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中国当代金融的三次启蒙与价值观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中国并购公会创始会长

王 巍

近年来，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金融活 ， 经济活 ， 金融稳 ， 经济稳 ”。2019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明确提出“ 经济兴 ， 金融兴 ； 经济强 ， 金融强 ”这个判断，将金融从技术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层面提升到国家安全与文明进步的格局上。

在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回顾现代金融在中国演化与重生的历史，金融启蒙始终是中国金融业持续不断的反省与变革的主旋律。面对错综复杂的金融改革路径与技术颠覆，不断检点金融启蒙的进程和价值观，才能不忘初心，把握方向。

1. 中国金融文明与全球的同步与断层

中国金融的历史源远流长，与全球先进文明始终保持同步。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金属的刀布币广泛流通，这与西方早期货币吕底亚狮子币同时。北宋时期的交子和南宋的会子更是在全球金融史上首次创造了纸币，对欧洲金融体系也有观念上重要影响。明代张居正推动的“一条鞭法”银本位客观上呼应了西方地理大发现形成的白银资本浪潮，将中国经济纳入全球早期的商品与资本大循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两大举措更是奠定了 中国现代银行体系与全球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接轨 ， 有效地提升了国家实力 ，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金融基础。纵观历史轨迹，中国本土金融观念与体系与西方同业差异不大，彼此相互影响。

上世纪中叶发起的共和国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苏联体制为师，实行计划经济，高度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急剧推进落后的乡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化转型。经过整整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和牺牲，中国在一个极其孤立的国际环境下，迅速完成了现代国家经济基础和技术能力的奠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成就。80年代启动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的。不过，计划经济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根本上消灭金融功能，甚至在文革期间曾有过取消货币的安排。这就导致了1950-1980的三十年间 中国传统金融体系的瓦解 ， 工商业市场行为被杜绝 ， 民众的消费选择被废止 ， 金融功能和意识泯灭 。 这不仅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彻底的断层 ， 也是全球金融史的一个重要标本 ， 以至于需要社会大众的金融启蒙 。

金融启蒙是摆脱落后和愚昧的认知过程 。市场发展初期的局限，意识形态的约束和政府政策的介入都会给金融观念与市场的进步造成各种干扰。 技术进步与大众需求的变化要求金融始终要改变自己的职能 、 工具和形态 ， 金融启蒙也成为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 。不仅中国的体制改革需要金融启蒙，常态社会发展也需要金融启蒙，欧美各国政府也都将金融启蒙（Financial Literacy）作为核心的社会指标。中国金融在现代的突然断层给了这一代人摆脱历史约束，对标全球经验进行全面重建金融体系的机遇，事实上造就了中国金融最近四十年令全球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同时埋下了风险隐患。

2.  中国当代金融的三次启蒙

第一次的市场化启蒙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内的文革已是强弩之末。经济濒临破产，国家财政无力支撑投资和就业甚至维持基本的城市消费水平。当时的银行和各种城乡信用社等机构就是各级财政的出纳和金库，在存款拨款和结算外，几乎没有任何融资和投资的功能。经济改革启动后，银行脱离财政系统是第一个大的动作。财政与银行孰大孰小这个题目讨论多年，各个领域的政府职能和市场选择陆续厘清，让一代人沉睡30年的金融意识逐渐苏醒。大学毕业的1982年，笔者在东北一个大城市面对几百位政府官员解释什么是银行的拨款改贷款，什么是复利，至今栩栩如生。来自学界、政界和工厂经理们对于长期投资、流动贷款、资金成本和银行分工等的反复讨论，推动了金融业迅速恢复失地。1984年在合肥召开的全国金融学会年会上，一批研究生将中央银行独立、金融机构市场化和资本市场等诉求向社会公开，后被称为“蓝皮书”，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 金融机构和银行体系迅速重新建立 ， 金融工具也逐渐丰富起来 。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金融业的对决， 中国金融业至少在形态和职能上获得了独立空间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 来自民间金融的复苏更是迅猛和有效 。80年代初时，温州地下金融刚刚过亿，便引起监管重视和严厉打压。不过，30年后，民间金融已经接近1万亿的规模，有力地支撑了浙江经济的发展，客观推动了主流金融的改革，也是中国金融最重要的启蒙。

第二次的全球化启蒙 。本世纪初，中国经过长期酝酿和高层明智的决断，正式加入WTO，进入国际经济体系。贸易与技术的入关，自然要有金融入关的保证。尽管在国内的体制下，金融业在财政体系和各地政府掣肘下艰难腾挪，疲于奔命。按国际标准，中国银行业庞大的不良资产和风险责任隐患早已构成事实上的技术破产。 中国金融体系必须有重大的改革才能自保身家 ， 才能承担接受国际金融冲击和为中国企业国际化保驾护航的使命 。 经过国务院批准 ，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发力 ， 通过不良资产剥离 、 外汇注资和股改上市这个独特的中国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三部曲 ， 成功实现了银行业脱胎换骨的改造 ， 摆脱政府干预和财政约束而成为市场化运作主体 。继而，中国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参考这一经验而加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运作。中国金融业与入关后的中国企业增长，中国消费市场扩大等互为因果，彼此激励。在空前友善的全球化环境和技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发展的大格局下，中国金融业迅速启动了第二次加入全球化的启蒙，而且，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几家大银行居然轮流占据全球金融排行榜的榜首，甚至启动了多个国际金融机构的收购。同时，近1000家中国企业在美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上市融资或挂牌，进一步从客户端对中国金融业进行了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和国际规则的洗礼。

第三次的科技化启蒙 。最近十年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疾风暴雨般地进入金融领域，不断扩展金融职能，也不断颠覆金融结构。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成功 ， 真正瓦解了传统银行的思维模式 。 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成为主导金融业改革的动力机制 。无论从金融界广泛应用科技手段和再造金融流程发端，还是科技界利用P2P、微支付、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等参与金融服务的突袭， 金融与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 越来越融合 。这自然给金融监管提出空前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可能根本改变了货币和金融的传统属性，将支付、定价和储藏三个货币职能分解并融入所有应用场景， 赋能任何工具和内容使之金融化 。当我们的服装、车辆、日用品、论坛、运动、消费和娱乐等都可能具有货币和金融功能时，如何理解、管理和应用金融将成为空前的挑战。微信和支付宝已经让金融走下神坛，数字货币、天秤币、区块链基础上智能合约的广泛应用等将使垄断和居高临下的传统金融业进一步分崩离析，商业模式必须全面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金融业三次启蒙目前都在同步叠加中 ， 互相推波助澜 。 所有的社会和金融启蒙都是一个不断深化理解的过程 ，不存在权威的指导，而是 依靠社会和市场变化来点拨警醒 ，是 通过一系列的尝试 、 创新和失败来教育和提升 。这三次重要的金融启蒙正在再造中国经济的宏观市场格局与微观企业基础。

3.  金融启蒙的误区

值得指出的是，鉴于中国几千年特殊的历史和人文环境，特别是近四十年追逐经济发展加入国际社会的迫切心态，我们的金融启蒙是速成和肤浅的，在完成了宏大的国家金融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形成了金融高风险的隐患。

首先 ， 金融启蒙的功利化 。尽管金融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始终是理想目标，但上世纪末金融改革的初衷还是力图摆脱中央财政控制和各地政府干预，建立话语权和一定的独立空间，后来跟进的各种改革更多是应对企业股权改造、金融机构上市和与国际市场对接等现实需求，不断健全金融体系，丰富金融工具，调整融资模式和完善资本市场。这样的急功近利式改革适应了中国经济集约化高速增长的节奏，但一代金融从业者和监管者未能从容地了解金融体系对于产业、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化支持职能，以宏观政策、经济总量和做大做强的盈利目标为基准，高歌猛进。无论产业周期如何，宏观经济起伏，微观企业兴衰，中国金融业始终保持稳定长期和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超额利润。相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的金融业唯利是图，其运营模式和服务标准依然非常初级，缺乏内部和来自外部的竞争，可称是依托垄断特权而形成的高利贷产业。

其次 ， 金融启蒙的空洞化 。近年来笔者与监管者和金融从业人士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当年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接受的金融理念教育仍然顽强地左右我们当下的思维。这种金融启蒙与现实脱节，纸上谈兵，而且局限在居高临下的监管说教上。例如我们被始终灌输的金融三性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实际上是金融监管思维，主要是保证国家金融体系安全与规范运作，与服务企业和消费者的立场无关。我们无法从正规教育中获得如何改善个人金融安全、理财投资和参与金融市场，也没有创业和企业运营中如何突破规则，建立竞争优势的思维讨论。让所有人按政府立场来理解和参与金融行为，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哪里还有什么金融市场的存在。这就导致了几百万接受正规金融启蒙的一代人，理直气壮地在主流金融机构工作，却不接地气，对市场运行知之甚少。而几千万没有经过所谓金融教育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创新发展，可以调动巨额资本资源，成为真正的市场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