的时候把英国驻广州的总领事馆烧了，一次是文革期间1967年；最后一个事件，孙老师发现，在这段时间国民政府对港交涉取得唯一的成果是和香港当局就走私问题达成了协定。那么，这些事儿都是散的，写起来的时候拿什么把它串起来呢？
当孙老师看到葛量洪的回忆录时（葛量洪，第22任港督，1947年到1957年在任），葛量洪有一句话点醒了他：“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几乎需要向伦敦请示的香港问题都是外交问题。”或者换句话来说，香港是处在祖国（中国）还有“宗主国”（英国）的夹缝当中。虽然香港1841年被英国人占领，1842年南京条约把它割出去了，然后150多年后又收回来了，但是即便在这150多年，香港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祖国，它是处在中英两国的夹缝当中的，孙老师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核心要点。
中国政府从来不称香港为“殖民地”。这个所谓的“殖民地”是在祖国和“宗主国”的夹缝当中，这种夹缝中的生存状态就是香港最独特的政治生态。在香港问题上，中英两国政府要通过外交机构打交道，双方互设大使馆，他们对涉港事务会有一系列的电文往来。英国政府则是通过港督来实现对香港的统治，与港督在业务方面打交道的政府机构是殖民地部。那么国民政府怎么跟香港打交道呢？主要通过外交部下面的一个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跟港英政府打交道，其实自晚清以来中国一直想设立驻香港的总领事馆，但是英国不同意，他们认为领事就是管理地方的侨民的，那么香港90%的人口多都是华人侨民，都是中国人，如果设了总领事馆英国就很难管治华人社会，所以英国一直拒绝。到战后设立了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英国人勉强答应了，但他们心里非常愤恨这个机构，因为这个机构暗示了香港是两广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1947年成立的香港工委。后来，这个机构用了新闻单位的一个名称“新华社香港分社”，实际上就是中共港澳工委，在当时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领导机构。
那么孙老师为什么说他的博士论文比较大的教训是没有注意香港社会？因为，香港有着一个庞大的华人社会，英国人刚开始并不觉得他们对香港的华人社会有什么义务，他们认为香港的华人认为自己不过是他乡的匆匆过客而已。但是在1945年以后，很多人到了香港以后就不走了，再加上国共内战，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边境实行严格管制。这些人就成了所谓“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香港人。港人的自我认同逐步形成，庞大的本地社会日渐成为影响香港历史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这个社会中间也有“作为社会存在”的爱国左派和右派，这就是当时论文没有充分注意到的，而现在觉得是很大的遗憾。。
孙老师的博士论文的基本内容就是战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交涉的六个大事件。第一个是新约谈判和香港受降之争；第二个是中国军队过境香港；第三个是香港肃奸风波与“国民日报事件”；第四个是“王、张惨案交涉”；第五个是中英九龙城寨事件交涉始末；第六个是香港关务协定的谈判与实施。结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揭示1997年之前，香港问题的实质是香港历史的发展进程、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态始终处于祖国与“宗主国”夹缝之间。
1、第一章主要内容
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是国民党收回香港的一个契机。为什么会有中英新约谈判呢？中国自晚清以来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屈辱就是国土的丧失，在国际法层面，国土割出去后想再拿回来是非常难的。所以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想废除不平等条约里面另外两个方面：外国在华的租界和租借地以及由此形成的治外法权。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了比较大的改变，美国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因为最开始东亚的大国是日本，美国认为日本在战后是无足轻重的，这时需要有一个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国家替美国在战后维护东亚的秩序，所以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到1942年1月1号《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发表，中国居然与美国、英国和苏联这三个国家并列作为领衔的签署国，蒋介石都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历来都是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中国居然地位如此迅速地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蒋介石也认为，地位的提升对于中国来说会不会是得其虚名而受其实害？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中国虽然名义上成为大国，实际上中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却矛盾重重，中国反而付出了很多代价。
孙老师在讲解中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中国要把残存的精锐部队派到缅甸去，再加上盟国对中国的不理解（特别是美国和英国），他们觉得中国可以自己不费吹灰之力把自己绑在美英的战车上赢得胜利，所以他们轻视蒋介石，轻视中国政府。太平战争爆发初期，中国在空军方面获得的援助甚至远不及埃及。后来美、英两国有一个基本的政策：中国这个大国地位虽然名不副实，但至少要给中国名义上的大国地位。而名义上的大国地位最最重要的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这才有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美有中美的旧约，把旧约废除了，签订新约，中英也有中英的旧约，中美相对顺利一些，中英就卡在了香港问题上，因为香港是分三块地方被割让和租借出去的，1842年割让的是港岛，1860年割让的是九龙，1898年租的是新界，新界又被称作为九龙租借地。众所周知，香港土地面积最大的是新界，特别是到二十世纪城市化扩张以后，机场也在新界，脱离了新界，九龙和港岛不可能单独存在。然而，在新约谈判中，英国寸步不让，英国认为九龙租借地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这使蒋介石一度产生拒绝签约的念头，但是顾维钧劝他还是签了。事实证明，顾维钧的判断可能是错的，他以为战后英国会归还新界，但这并没有能够成为现实。对于签约，蒋介石还有一个压力就是当时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达成了收回租界的协议。日本人以“亚洲解放者”自居，将原来美国人、英国人的租界“归还”汪精卫政府，所以蒋介石最终签了新约。当然，这一部分内容虽然是关于战时的，但是战后香港问题的最大背景就是这个过程。
孙老师觉得他的博士论文填补的一个比较大的空白就是从1943年新约签订以后到1945年战争结束，中英双方是怎么谋划收复香港的。，国民政府的第一主张是通过外交谈判。签约以后还一直在谋划通过外交方式收回香港，但是外交谈判拟定的这些方案是没有可行性的；第二个就是军事行动。这只能证明国民政府当时有个想法是从日本手中夺取香港，但是档案里没有说夺取以后是自己人管理还是交给英国管理，这个作战方案是有可行性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战争是突然结束的。那么英国人怎么想呢？其实英国人遇到的麻烦比中国人更大，虽然英国筹划得比较早，并且设立了香港计划组（这个香港计划组就是为了战后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与陆军部进行紧密地配合，成员都接受过军事训练）。但是如何在短时间之内恢复殖民统治，是一个问题。最终在1945年8月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要派海军舰队收复香港。
战争结束，根据盟军统帅部的“一号命令”，规定北纬十七度线以北中国境内的地方由中国来受降，中英双方对“一号命令”有不同的解读，中国认为香港在十七度线以北，所以应该由中国军队来受降；英国人声称香港是英国的领土，不在中国境内，所以应该由英国受降。最剑拔弩张的时候就是1945年8月中旬，双方都下达了进军香港的命令。孙老师说他当时做论文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双方两军的进军速度的档案，英国海军大概在8月29日到达香港海域，但是此时中国军队仅仅到达广东三水一带，距离香港还有230公里左右。那个时候蒋介石已经服软，因为双方都寻求美国的支持，而美国选择支持英国。在那个格局之下蒋介石也很难办，他最终还是决定对英国妥协。1945年以后国际形势很微妙，冷战的萌芽已经出现，苏联占领中国东北，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蒋介石如果不把自己绑在美英的战车之上，他也很难施展手脚。
2、第二章主要内容
紧接着第二章孙老师探讨的内容就是中国军队过境香港。当时国民党要接收东北和华北，而陆路交通线在很多地方是中断的。国民党军大量部队集结在华南，从香港走海路是比较便利的选择。而这里孙老师主要澄清了一个以讹传讹的事情——中国军队先于英国军队进入了香港，后来蒋介石妥协把军队撤出来，跟英国人就此达成协议，英国人答应军队可以从香港过境开赴华北和东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军队过境香港其实是双方正常的一个军事合作事宜，中国军队并没有先于英军占领香港，双方也没有做什么交换。不过，10万中国军队过境确实给英方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的纪律问题如何维持。
当时，港英当局规定中国军人不可以渡海到港岛，只能在新界和九龙一带活动，并且有时间限制。但是新一军由于战功显赫，受到了特殊优待，允许他们的军官渡海到港岛休闲观光。结果新一军有一位军官在陪同女友逛商店时，被这家印度丝绸品商店举报，说他偷了丝巾，香港警察出动将这位中国军官带走调查，此时围观的香港民众怒气冲天，并风传香港警察侮辱我国军人。多年的殖民统治使香港民众对于英国人的种族歧视积累了怨恨，民众干脆就把这家印度丝绸品商店冲砸了。后来中英双方对这个事情进行了善后，事态平息。这个事情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态和民众的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来民众受英国人欺负就忍气吞声，但是受到抗战胜利的影响，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
3、第三章主要内容
第三章写的主要事件是引渡匿港汉奸的问题。国民党公开在香港的肃奸行动引起了香港社会的震荡，特别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国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指斥香港的华侨日报社长是汉奸，鼓动香港民众检举他。但这个背后可能还存在的利益之争，国民党想借此谋夺《华侨日报》，扩大在香港的舆论宣传阵地。这件事情引起了港英当局的不安，港英当局以触犯1938年香港防卫法为由勒令《国民日报》停刊。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战后国民党在香港变得非常庞大，英国人担心国民党在香港搞一个“国中之国”，威胁到自己的殖民统治。
4、第四章主要内容
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小贩血案引起的外交冲突，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问题是香港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香港本身的内部问题，随时都会牵扯到中国政府的介入。，这个小贩被香港警察打死之后，引起了当地民众民族主义的澎湃情绪。在当时，香港民众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更多的是“旅港华侨”，民众与港英政府发生冲突，有时会向中国政府请愿，请求“祖国政府”为其讨回公道。
5、第五章主要内容
对于香港来说，更复杂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香港的土地问题本身就比较复杂，特别是新界，因为新界是租给英国人的，租期是99年。在香港，土地并非私有，政府会将土地租给用地者，英国在新界往往相当于“二房东”这样一个角色。而九龙城寨更加复杂，九龙城寨这个地方大概是0.027平方公里，在1898年的条约中，此处并没有租给英国人。英国虽然1899年强占了城寨，但很快又撤退了在那里的士兵。所以九龙城寨变成了一个三不管的“飞地”，非法移民和犯罪分子在此处匿居，私搭乱建现象严重。三十年代英国人准备去处理，但是最后没能解决。因为一处理当地的居民就反抗，理由说是这是中国领土，英国人没有权力来拆他们的屋子。到了1948年，港督准备再次动手处理，那时引起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反抗，当时警察开了枪，枪伤了中国的居民，经过1948年1月的两次强拆，引起中国强烈的外交抗议，各大城市也出现了反英示威游行，民众要求收回九龙城寨，并且还要求收回港九。1948年1月16日广州游行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政府的原意是借民众游行对港英施压，但是游行没有控制住，参加游行的中山大学学生以及广州市民，把英国驻广州的总领事馆烧了，这以后，中国的外交由原先的主动变成被动，英国人本来已经准备让步了，双方都已经谈到很细节的问题，但是由于把领事馆烧了，外交由主动变成被动。之后，国民党把责任全都推给共产党，说这个事情是共产党干的，但是英国不可能相信这个谎言。
6、最后一章主要内容
孙老师的博士论文中最后一部分内容是香港关务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过程。简单地说，关务协定是战后再国民党和港英多次交涉中唯一取得成果的一次。这个协定主要针对香港走私问题，使得国民政府获得了在香港领海巡逻的权力，香港的海关决定配合国民政府打击走私。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取得这个外交成果最终伤害到自己，因为国民政府实行严苛的进出口管制。其实商人走私都是不得已为之，不是为了获得非法的利润，而是为了活命。这说明政府虽然达成了协议，表面上争取了国家主权，实际上对自己执政合法性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孙老师博士论文的结论主要包含以下几点：第一，考量国民政府在收回香港问题上的作为。当时确实有这个契机，但是最终国民政府因为在国际环境，特别是冷战的制约之下，包括蒋介石个人判断的问题，最终丧失。第二点，香港问题是一个“三方弈局”。“三方”就是港英、国民政府、共产党。香港内部的事情往往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联系在一起，三方弈局中，国民党是最大的输家。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非常成功， 1946年以后，香港是共产党在华南最重要的活动中心。共产党在香港进行的经济统战工作是颇有成效的。在国共内战中，到了1948年，英国人认识到，共产党要取得最终胜利，所以决定与共产党打交道。在香港问题上，英国最终的想法是准备承认新中国，但要维持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而中国共产党最终也做出了暂时不把香港收回的决策，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最后在离香港44公里的樟木头停了下来。暂时不动香港的政策最终演变成为冷战时代新中国“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第三个方面，是探讨香港本地政治格局的形成，也就是上面所说的，1997年之前，香港一直生存在祖国和“宗主国”的夹缝当中。
此次孙老师的讲座不仅是一个对香港问题历史演变的脉络梳理，而且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把大家带入到了当时历史的场景，收获颇丰。
（孙扬老师的博士论文《战后中英香港之交涉研究（1945-1949）》获得了2011年度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经修改形成专著《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四、Q&A
新传院2016级博士生米斯茹向老师提问：
老师是研究史学方面的专家，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谈到新史学的观点，认为历史文献是可以做田野调查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法有什么样的区别？
孙老师回答：总体来说，你的问题不是我所擅长的领域，因为牵扯到新史学方面。在历史学领域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主要是做社会史的学者，因为对于社会学来说，田野调查是他们常用的研究方法，而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做社会史的学者因为与做社会学在学科属性上具有相近性，他们也是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比如说，像著名的华南学派，他们研究华南的宗族，很难在报纸、档案中寻找传统农村社会的蛛丝马迹，那么，他们更多在做和人类学、社会学学者一样的工作——“进村找庙”式的田野调查。他们到华南农村的祠堂中去，在那里去寻找自己研究的史料，例如族谱、账本等等。这些都属于田野调查的范畴。这些史料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不太关注的，所以人类学学者说他们是在历史学的垃圾堆里找东西。其实也不是的，因为双方所关注的议题是不一样的，要围绕关注的议题寻找材料。因为具体的文章我没有看，所以可能谈不了太多的问题。
米斯茹：因为我之前看过黄仁宇老师著名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作者说他运用了一种很新的视角——大历史观，但我同时又看到了一些观点去质疑大历史观，所以我想问问您是怎么来看他这部著作的？
孙老师：我也是从一个历史爱好者然后进入到专业的历史学术圈的，对于黄仁宇的感觉，我既有历史爱好者的一面，也有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一面。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而言，在没有接触历史学的这个学科的情况下，我觉得黄仁宇是偶像型的人物，因为他不仅仅在讲历史，更令人着迷的是，他的文笔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历史的横断面切开，展现以往人们没有注意的细节。并且他也很注重写作的结构，此外，他对人物内心的探讨，都让我们觉得历史很有趣。但是，在专业的历史学术圈中，对黄仁宇总体的评价还是有不同看法的，有学者认为，黄仁宇在使用材料包括他对材料挖掘的深度、他对问题提出的方式等方面可能是有问题的；而作为一个沟通了历史与大众兴趣的人，我觉得他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对历史是感兴趣的，黄仁宇写出来的东西有人愿意读下去，读下去了以后或许会引起进一步的思考，无论这些思考是正确或是错误，但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要从这方面去理解黄仁宇。在有关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他更多地是在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在讲述自己的体验，把体验放进了自己的研究中去，可能虽然不是严格的学术讨论，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用学术价值来评判黄仁宇的价值。
新传院16级博士生徐鹤向老师提问：
传播学研究领域中正好有一种历史取向的研究就是口述史，但是我们传统会认为口述史根本是确凿的史料。您觉得什么样的问题或者研究领域更适合用口述史的方式去研究？
孙老师：这是个好问题。现在对于口述史，历史学界有两个不同的基本看法，一个将口述历史作为史料的一种，被归为忆述史料；还有一种是把口述历史当作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当作一种历史作品进行呈现。但是基本上而言，历史学界的主流是把口述史当作史料来看待。口述历史的可靠性与口述历史的采访者有密切关系。优秀的采访人要对进行口述历史采访的对象，包括采访对象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背景要有相应的了解，并且提出的问题应该也是关键性的问题。那么，就像你所说的，什么样的领域适合于口述历史？第一个，比如说现在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很多档案是看不到的，光凭报纸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用到大量口述历史的材料。举个例子：抓捕四人帮的过程现在是看不到档案的，所以要凭着抓捕四人帮的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来复原这个过程。第二，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一些对象，底层的历史往往形成不了文献，比如说知青的生活史，做知青史的学者中很多人用口述史的方法。在政治、政策层面，知青上山下乡的资料可以在档案馆里看到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在当地的生活究竟怎么样、心态如何？可能要做口述历史才能知道。所以，在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学者们往往采用口述历史的材料。还有就是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往往对研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起到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