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31号的深夜——大概是民国十四年的除夕——已经45岁的鲁迅没有心情听新年的鞭炮，而是坐在他那个自称“绿林”的书屋里，一边一根接一根的抽烟，一边整理一年写下的“无聊的东西”。
这些无聊的东西实在太多，“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里所写的还要多。”似乎连他自己都很诧异，既诧异于所写东西的数量，也诧异于所写东西的无聊。
缭绕的烟雾缓缓腾起又缓缓消散，看着这一堆无聊的东西，鲁迅终于禁不住叹息：“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上了”，尽管他在这无聊的东西中获得的“仍是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事实上，鲁迅并不害怕这样的荒凉和粗糙，甚至还有些爱它们。尤其是经过了“风尘仆仆”、“六面碰壁”的1925年，他就更加怜惜这荒凉和粗糙了。
瞥了一眼书架，但所看到不单单是堂而皇之的书，还有塞了足有“一大捆”之多的信。据他自己讲，这都是来自“署名的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这些骂信的内容，多是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大方之家。但又没有什么法子。流年不利，鲁迅“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他自己又有着“偏又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这当然和那些“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学者、文士、正人、君子之徒”不同。所以，鲁迅难免被他们伐了几下，而且苍蝇一样无尽无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来年的1926年究竟怎么样，1925年的鲁迅当然还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面对这些讲公话、谈公理的“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的伐啄，自己非但不能怯场，而且还要大胆的提上三尺剑，仰天大笑出门去。
出去做什么呢？
当然是战斗，短兵相接实实在在的战斗。走进这些小事构建的战场里，他要奋起直刺，左冲右突，把那些君子之徒嘴里高喊的“太平”世界戳塌，同时割下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的“虚伪”假面。
“太平”世界尽管听起来很好听——在所谓的学者、正人和君子之徒的嘴里当然很好听——但在鲁迅看来，这个顶着“华盖”的太平世界的夜空是如此的“奇怪而高”，他“生平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而且里面还“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
这些冷眼和自以为大有深意的微笑，让鲁迅十分狂暴。狂暴的灵魂自然只能做狂暴的梦。而在那些狂暴的梦里，他甚至要变成一棵枣树了。“挺着一无所有的干子，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实际上，这些“太平”世界里的冷眼看不惯鲁迅，而鲁迅也早就看不惯这些蛊惑的冷眼了。所以即便明知道是把“生命的一部分耗散在无聊的东西里”，他也要用耗散的生命打掉那些鬼魅似的冷眼和“自以为大有深意的微笑”。
据他说，他要做的是这样一种战士，在无物之阵中时刻举起标枪，刺向头上的各种旗帜，刺向上面绣出各种各样的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刺向他们的各种外套和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益、东方文明……
是的，1925年，正是从1925年开始，因为“举起了”这无所不刺的标枪，鲁迅这才真正的与“太平”世界决裂，走向他自己的“绿林”，同时，也从一个文人走成了一名战士。
之前，这种事情发生过一次，但那已经是20年前。那时候的他还是一名学医的青年，因为看了一部日俄战争的默片，因为默片里那些麻木地冷漠地伸着鸭脖子看杀中国人的中国百姓，深受刺激的他扔下手术刀，换上了一支笔。正是用这支笔，他把自己从周家的少爷写成了鲁迅，也正是用这支笔，他不断呐喊，哪怕在荒凉中呐喊，在绝难打破的铁屋子里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