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钱力成：作为记忆的声誉 ——美国声誉社会学作品概览及启示

中国有句俗话，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美国也有句俗话，叫“美名胜过美貌”（A good fame is better than a good face）。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人们对声誉都十分重视。在中外历史上，不乏仁人志士为了个人的声誉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事例。这些仁人志士当然令人敬佩，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确又隐含着一种社会对声誉不那么准确却又“理所当然”的理解，即一个人的声誉是由这个人的人品、特质或者行为所决定的；相应的，一个作品的声誉是由其内容和质量决定的；一个组织或机构或任何一个“声誉承载者”的声誉也都是由这个承载者的特性和本质所决定。

这样的理解不能完全说错，却也忽略了声誉形成的社会建构因素。毕竟，声誉（reputation）究其根本是一种他人对声誉承载者的评价——不同的行动者基于不同的原因或立场对同一个人常常有不同的评价；如果把视角拉长，那么这种评价更是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声誉就是一种社会记忆。在美国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声誉研究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发展出了不同的范式或视角。通过对美国声誉社会学作品的梳理，我将社会记忆和建构理念下的声誉研究划分为两个视角：情境性视角（contextual approach）和能动性视角（agentic approach）。这两个视角虽有不同，但都区别于上文所述的对声誉更为本质主义的理解。

声誉研究的“情境性视角”认为，社会、文化或历史的具体情境对于建构某个人物（或作品等其他声誉承载对象）的具体声誉具有强大的影响。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影响并非是决定论的。事实上，由于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量”，单一因素很难解释全部。也正因为如此，情境性视角会关注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区别于更为一般的单因素决定论。在美国社会学界，以“情境性视角”研究声誉现象的作品有很多，例如朗氏（Lang and Lang）夫妇对艺术家声誉的研究[1]以及科斯和格里芬（Corse and Griffin）对文学作品经典化的研究[2]。不过最具有代表性的应当是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对林肯和华盛顿声誉变迁的研究了。

巴里·施瓦茨是美国较早从事记忆研究的学者[3]。他早年求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目前是乔治亚大学社会学系的退休教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有三本书尤其重要，分别是《乔治·华盛顿：一个美国符号的塑造》（1990）、《亚伯拉罕·林肯和国家记忆的锻造》（2000），以及《后英雄时代的亚伯拉罕·林肯：20世纪后期美国的历史与记忆》（2008）[4]。也有人曾说，这是施瓦茨关于美国总统声誉研究的“三部曲”。在这“三部曲”中，施瓦茨对林肯的研究可以说最为充分地体现了声誉研究的“情境性视角”。例如，在《亚伯拉罕·林肯和国家记忆的锻造》一书中，施瓦茨详细分析了林肯声誉的变化过程：在19世纪，林肯被看成是美国国家和民族（nationhood）的象征；到了20世纪，随着进步主义文化（progressivism）的出现，林肯相应地被塑造为工业民主的象征；除了进步主义，20世纪还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包容文化（culture of inclusion）的影响，因此林肯的声誉又被用来象征团结（unity）。此外，在《后英雄时代的亚伯拉罕·林肯：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的历史与记忆》一书中，施瓦茨更为细致地分析了美国20世纪后期的社会和政治情境及其对林肯声誉的影响——随着美国国内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和“二战”的爆发，林肯的声誉开始显著地提升并且在“二战”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在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美国步入“后英雄时代”之后，林肯的伟大性（greatness）也开始下降，其声誉的崇高地位便开始经历变化。由此可见，林肯的声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各个时期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这也在某个程度上挑战了那种对声誉本质主义的认识。

如果说“情境性视角”强调社会、文化和历史层面的因素，那么声誉研究的“能动性视角”则强调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人，也就是行动者的能动性对于建构声誉的重要作用。出于不同的立场、观点或者利益，行动者往往会对同一个人产生不同的声誉评价；更为重要的是，行动者往往会通过一系列手段来塑造或者增强与其观念相符合的声誉记忆，这些形象可以是著书立说、发表评论，抑或对于当今时代而言更为便捷的上网发帖等。费恩（Gary Alan Fine）主编的著作《艰难的声誉》（2001）和《黏性声誉》（2012）[5]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能动性视角”。

严格来说，费恩不仅是个声誉社会学家，他的研究也涉及小群体、厨房甚至是幽默行为。他曾在拜访弗吉尼亚大学时自嘲地说自己专门研究那些“无足轻重的琐事”（trivial things）。当然，声誉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费恩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多家大学任教，目前是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在《艰难的声誉》一书中，费恩专门提出了一个概念用以指称那些根据各自立场或利益塑造特定人物声誉记忆的行动者，这个概念便是“声誉经营者”（reputation entrepreneurs）。虽然在这里我把entrepreneur一词翻译为“经营者”，但在更为一般的理解中，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企业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塑造特定声誉的行动者的角色就容易理解了——他们就像企业家经营企业一样基于自己的资源并运用各种方式来塑造或推广他们所希望出现的某种特定声誉；这些行动者可以是声誉对象的家人、朋友、政治共同利益者，或者个人传记的编辑等，不一而足。就美国最近的总统选举而言，不支持特朗普的人会给特朗普贴上各种负面标签，例如歧视妇女者、仇外者、种族主义者等，而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则会觉得他是一个能重新带回美国荣耀（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领袖。那么，既然存在针对某个声誉对象不同立场的行动者，究竟何种声誉形象会被社会广泛接受呢？按照费恩的思路，那就得看具体“声誉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和话语权争夺了。

换句话说，对于某个人物声誉形象和记忆的界定就像是一个战场，不同声誉经营者就像战场上的不同士兵，而最终谁会赢得战役那就是力量和策略对比的结果。当然，“声誉经营者”也并不是能随心所欲创造声誉记忆的。一来如本质主义所说，声誉对象（如某个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有影响的（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二来也要看当时的社会情境。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社会对某个历史人物已经有十分公认的声誉记忆了，那么这个时候声誉经营者试图重塑这个人物的形象就会十分困难，有时经营者自己的声誉也会被反向污染。例如，在《黏性声誉》一书中，费恩就举了希特勒的例子。由于希特勒的邪恶形象太根深蒂固，在西方如果有人想给希特勒“洗白”，那么他或她自己的声誉也会受到负面的粘连和影响——人们会怀疑你究竟是怀着什么坏心肠以至于要“洗白”希特勒。这也就是费恩所说的声誉“黏性”（sticky）。

当然，我在这里区分的“情境性视角”和“能动性视角”更多的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情境和行动者的作用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虽然施瓦茨关于林肯的著作可以被看作是情境性视角的代表，但他在研究中也首肯了能动性视角。例如，他在另一项关于社会变迁和华盛顿记忆变化的研究中，就提出了“意识形态发言人”（ideological spokesmen）的概念用以指代那些声誉经营者[6]。另一方面，费恩虽然强调了能动性视角，但他也首肯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声誉记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视角更多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声誉记忆的社会建构性。

如果说“情境性视角”和“能动性视角”更多把声誉记忆看作是一个社会力量的结果，那么从另一方面说，声誉记忆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力量。例如，威廉·古德（William Goode）在其名著《庆贺英雄》[7]一书中就提出，声望或声誉可以被用来施加社会控制。通过给予或者收回声誉（例如某种荣誉），声誉的“给予方”就可以对个人或群体施加某种控制，使个人或群体按照某种方式（特别是“给予方”期待的方式）行动。与此同时，声誉的“给予方”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因此，通过声誉实现的社会控制不一定是组织控制个人，也可能是人们相互控制。此外，除了社会控制，某个特定人物的声誉和记忆也可以被用来帮助进行社会动员或者参与“象征政治”——在法国大革命中，玛丽安（Marianne）的形象和记忆就被用来作为革命动员的手段，而且直至今天，玛丽安也被看作法国及自由精神的象征。这也正是林·亨特（Lynn Hunt）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8]一书中的重要观点；林·亨特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借由此书成为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9]。由此可见，声誉记忆既可以是社会力量的结果，也是社会力量本身。

虽然本文介绍的主要是美国社会学界对声誉记忆研究的主要作品，但这些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对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声誉现象也有很大的帮助。毕竟，声誉作为一种记忆和社会现象，绝非美国所特有。通过“情境性视角”和“能动性视角”的记忆建构范式，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很多中国历史人物的社会记忆，也受到了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情境以及特定“声誉经营者”的影响——绝非仅仅由历史人物本身所决定。例如，岳飞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我们（作为汉族）身处南宋，岳飞抗金，那他确实是民族英雄。但如果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又似乎不能算是民族英雄。可见，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声誉记忆是否成立，从某个程度上说也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再比如，国民党在抗战中到底有多少贡献？蒋介石的声誉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显然也牵涉到“声誉经营者”是谁的问题。同时，随着大陆和台湾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国共关系在21世纪初期的缓和，大陆官方如今也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给予了更多的肯定，这也是跟当代的具体政治和历史情境有关。在另一方面，声誉本身也具有强大的控制力量。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学校生活，各种“三好学生”“优秀学生”的荣誉评比不正是促进社会控制以及引导学生遵从主流价值观的努力吗？此外，中国人讲“脸”、好“面子”，这“脸”和“面子”本身不也正是社会团体或他人对个人声誉及行为的社会文化控制吗？

回到声誉研究的话题上来。与美国相比，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声誉记忆提供了极好的社会契机和条件。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美国声誉社会学作品对我们的启示的话，那就是：声誉不仅仅是人、群体或作品的某种内在品质，它也是具体社会、文化、历史情境和声誉经营者不断互动的结果。就此意义而言，声誉不仅是个人的，它也是社会的。

注释

[1]Lang, Gladys Engel, and Kurt Lang. Etched in memory: The building and survival of artistic reputa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2]Corse, Sarah M., and Monica D.Griffin. “Cultural valorization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Reconstructing the canon.” Sociological forum. Vol.12. No.2.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7.

[3]集体记忆研究的奠基者是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其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被认为是集体记忆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以巴里·施瓦茨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是美国较早从事记忆研究的社会学者。这也跟美国和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记忆潮”（memory boom）的兴起有关。关于西方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发展阶段，详见钱力成、张翮翾：“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215—237页。

[4]这三本书的英文出版信息分别是：（1）Schwartz, Barry. George Washington: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2)Schwartz, Barry.Abraham Lincoln and the forge of national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3)Schwartz, Barry. Abraham Lincoln in the postheroic era: History and memory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5]这两本书的英文出版信息分别是：（1）Fine, Gary Alan. Difficult Reputations: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Evil, Inept, and Controversia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2）Fine, Gary Alan, ed.Sticky reputations: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midcentury America. Routledge, 2012。

[6]见Schwartz, Barry. 1991. “Social Change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Democratiz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221-236。

[7]威廉·古德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庆贺英雄》一书的英文出版信息如下：Goode, William Josiah. The Celebration of Heroes: Prestige As a Social Control Syste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8]此书出版信息如下：Hunt, Lynn.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虽然林·亨特此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但亨特本人却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目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