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魔幻的十六年——从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王八蛋老板黄鹤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说起...

撰文 |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实习生  黄霁洁

“江南皮革厂”跨越16年的故事结束了。这段故事里有泪也有笑，有真相也有谣言。人们好奇的是黄鹤现在身在何处？他是否听过这首关于自己的“神曲”？

原江南皮革公司的护栏上，仅剩江南二字

在浙江温州，“机场大道618号”看上去很不起眼。

门卫室由8根刷着白灰的石柱和一个倒三角屋顶构成，自动伸缩门半开着，即使是在上班时间也少有人往来。站在宽敞的院落门前，找不到任何与公司或企业有关的名称标识，棕榈树后的围栏上只剩“江南”二字。

76岁的王少华（化名）每次经过这里，都会下意识朝厂房方向望一眼，不过他的心中已没了波澜。若是早几年，他总会想起2011年4月6日的那个清晨——同样是在厂子门口，他得知，老板黄鹤跑路了。

江南集团与黄氏家族

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温州，以农村家庭工业为主的私营经济有如一团野火，在这座沿海城市延烧。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

正值改革开放的风口，温州小商品经济在“前店后厂”的家庭小作坊模式下慢慢兴起，皮鞋、打火机、服装、电器等制造业纷纷冒头。仅在柳市一个镇就出现了多位民营企业家，他们在五金、矿灯、螺丝、电器等8个领域风头正盛，被称作“八大王”。

而在温州最东部的龙湾区，一个叫黄作兴的退伍军人既不生产小商品，也不采用家庭作坊模式，而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在1986年创办了瓯海永中阀门三厂、永昌机电阀门厂，专攻阀门革新与制造。其中，永昌机电阀门厂即现在江南阀门有限公司。

1990年到2004年间，靠着钻研和创新，黄作兴不断扩增属于自己的国家专利，两次获得世界科技发明最高奖“尤里卡金奖”和“尤里卡一级骑士勋章”，一时风头正劲。

2004年，江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黄作兴作为董事长和总工程师，集团下属多家子公司，总资产10亿元，年产值40亿元以上，业务覆盖阀门、皮革、铸造、矿山开采、房地产等行业。

当地经济学家任宗强曾评价温州商人，“温州企业家是这样，赚了一些钱就去做其他的。”温州大学教授张一力认为，温州人最大的特点，是以赚更多的钱做价值判断。

在江南控股集团众多子公司之中，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02年，主营项目为PU合成革制造、原料销售。 谁也想不到，它会成为日后“神曲”里的那个“江南皮革厂”。

温州机场大道618号

说起温州的皮革，王少华坐在昏暗的客厅里指着外面说道，“当年很热闹，这个机场大道上一路过去都是厂子，基本上都是皮革厂，七八公里上面都是。”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重的温州口音，说起话来短平快。

如今，机场大道两旁的工厂企业因为拆迁改造的缘故所剩无几，从永中往北走到黄山村地界，也就四五家皮革厂还在经营。

据《中国现代企业报》2007年报道，曾经入伍四年的黄作兴之所以成立皮革公司，一是因为皮革市场火爆，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吸纳退伍残疾军人，解决他们的就业、医疗、养老保险问题。

江南控股集团作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拥有5成以上的股份，当时的董事长即是黄作兴二哥的儿子黄鹤。他在2008年以每年1250万元“承包”公司，成为公司法人代表。

人民日报浙江分社副社长袁亚平曾在《浙江日报》上刊发过一篇关于黄作兴与黄鹤的文章，其中有个“托孤”的情节——

黄鹤14岁时，父亲去世，年仅39岁。弥留之际，父亲把儿子托付给了弟弟黄作兴，希望他能照顾好黄鹤。

黄作兴也正是这么做的。“黄鹤早年就在叔叔的阀门厂里打工，直到后来有了皮革厂。”王少华说。

风生水起的十年

王少华没听过那首红遍网络的歌，也不知道什么叫鬼畜。江南皮革厂的破产对他来说，只是一次扎实的投资失利。

在他十几平方米的客厅里，堆放着一些已经做好的过滤网布，炎热的夏天他不舍得开空调，赤裸着上身开始回忆在皮革厂的往事——

从15岁开始做手工，王少华靠手艺养活了一家人。2000年前后他退休下来，在老家的村子里待着。村子拆迁后他和老伴住到了安置房，平时不爱出门的他偶尔会接点手工活。

退休后没多久，他在儿子的劝说下加入了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担任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他让我帮帮忙，一下子帮到厂子里面去了。”

更重要的是，他也拿出了几十万，参股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当时大家都是你投多少我投多少”，之所以拿出这笔钱，是因为他的儿子就在江南阀门有限公司工作，和黄作兴有亲戚关系。

王少华说， 在温州，一家人共同经营一个公司很常见，在黄鹤做董事长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公司的出纳。

温州市瓯海区委常委戴晓勇曾撰文研究过这个现象， “宗族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着广泛的互助作用。” 简而言之，温州人做生意习惯于依靠宗族关系。 比如一家工厂，老板娘是财务，弟弟是厂经理，弟妹是后勤。

但戴晓勇也指出家族企业的两面性，一方面由于血缘纽带作用，会带来很强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缺少制度与规则的约束，很容易出现管理上的漏洞。

从建厂一开始，王少华就在了，“大概是从2001年开始，划地皮盖厂房，钢结构的，盖得很快”。

投产之后，皮革公司主要从外面引进革基布、树脂、油等原材料，再通过技术手段加工成人造皮革，这些皮革销售出去后，将被用于箱包、皮衣以及少量皮鞋制作。 这也意味着，江南皮革公司从不生产成品皮包或箱包。

皮革市场的火爆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温商密不可分。

王少华介绍，那时候温商在外面进货，加工好之后销路也广阔，卖了能赚到钱，势头好，做的人自然就多了。他比划着说道，“原材料只管运来，我给你赚钱”。

2011年浙江省银监局和温州银监分局曾经做出一份关于温州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调查，显示浙江江南皮革厂在2010年仍能实现销售收入34147万元，净利润3425万元，经营情况基本正常。

对王少华来说，他投股的钱在几年之后就基本靠年底分红拿回了本金。袁亚平也写道，黄鹤承包公司一年后，开发了新产品，拓展了市场，业绩猛然提增。

公司效益好了员工待遇自然不会差。王少华回忆，厂里的底层工人当年每月也能拿到2000-3000元，工程师一年则有50-60万的收入。在他印象中，当时厂子里掌握核心技术和内幕的大多是本地人，流水型上的工人以外地人为主，流动性很大，每天人来人往。

“从来没拖欠过工人工资，工资只占了成本的很小一部分。”王少华说，高利润的背后是高成本。

“那时候原材料成本很大，都是千万起步，100万200万根本不当回事。”王少华说，厂子里东也欠钱，西也欠钱，主要是原料供应商。但只要公司账面上有钱进来，就会有人不断把钱投进来，没人相信你会跑路。

一切看上去走上正轨，谁也未料到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

黄鹤跑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

据《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2010年后，货币政策转向紧缩，银行贷款随之收紧、加息，商人们开始转向民间借贷。

一时间在温州市区各个繁华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即使是亲友之间借钱，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间。

一旦某个公司资金链断裂，或是担保的下属公司出了问题，都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也正是在2011年，温州爆发了民间金融危机，一批温州老板“跑路”，在温州3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一道阴郁的疤痕。

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

当年温州乐清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说，“现在温州企业家的生命是以小时算。”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鹤跑路了。

2011年4月6日，王少华清晨7点半照常去公司上班，前一天是清明节，公司放假一天。当他走到厂子门口时，许多人聚集在这里，混乱而又喧闹。警察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

从人群口中，王少华得知，老板黄鹤跑路了。来找黄鹤的，大多是原料供应商和要贷款的人，不少员工也不知道该不该上班，站在一边“看热闹”。

袁亚平在当年的文章里披露了黄鹤“跑路”的细节：他开着一辆保时捷越野车，带着家人前往温州机场，把车钥匙留在了机场服务台。一位亲戚在接到黄鹤的电话后，来到机场开回了车。 自此，黄鹤不知去向。

消息传开后，工厂停止了生产，多条台湾全自动PU合成流水线连同印刷机、磨皮机、揉纹机等全都停止了运转，公司出现不同程度的打砸现象，就连位于台州临海的新公司也被抢了。

据《温州都市报》报道，4月8日开始，陆续有员工来到公司要求支付经济补偿。公司行政办公室设在厂区一楼，董事长办公室里凌乱不堪，到处都是文件和纸屑，办公桌抽屉被人打开，地上扔满了空礼品盒。

当天，在有关部门协调下，公司股东调剂了80多万元用于支付300多名员工工资，稳定工人情绪，对债权人进行登记。

“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直到黄鹤跑路，人们才发现公司已经负债累累。

据“浙江在线”当年调查报道：黄鹤失踪后，温州市龙湾区专门组建了处理江南皮革的工作组，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债务登记和审计。

5月底上报债务数据显示：被直接间接牵涉到的银行10家，债务近1.5亿；原材料供应商70多家，涉及金额9000多万元；有欠条、转账收据的私人借款6500万。

在坊间，人们印象里黄鹤失联的原因，是他赌博欠下巨债无力偿还。

“温州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调查”中提到：2011年初，由于该公司法人代表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当年在龙湾区，赌博现象一度处于失控状态。《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0月报道，龙湾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伟坦陈，“不仅一般群众参赌，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带头组织赌博，导致家破人亡、继而引发刑事案件。”

袁亚平在文章里写道，黄鹤好赌，早在出逃前几年就曾在澳门赌博输了一千三百万元，为躲债逃到泰国。黄作兴得知后让他回来认错，黄鹤再三表态不会再犯，于是黄作兴帮他还了赌债。

王少华不知道黄鹤是不是因为赌博欠了钱才逃走，但他可以肯定，黄鹤平时没少提赌博的事。“有时候开会，他就跟自己家里人开玩笑，说自己在澳门赢了多少多少钱。”

在王少华眼里，黄鹤是个精明的商人，见到自己总是会打招呼，但是对其他不熟悉的人就不会这么客气。王少华介绍， 跑路时黄鹤30多岁，有两个孩子，带着一起跑路的不是什么小姨子，应该就是他的家人。

2011年8月19日，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债权人江南阀门有限公司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申请对皮革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年9月，法院受理了申请。在清算时才发现，黄鹤带走了公司账册。

一时间，不管是股东还是法院委托的管理人都很难统计出黄鹤到底欠了多少钱，直到2015年，管理人才将公司应收款项催收完毕，等待分配。

在当时，江南阀门公司为江南皮革公司担保5000万元，银行在黄鹤跑路后立即要求归还这5000万元，否则将冻结集团和江南阀门公司账号。

袁亚平在文章中写道，紧急时刻黄作兴只能变卖房产、股权，凑了一亿两千六百万元，还了银行的钱；随后又借了400万，结算了两个厂近900名工人的工资， 这才让黄鹤摆脱了债务纠纷，让集团脱离信用危机。

也正是凭借黄作兴的善后处置，他获得了“2011浙江经济年度人物”的称号， 与他一同获奖的有娃哈哈集团的少东家宗馥莉等知名企业家。

2011浙江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现场

但对于江南皮革公司的股东们来说，他们的钱再也拿不回来了。王少华说，像他这样大大小小的股东大约有百来人，多的几百万，少的几十万，其中黄作兴投入了7000多万元，全部付诸东流。

王少华说，十年来他眼看着公司从无到有，一夜之间人去楼空，说没感情那是假话，心里肯定不好受。

“但有感情又有什么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另类“走红”

故事到这里，远没有结束。 原本一桩普通且已经妥当处置的企业破产案，却在两年后掀起了波澜。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欠下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

这段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在黄鹤跑路后两年出现在了四川的街头。录音机里重复的广告词，配上印有江南皮革厂照片的海报，小贩们向路人兜售钱包、皮包。

2013年2月，成都人余小龙走在街上听到了这段录音，心里还挺高兴，因为这段录音就是他录制的。他想着，但愿自己能帮到这些被老板坑了的员工，卖完皮包早点回家。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身上用的那个所谓出自江南皮革厂的钱包，其实和他们卖的一样都是假货。

2012年10月的一天上午，余小龙守在他刚开业四个月的录音棚里，突然一个30多岁样子的男子走了进来，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想要录音。余小龙打量了一下，这人喝了点酒，看起来有些潦倒。

随后这名男子掏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正是日后家喻户晓的那段广告词，余小龙看完就笑了。

余小龙很快就让人录了音，他对录音内容信以为真，也没有多问什么，并出于同情没有收费。这名男子便摸出一个钱包送给了余小龙，说这就是江南皮革厂生产的钱包，余小龙更加相信了。

在这之后，余小龙接了很多这样的生意，每分钟收费100多元。但渐渐的，他发现路上走哪都是这种叫卖录音，就连卖手机的、开理发店的也在用，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营销手段。

其间他一个朋友假称黄鹤打电话给他，让他惊出一声冷汗。他开始发觉问题严重，并主动找到当地媒体，公开道歉并表示今后不会再做这种生意。

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也在街头听过这些录音，他仔细打量过小贩们卖的东西，发现所谓江南皮革厂生产的钱包其实都是从荷花池皮具箱包市场进过来的廉价商品，成本在10-20元。广告词里那些“小姨子”、“欠薪”、“卖皮包”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而小贩们通过广告词的炒作，把价格翻到了100-200元，不少过路人会冲着这个噱头来买。

何必奖对此无法视而不见。一方面小贩们打着温州工人的旗号卖假货，是在败坏温州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假货欺骗当地老百姓。

何必奖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各级工商、城管部门，督促其对这类小贩进行清理，效果很好。

尽管这段录音渐渐在四川销声匿迹，但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可以发现，福建、江西、山东、浙江、重庆、江苏等多个省份，均出现了一边大骂老板黄鹤，一边兜售三无产品的情况。

2012年4月18日，上海街头一伙青年男子在路边设摊，打出了“温州江南皮革厂”的广告

2015年5月，一个叫刘典的互联网博主制作了一则视频，将江南皮革厂的这段虚假广告词配上了韩国歌手PSY的《gentleman》的曲调，《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就这样面世了。

一时间，各个社交平台、娱乐网站都疯狂转载。制作者刘典表示，自己也没想到这个花了5个小时用来练手的作品会如此火爆，“我不知道黄鹤是谁，不知道内容是否真实，也从未来过温州，只是觉得好玩。”刘典当年接受一家温州媒体采访时说。

2016年2月，刘典通过新浪微博声明视频内容不实，现已删除，并向温州其他皮革厂致歉。

但这首歌早已让黄鹤和江南皮革公司再度“走红”，魔性的歌词和鬼畜的曲风被网友们奉为“经典”，至今许多人一听到“江南皮革厂”，就会联想到黄鹤，联想到跑路，其刻板印象已深入人心。

“黄鹤”一去不复返

如今的机场大道618号，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已不复存在，但从墙外还能听到车间里机器轰鸣的声音。

附近一位村民介绍，厂区和厂房后来租给了其他企业。通过门前的告示栏可以看出，厂子里有多家泡沫、铸造、化肥企业在经营。

与618号相邻的是机场大道616号——江南阀门厂。比起618号，616号显得更加宽敞、气派。厂区护栏上设有“江南阀门”的椭圆形牌子，而在618号的厂区护栏上，只剩下半边“江南”二字。

江南控股集团在经历了黄鹤跑路事件后，顶住了动荡，如今仍在发展中。企业信息显示，黄作兴已经退居二线，企业由他的儿子接手。

黄作兴曾面对媒体时表示， 他自己也是受害者。黄鹤跑路后，家里人再也没有见过他。

2018年8月8日《温州晚报》12版一则公告称，《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再次分配方案》已通过，署名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称，面向公司债权人，对其破产财产实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

温州晚报8月8日刊登的公告

这意味着，从2001年开始造厂、2002年注册登记投入生产，到2011年老板跑路申请倒闭，到2013年后莫名走红，最后再到2018年最后分配破产财产，“江南皮革厂”跨越16年的故事结束了。

这段故事里有泪也有笑，有真相也有谣言。人们唯一好奇的是黄鹤现在身在何处？他是否有听过这首关于自己的“神曲”？

有人说他在美国重振旗鼓，也有人说在温州的街头看见过他。但王少华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事情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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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

江南皮革厂王八蛋老板跑路背后，温州房地产崩溃全回顾

本文部分内容和数据引用自海通证券的研报《地产行业“史为镜，知兴替”系列二：温州地产泡沫始末》，作者涂力磊；和国泰君安的研报《商业银行行业温州危机启示录：静待“资本大鳄”的苏醒》，作者邱冠华、王剑。

缘起

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来自君临 00:00 01:36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王八蛋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我们没有办法，拿着钱包抵工资！原价都是一百多、两百多、三百多的钱包，现在全部只卖二十块，统统只要二十块！黄鹤王八蛋，你不是人！我们辛辛苦苦给你干了大半年，你不发工资，你还我血汗钱，还我血汗钱！”

这首街头神曲，你一定很熟悉，他的背后，却并非胡编乱造，而是一个真实冰冷的故事，以及由此故事为起点的一场天崩地裂式的产业沦陷和房价崩溃。

据媒体求证报道，2012年10月，一个名叫余小龙的录音店店主承接了一摊生意，客户穿着邋遢，全身酒气，看起来就是附近工厂倒闭后走投无路的员工。那人从身上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写着控诉黄鹤的文字，请求店主帮他录音。

随后不久，这份如歌如泣的声诉词迅速在地摊朋友圈中被转发、扩散。声诉词流传的背后，是温州地区广泛发生的企业倒闭和老板跑路潮。那一年，光是见诸报端的大型企业倒闭就不下五十多家，其中最有名的，正是江南皮革厂。

江南皮革厂其实一直经营的不错，2010年的时候，收入还有3.4亿元，利润3425万元。同时期，他们还另建了新厂，预计投产后能有5个亿的产值。在温州的皮革行业里，江南皮革厂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只可惜，一年之后，风云变色。2011年4月，清明节放假归来，江南皮革厂的员工们忽然发现，王八蛋老板黄鹤人间蒸发了，再也找不到。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好好的江南皮革厂，为什么突然就不行了呢？这段历史，让我们从头说起。

春天的故事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是深圳的故事；

1990年，老人又在浦东划了一个圈，那是上海的故事。

温州既不靠近上海，也不靠近香港，缺乏一切看起来孕育资本生长的沃土。然而就这么神奇的，他悄然崛起成为了东南沿海的民间经济中心。

温州何德何能？

事实上，温州的兴起，不在于他有什么，而在于他什么都没有。 1980年代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公有制仍然极其强大，姓资姓社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公有制强大的地方，乡镇政府对民企极为警惕。很多民营企业，担心的不是银行贷款能不能得到的问题，而是会不会被乡镇干部破门而入，抓去批斗，断水断电的问题。

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逼得许多地方的民营企业只能偷偷摸摸的干，或者借个集体企业的帽子戴上，举步维艰。因此，只有在公有制成分比较少的东南沿海，民企才有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而在温州，公有制单位大概是最少的地方了吧，以至于逼得乡镇干部的亲属们都只能去家庭作坊就业，让民企和政府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不知不觉间将这里培育成了一片民营经济的沃土。

祸兮福所倚，温州远离中原，远离上海、香港，权力不沾边，外资看不上，因此在资金上，就更加天然的依靠宗族关系的互相支持。慢慢的，一种独特的地下民间金融体系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夏天的故事

2002年，中国入世，出口加工业进入黄金年代。

那年的夏天，一家叫江南控股集团的阀门企业，老板黄作兴也画了一个圈。他们建了一座江南皮革厂，法人代表就是他的侄子黄鹤。和其他的温州人一样，他们坐在风口上，是猪也能飞上天。

2000年的时候，温州的工业产值只有626亿元，八年之后，这个数字增长到了3600亿元，年复合增速保持在20%以上，最高的一年甚至高达44%。深圳速度也不过如此。

然而在那几年，表面繁荣的温州，危机隐现，只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一，是传统产业竞争门槛低，依附于劳动力成本红利，当人民币在2005年启动升值步伐之后，利润率一步步就被吃掉了。

第二，传统的企业家族式管理，封闭、排外，不利于人才的激励，无论在融资还是科研创新上都掣肘明显，使得温州企业难以做大。

第三，政府“看得见的手”缺位。公共基建投资不足，城市就像农村，当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时候，缺乏足够的住房来满足，导致房价飙升，直逼一线城市。

2010年，温州房价1.4万元每平米，仅次于北上深三个金融中心，和三亚、杭州，排名全国第六。这个房价已经是高的离谱了。没想到的是，在随后的一年，再度飙升了50%，2011年11月时涨到了2.1万元每平米，比省会杭州还贵四分之一。

房价的炙热

快速的工业化，带来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涌入温州寻找工作的年轻人接踵摩肩。2008年的时候，温州的常住人口是800万人，两年后，2010年的时候，常住人口数已经飙升到了914万人。

两年时间，就涨了一百多万人，但是温州，并没有为此做好基础设施的准备。

我们看看浙江三大城市的对比。2010年，杭州的人口密度为415 人/平方公里，宁波为 585 人/平方公里，温州是668 人/平方公里，密度明显高于前两者。

再看城市建筑面积，杭州为374 平方公里，宁波为 307 平方公里，温州是149 平方公里，只有前两者的一半不到。

人口最密集，建筑面积最少，而且未来的可供应面积同样有限。2010年，杭州释放的国有建筑用地面积为6200 公顷，宁波为5600 公顷，而温州是1100 公顷，只有前两者的五分之一。

本来房子就不够住，然而未来可供售卖的更是少得可怜，市场看涨的预期就是这样一路被吹大。

秋天的故事

炙热的盛夏，并未持续太久，秋意渐凉。

2009年，金融危机袭来，四万亿拯救计划在万众瞩目中出台。银行们为了完成放贷指标，不得不大幅降低信贷门槛，本来应用于农业的“互保联保”也被如法炮制到了中小企业贷款上，许多蕴藏风险的贷款项目一路绿灯。

资金进入了民间，但是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小企业老板们很清楚，在各种成本连年上涨的大背景下，拿钱去建厂搞出口，只会赔的更多，还不如将钱投入房地产市场，两三年就连本带利的回来了。

当第一批投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迅速带回利润，后来跟风者就像滚雪球般壮大，甚至通过民间借贷、高杠杆融资来满足投机的需求。据2011年二季度温州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参与规模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温州已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一边是连年飙升的房价，巨大的利润诱惑，另一边是低迷的出口需求，日益艰难的制造业生存空间。从2005年至2011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了接近30%，即使是温州最好的企业也只能勉强抵御，更何况大量的小企业们。无力维系的小企业们纷纷放弃实业，转战地产投机市场，成为温州炒房团的一份子。

资金，在数年之间乾坤大挪移，危机，一步步逼近。

冬天的故事

温州炒房团的故事，全国哪里都有，但是由于温州的房价涨势最猛，因此吸引的资金也就最多，杠杆被玩到了最极致；也因为房价推高带来的成本飙升最剧烈，温州产业的危机也比其他地区严重得多。

屋漏偏逢连夜雨。

2011年，四万亿计划进入尾声，银行信贷投放减少。这成为了整个故事的转折点。

在其他的分析文章中，我们说过，“加息和收缩银根”通常是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的导火索。据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90%以上的受访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这一年，浙江民间借贷利率涨到了25%，最高的甚至达到了180%。

本来在2009年就应该死去的中小企业们，幸得温老爷开眼，续了两年命之后，终于还是不支倒地。2011年4月，江南皮革厂王八蛋老板黄鹤跑路，接着，仿效者越来越多，每个月都有十几个老板跑路的新闻传来，9月份，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信泰集团轰然倒地，老板胡福林失踪，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开始在网上流传……

更严重的是，温州民间借贷盛行“联保联贷”，互相担保，一家企业倒闭，上下游的一系列贷款者、担保者都将跟着遭殃。逃债者越来越多，绝望的开始跳楼，地下钱庄由于违约者太多被迫清盘，整个民间金融体系趋向分崩离析。

在几个月之后公布的温州经济数据中，2011年的温州GDP、人均 GDP增幅、财政总收入等多项指标，全部在浙江名列倒数第一。温州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在那一年的破产案件占到将近全国的十分之一。

为了应对此事，温州不得不成立了中国首个破产法院。

那一年之后，温州的银行不良率持续走高，从2011年6月末的0.36%激增至2014年4月末的4%以上。

房价大崩溃

房价的投机游戏想要玩下去，必须解决一个问题：价格越炒越贵，资金成本越来越高，存量的钱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实体产业有利润，还能维持投机需求的持续，但可惜的是，温州的传统产业已经进入末路，再也无力成为房价上涨的供水源。能够转出的钱，没了。

产业死了，来温州打工的人开始回流，2010年至2013年，温州常住人口保持在910万人，不再增加，房地产需求见顶。

让人崩溃的是，在这个关键档口，地方政府开始扮演猪队友角色——

政策A ：规定二套房首付款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外地户籍人士限制购买二套房。这是打压需求。

政策B ：大幅放松土地供给，2011年温州土地通过划拨增加的面积为2200公顷，比2009年的290公顷大幅增长了650%。这是扩大供应。

本来在房价高涨期，打压需求和扩大供应都是应该的，但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循序渐进，文火调理。像温州如此之“狠”的药力倾倒下去，不出事才怪。

市场的供需环境彻底扭转！

2012年，温州房屋的竣工面积增长了36%，可是需求，在产业断流、人口流出、政策交易限制、资金利率高企四重大山的压力下，终于找不到接盘俠了。

房价开始崩盘。

2011年11月，房价达到顶点2.1万元每平米，维持了几个月，此后开始雪崩式下跌，2012年一年时间就下跌了20%。随着房价的下跌，本来通过“购房-抵押贷款-再购房”进入的杠杆操作模式也失灵了，部分投机者被迫变卖房产还贷，进一步增加了住房供给，打压了房价。

当初是怎么将房价推上去的因素，在供需反转之后，就沿着反方向杠杆式推动，将房价打到更低。温州的房地产阴跌一直持续到2015年，期间房价掉到了1.2万元每平米，总降幅达到 43%。要不是后来的全国性房价回暖，这场崩溃还不知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温故知新

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五年，温州最艰难的日子渐渐远去。

2015年，温州地区银行不良贷款率3.82%，比年初下降0.27个百分点。五年来，温州的不良贷款率第一次出现了下降。

熬不过去的企业都已经死去，能熬过来的都是具有产业升级能力的佼佼者。2016年上半年，温州GDP同比增长8.2%，高于浙江平均的7.7%。凤凰涅槃。

回顾过往，一个地区房价的涨跌，无非是“人、财、物”。人是人口的需求，财是资本的供给，物是土地的供给。三者互为因果，但相对来说，“财”才是最关键的，只有财来了，才能吸引人的需求，吸引物的投资和供应。

短线来看，资本的充足与短缺由货币政策决定，形成房价的短期波动。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决定性的资本供给，还是由产业决定。只要产业健康成长，就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利润，吸引外来资本的进入，进而形成人口流入和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

在产业持续成长的上升周期，需求不断扩张，短线的政策波动很难掐断资金链，房价的崩溃就很难出现。但是，一旦产业沦陷，人走茶凉，需求没了，那么任何一个短线的政策都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形成天崩地裂式的房地产危机。

江南皮革厂的倒闭成了一段传奇，黄鹤的背影已经远去，但是这段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房地产崩溃依然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延伸阅读

两名老板的绝望自白：等赶完这批货后，就将工厂关了！

前段时间在制造业流传的两个故事，读起来一个比一个扎心！我觉得不管是企业老板还是员工都应该看看。

两位老板不差订单，不差客户，还守着昂贵的设备，究竟是怎样的因素逼迫其痛下决心的呢？

两则故事的真相分别是这样的：

老余开了一家标签印刷企业，主要给一些日化、酒类企业生产标签，就上海市场而言，标签印刷工厂并不算多，老余的工厂10多年来也算小有名气，上个月为了赶制一批活儿，工厂工人还连续加班多天，只敢忙里偷闲放假休息了一天。

可就在赶制完这批货后，老余就把原本忙得不可开交的厂关了。

老余为什么要退出印刷业呢？其理由在中国当前的制造业颇具代表性。

曾几何时，老余的客户——那些甲方企业开始拉长加工费的欠款，往往一个客户几十万元的加工费能拖欠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对于老板老余而言，工人每月工资拖欠不得，物料采购款拖欠不得……每月产值数据很可观，可也仅仅是账上的数据，现金流经常紧张，还需要自己补钱。

长期的压力让老余终于痛下决心：“做印刷生意太苦，没法做了。”

老余的苦，做过老板的人会知道，做乙方能去挑不还价、不挑刺、现结的优质客户吗？在印刷行业中做生意还真不能。客户不断延长还款的理由大多是以下几种——“我的客户还没有给我结算呢”“你给我再宽限几天吧”。这些理由真的让人苦笑无语，账期怎么可以像击鼓传花一样传递呢？他人拖欠怎能成为自己拖欠的理由呢？但事实是，延长账期逐渐传染，成为印刷行业一个泛滥的潜规则。

老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说公司今年赚钱了，但银行户头上，可能压根就没钱，而且还欠一屁股应收款，甚至外债。欠款和账期这玩意，真的是挺可怕的事情。

老王的公司是传统生产型企业，有一个近300人的厂子，主要客户是国企和上市企业。这在过去绝对是一块香饽饽。但是在经济压力每况日下的今天，却成了他痛苦的根源。客户回款和账期越来越长，即使是有较高的毛利支撑，也经不起大额的垫资。况且工厂还有300多号工人需要养活，人均5000的工资加上各种保险和公积金，单月人力成本支出达200万，房租水电税费加起来一个月雷打不动的“稳定消费”就要300万。仅是去年就垫了3000万的货款，依照现下的形势，只有越垫越多的可能。无奈只能抵押了房产跟银行借贷了800万，企业才得以运转。

能全身而退就是福气，越往后低端制造业和小企业只会更加艰难。老王算了一笔账，10年时间纳税、银行利息、房租、工资累计3240万。留给自己的就是一堆债务和破铜烂铁。

老王表示，太累了，等把所有的货款回收之后，就把工厂关了。自己辛辛苦苦养活300多人，承受着最终的税负却没有相应的地位。相反做金融和高利贷的人都能潇洒过日子。

是什么让老王下定决心关闭付出了一辈子心血的工厂呢？老王给出了如下几点理由：

1、环保只是开始，接下去还有安检和消防会接踵而至。玩意儿 名目繁多， 防不胜防。之前一家工厂，环保砸进去1000多万，环保过了安检又来了，照着行情，很难生存，进厂打工还有5000块一个月的工资。

2、 成本压力大，年缴纳税收、厂房租金、环保设备增添后增加的电费，这一些列置办下来，会比原来支出多85万一年。就算物价上调，也完全负担不了新增加项目的支出。

3、因环保整顿，大量工厂关停，势必造成大量劳动人员失去收入，没有收入就不敢消费，产品滞销，到时候就更加是进退两难。最重要的就是10年没日没夜的苦熬、战战兢兢，损耗了身体和精力，结果却不理想， 心是真的累了！

老余和老王只是和千千万苦苦拼搏创业的人一样，对于有20多年实业经验的他们来说，曾经满怀热情以实业报国为己任，但现在只是让他们越来越力不从心，直至抛弃实业。

这两起事件显然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最近几年，部分实业老板纷纷陷入倒闭、欠薪、供应商货款追偿、资不抵债的困境当中，部分“转型”成功的，大都是退出了实体企业的经营，抓住房价上涨投资房子的。无数一心干实业的老板追悔莫及，纷纷感叹：“辛辛苦苦做了十多年工厂，还不如买了两套房子赚钱。”做企业赚钱后要不断加大投入，竞争大压力大，连觉也睡不好，买房子躺着也能赚大钱，就是现下流行的“睡后收入”。

以前，很多工厂老板认为依靠产业基地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制造业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站稳脚跟。但现在，三星等外企连根拔起，迁移到东南亚和印度去了。受中美贸易战和国内制造业成本疯涨的影响，连中国的民族企业都把工厂开到了海外，完整的产业链已经朝不保夕。更为奇葩的是，尽管倒闭的工厂越来越多，但工人仍然难招，就算招进来了，也定不下心做事。

再看看内需市场，与房地产相关的数十个行业早已经透支，未来订单注定会大幅萎缩。房贷和车贷掏光了六个钱包，甚至还搭上了未来二十年的消费。干活的人越来越少，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哪里还有什么消费可言。

随着实体经济的凋零，眼看着自己的客户越来越爱拖款，越来越难以支撑，倒不如自己趁早上岸，主动关闭企业。早点收手去做点投机生意，凭借自己的渠道和经验，不用担惊受怕，赚的也不会比开厂子少。

或许两三年之后，中国又少了两个踏实做事的老板，多了两个投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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