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19：中国硬科技终迎来黄金时代

身坐冷板凳，头顶泡沫，路上道道折。

作者 ： 余洋洋

编辑：张丽娟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很多贡献，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在中国发生？”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编纂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据相关历史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

时间永世流逝，街市依旧太平。

只有对于太阳来说，这样急促的下降才是无关痛痒的； 可对于在意这个时代，在意这个国家命运的人而言，这是个太过于扎眼的数字，这样的现状也迫切需要被改变。

从“两弹一星”到军事强国；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五号”，再到“天宫一号”；从“银河一号”到“天河一号”再到如今的“神威·太湖之光”；从龙芯系列通用芯片到如今5G、AI、类脑芯片的全面开花。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一代代技术人们坐冷板凳几十年，直到今天，硬科技创新力终于爆发，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李约瑟之问”显然也因此迎刃而解。

当然，想要更好地解答这个问题，呈现硬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故事还要从几十年前讲起。

从达特茅斯的夏天到中国科技的“春天”

一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刚刚从枪炮与战争中站立起来不久，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科技尤其如此。国内专门的研究机构一度不超过30多个，全国科技人才一度不足5万人。

废墟之上，“高楼”难建。

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1963年国家制定“十年科技规划”，安排重点科研项目374项，规划了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仅三年时间，就取得“两弹一星”、电子计算机、射电望远镜等一批重要成果。

两次科技长远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让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两大步。

没有任何留学经历、土生土长的“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在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

中国航天人的杰出代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200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孙家栋院士也表示：“通过第一颗卫星，我们证明，就是我们能把卫星送上去，我们能做一颗卫星在天上生存。”

上天入海，作为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仿佛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了人生的大海之中。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

更不用说，直到如今还在希望可以用示范田实现亩产1200公斤向国庆70周年献礼的袁隆平，以及用青蒿素为基础制成的复方药已经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屠呦呦。

以获得共和国勋章的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为代表，一批批国内科研的中坚力量，从无到有，茁长成长起来。

当然，同一时期，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正历经一段黄金岁月。尽管存在核灭绝、种族隔离和迫在眉睫的冷战的威胁，但上个世纪50年代仍然被视为美国历史上幸福和繁荣的时代。

1956年夏季，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小镇，达特茅斯学院群星闪耀，一群来自各大研究机构和科技公司的科学家们聚在一起，共同研究了两个月，目标是“精确、全面地描述人类的学习和其他智能，并制造机器来模拟”。

这是人类近代历史上，顶级科学家们第一次如此齐活地聚在一起，就机器智能问题进行探讨，也正因为此，达特茅斯会议后来被公认为人工智能的起源。

与达特茅斯会议几乎同一时期，参会的西蒙、纽厄尔和第一届图灵奖得主艾伦·佩利（Alan Perlis）一起创立了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的计算机系，从此，CMU计算机系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高地。

80年代，一批怀抱“远大的理想、志向、抱负和对新事物的追求”的中国学生陆陆续续来到CMU计算机系，向人工智能先驱们拜师问道。

这些年轻人，包括曾经活跃于谷歌的李开复，百度的陆奇，前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

而一些当时没有选择CMU的年轻人，如计算机视觉华人鼻祖黄煦涛、2000年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则在同样散布在东部学术高地的各个顶尖实验室里。

90年代，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中国年轻人汤晓鸥，刚刚从中科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毕业。此后，他没有选择继续留在母校，而是来到历史悠久，学术辉煌的美国东北部继续求学深造。

新千年之初，深度学习技术已然取得重大突破，却还没有迎来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在李开复、沈向洋、汤晓鸥等人之后，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来到东部各大高校的实验室里深造。

2006年，时年25岁的周曦挥别呆了七年之久的中科大，进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成为华人计算机视觉大师黄煦涛当年在全球招收的三位学生之一。

当时的中科大已然成为国内众所周知的语音研究高地，头部语音AI公司科大讯飞和云知声创始团队均来自中科大。

周曦想要做更有挑战的事情，他对当时在中国发展仍然很不充分的图像识别技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美国恰好拥有当时独一无二的图像识别研究环境。

他很快在UIUC搭建了Cluster服务器阵列，将语音识别领域的算法跟思想与图像识别领域巧妙交叉碰撞。此后的几年，周曦跟团队先后战胜MIT、东京大学、IBM、Sony等著名研究机构，拿到六次世界智能识别大赛冠军。

而在2006年前后，与周曦一同拜入黄煦涛门下的，还有依图的颜水成，文远知行的韩旭和宁华中、文安智能的陶海、奇点汽车的黄浴等人。

学成之后，这批人几乎无人留在美国，而是陆续归来，把最前沿的尖端科技带回中国。

以外企为师，走向世界

一

新千年之初的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85后年轻人，已经告别了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最艰难岁月。年轻人们不再需要为解决温饱问题发愁了，整个社会的创新力与活力随之开始释放。

2000年，世纪交叠，热闹的清华园照常迎来一批新的学生，王永瑞便是新生中的一员，此后8年，他一直在清华精密仪器系念书。

毕业之后，王永瑞曾在航天科工四院待过短暂的一段时间，2013年他加入清华旗下产业启迪之星，从普通员工做到常务副总经理，从事硬科技创业项目投资孵化工作。从清华到启迪，王永瑞一直是中国科技创业浪潮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8年间，偌大的园子内外发生的一切，王永瑞回想起来依然历久弥新。

彼时的清华人，尚且对创新创业没有如今天般的热情，上课、作业，业余时间搞搞社团，参加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学生们常是规规矩矩的，在就业的选择上同样如此。

深度学习技术尚未起来，算法也还不那么常见，机械类、材料类、芯片类学科仍然冷门，硬科技尚且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日中天的追捧。

那是外企在中国最为风光无两的时代，遍布望京商圈的是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外企，金辉大厦还不是阿里的地盘，360集团也尚未在这里筑起高楼。

“在那个年代整体来讲，创业的比例还是小，打工也基本上是去外企的金融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大量的网络设备公司，像爱立信，它并不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大的外企。”王永瑞向CV智识回忆起他求学时期同窗好友们的就业选择，大量的人才都去了外企互联网公司和金融公司。

与此同时，国内的互联网也在萌芽，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出现，怀抱着好奇的清华人也开始做一些校园网、社群项目的创业。

隋建锋是清华机械专业的博士生，在园子里渡过了近十年的学习和工作生涯。虽然一直从事硬科技相关研究，他也见证了清华人在互联网时代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2008年，人人网最火的年头。清华园内，一个叫“师兄帮帮我”的校园社交平台风云一时。

苦于解决个人问题的清华理工男们，为了增加接触女生的机会，做了一个类似于校园版百合网的社交网站，后来越做越大，一时间席卷了北京几十所高校，甚至误打误撞获得了薛蛮子的天使投资。

隋建锋亲身经历了“师兄帮帮我”风云一时的那段日子，而做此项目的正是他的同班同学，“师兄帮师妹去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之后师妹要请师兄吃一次饭，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解决男女相处的问题，清华理工科女生偏少男生偏多，这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

“最疯狂的时候，他们发了好多的券，你注册了就可以去免费领一个鸡腿，推广得非常火。”隋建锋觉得，那可能是他距离互联网创业最近的一次。

遗憾的是，短暂火了一阵之后，由于缺乏真正的商业变现模式，“师兄帮帮我”没有再继续运营下去。

但好在，一些年轻人正在成长，已经成长起来的人则聚到了一起，为平静的中国科研氛围注入新的活力。

九十年初，中国计算机产业苗头燃起，而大洋彼岸的软件巨头正面临创新与竞争压力，微软前任首席技术官麦尔伏德向比尔盖茨谏言，将研究院开到中国来。

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37岁的语音识别专家李开复受命成为首任院长。三年后，最初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开复组建团队之初频频受阻，说服海外精英归国并不容易，却也不乏慕名而来的热血青年，张亚勤的加盟成为打开僵局的契机，随后沈向洋加入，成为团队的第一个研究员。

1999年，研究院第一批管理团队逐渐成形，由国内高校博士生和海归派组成。略微发黄的合照记录下知春路49号的伟大时刻，在往后的十几年里，这批人的光热辐射至大半个中国科技圈。

微软亚洲研究院，又被称为MSRA，对于大众而言，她是个远不如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响亮的名字，即使在人工智能已然发展得如日中天的今天，她的名气依然不敌商汤、旷视之类的AI独角兽。

但大众同样不知道的是，没有树大根深的MSRA，就不会有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互联网巨头、移动互联网巨头，再到如今的AI独角兽。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与数学系教授、前腾讯AI Lab主任张潼曾这样向CV智识谈及MSRA对于公司穿越发展周期、基业长青的重要意义。

“研究院有几个功能，一个功能是它会在短期项目上支持一些产品；另外一个是本身它也会对做一些技术储备，为开发一些产品做积累；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但被忽略的一点，研究院作为公司的人才储备，在产业迅速变革的时候，这些人才才能产生价值。”

在张潼看来，微软历经多轮时代浪潮之而不倒，重回全球市值第一宝座，正与其人才储备息息相关。

“比如说微软，”张潼告诉CV智识，“它原来就是一个软件公司，但后来在做搜索的时候，虽然没有做到谷歌的程度，却能够很快地起来，包括现在做云计算，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就是因为技术的储备、人才的积累，在公司转型上，如果没有这些人才储备，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

象牙塔内，学术研究热火朝天，人才贮备从无到有；象牙塔外，互联网创业水大鱼大、战事纷呈，已然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MSRA建院这一年前后，搜狐、京东、阿里、腾讯、新浪、网易、百度相继诞生，外企们应该不会想到，当时还是由一群初生牛犊的中国年轻人创立的几家门户网站，或是ebay、Google的“拙劣模仿者”们，在此后的十年里顺势崛起，直至将他们“扫地出门”。

随着中国第一波互联网发展热潮涌现，中国公司开始为创新事业向硅谷寻找人才、资金，甚至包括公司命名的方式。

把别人的成果直接商用当然会被人诟病，但正是这段经历让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积累了用户界面设计、网站架构和后端软件开发的初步经验。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百度的核心功能和极简主义的设计风格借鉴了谷歌，但在此基础上，李彦宏坚持不懈地优化网站，以迎合中国用户的搜索习惯。淘宝以ebay为师，却另谋在初期为商家提供免费服务的模式，最终打败ebay。

曾比作中国版BuzzFeed的字节跳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新闻内容。现在，BuzzFeed的市值也已和字节跳动不在一个量级。美团的灵感来自Groupon，但其业务线却从团购一路拓展至电影、外卖、酒店、旅游等本地生活服务等，现在美团的估值已经10倍于Groupon。

Google、eBay、Uber、Airbnb、LinkedIn、Amazon……一个又一个美国巨头都想赢得中国市场，却无一不铩羽而归。

外国分析师在美国公司无法占领中国市场这个问题上纠结的时候，中国的公司正忙着打造更好的产品。

资本闻风而动，人才循钱而至。

随之而来的是，风投资金和人才鱼贯涌入互联网行业。市场如火如荼，创业公司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大多数创业公司的产品灵感或许来自大洋彼岸，和硅谷的竞争的确产生了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巨头，但真正造就了一代创业者斗士的，却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残酷“本土大战”。

“如果你去外面看看，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市场其实就在你脚下。”这是现如今大多数出海创业者对于开辟海外市场最为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