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大师】“人情”“物理”彭桓武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院士是位蜚声世界的物理学家。他有着远超常人的学术智慧，也有着常人的生活和情感，但他始终学不会常人惯有的那些人情世故——他的一生充满故事。

名师遇高徒

彭桓武自幼体弱多病，但又聪明绝顶。他从小就善于读书，思考、学习和作诗成了他的绝活。三四岁时，他就已展现出数学方面的天才；上小学时，他的珠算和心算能力远超同龄人。1930年，彭桓武到北平读中学，他大半年就自学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一年内连升三级。1931年春，彭桓武同时报考北大与清华。考北大那天，彭桓武严重腹泻，从床上爬不起来，自然就失去了考北大的机会。病情稍好后，他又去北大沙滩，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终于支撑着病体考完了全部科目，并当仁不让地把自己送进了清华园。

进清华后，彭桓武严格遵循着主修物理、选修化学、旁听数学的学习计划，生活紧张而有序。大一那年，16岁的彭桓武常利用课余时间一头扎进图书馆，饱读了大量与课程无关的名著，其中有英译本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用理性批判》，罗素的散文集和怀特海的逻辑著作等。

那时的清华卧虎藏龙，彭桓武入校伊始就成为系中有名的才子，深得许多名师的垂爱。周培源更是非常喜欢这个虽然体弱，但功课优异的少年大学生，并亲自指导了他的毕业论文。1935年夏，彭桓武顺利毕业并考取周培源的研究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被迫中断清华生活，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就被迫随校南下，赴云南大学任教。1938年春，在恩师吴有训、周培源的敦促下，彭桓武投考庚款留英考试理论物理名额研究生，并一举中榜。赴英前，周培源指点道：“你去爱丁堡大学吧，那里有马克思·玻恩。”就这样，他没有选择英国最有名的“牛桥”，而是去了苏格兰首府这个东濒北海的老城。玻恩是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大家，彭桓武则是他的首位中国弟子——名师遇高徒，彭桓武在玻恩门下如蛟龙得水。

此时的欧洲战云密布。二战揭幕，英、法对德宣而不战，致使希特勒所向披靡。继法国投降后，英伦岛三面被围，炸弹终于炸响在岛国上。希特勒投向英国的第一颗炸弹扔在了爱丁堡北部海湾的佛斯大铁桥旁。深夜里爆炸声震耳欲聋，居民们被震醒，惊恐慌乱，纷纷逃离居所。彭桓武的房东大婶慌慌张张跑上楼来唤醒客人，可她推开门后，发现这小伙仍在伏案工作，纹丝不动，连头都没抬一下。她不由怒吼道：“德国飞机轰炸了，你怎么还坐着不动？！”

1940年底，仅读了两年的彭桓武就圆满地完成了毕业论文，得到玻恩的高度评价，获哲学博士学位。彭桓武却对自己的论文不满意，对玻恩说：“我只做了一半。”玻恩回道：“如果都完成了，就不能给你哲学博士，而是给你科学博士啦！”话虽如此，彭桓武却并未释然，那未完成的“另一半”始终烙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许多年后，他终于找到圆满解决论文全部问题的正确途径，总算把这篇论文彻底完成并收入专著中——而这时，他已然是80多岁的老人了。

1941年8月，经玻恩推荐，彭桓武到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艾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物理研究所工作。此间，彭桓武还和量子化学的创始人之一W·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综合了介子场的若干成果，提出了HHP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随着HHP理论名扬国际物理学界，彭桓武的名字也广为同行所知。当时身在法国的钱三强曾说，连我这个不搞理论的人都知道HHP理论，可见彭桓武他们这个工作在当时的名气。

在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彭桓武还遇到了他在爱丁堡的同窗鲍文，一位美丽的爱尔兰姑娘。她聪颖过人，端庄大方，常与彭桓武一起探讨学术。一有闲暇，两人便相约骑车看海，看日出日落。都还单身的妙龄男女，总是容易有别样的情怀。一次，鲍文问彭桓武：“假如战争现在就结束，而你在这里又当上了教授，你还回国吗？”他头脑没转过来，就本能地回答：“我永远只属于我的祖国——中国。”既然如此，话题也就不太好继续了，这两位年轻人都决意为祖国奉献一生，他们曾走得很近很近；只是，他们之间没有结局……

在都柏林两年后，彭桓武重回爱丁堡大学，任理论物理系卡内基研究员，与导师玻恩合作，开始独立研究。彭桓武出色的才华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多次提及他的这位得意弟子。他写道：“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还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也对他赞不绝口：“简直不可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

1945年夏，彭桓武又在爱丁堡大学顺利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科学博士学位。他所论述的问题被当时理论物理学界认为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同年，他还与玻恩合作，以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共获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

1946年，战后第一次基本粒子会议在剑桥大学举行。彭桓武应邀出席。会上，他与来自法国的钱三强、何泽慧相聚，并遇见了周培源、胡济民、梅镇岳、胡宁等来自中国的著名物理学家——在这远离故国的科学重镇，中国物理学界的精英济济一堂，蔚为壮观。而他们，将是十来年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

1947年彭桓武代表云大前往比利时参加“大学教授会议”，之后绕道法国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钱三强是彭桓武在清华物理系的同学。那时，美国已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二人自然心照不宣地相约：回祖国大干一场！回到都柏林后，彭桓武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开始实施他的回国计划，虽几经挫折，终于成行。启程前夕，彭桓武向鲍文告别，送给她一把在比利时买的计算尺；鲍文则回赠他一只精美的爱尔兰牛皮包——彼此青春中最美好的一段感情，就此别过。

彭桓武向海特勒和薛定谔告别，两位科学家都十分赞同他回国的决定。海特勒还建议他留下一笔钱，以备来年如能当选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员时充任终身会费。彭桓武几经辗转回到云南大学任教。直到1970年代初中美建交后，他收到爱尔兰皇家学会的会刊，才知道自己1948年就是它的会员了——那时，他只有33岁。

1946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版了《百年科学大事记》，名列其中的中国人只有两位，一位彭桓武，一位是王淦昌。1948年，他们的老师吴有训获悉这一点后，异常欣喜地告诉了国内的学界同人。

回国报效，大展身手

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上空的爆炸声和蘑菇云还没有散尽，仅隔不足一个月，原子弹便把广岛和长崎夷成了废墟。原子弹的威力震惊世界，研制原子弹也一跃成为各国科学家共同的课题。为了屹立于世界，中国也必须拥有原子弹，彭桓武正是为着这个理想而回国的。新中国诞生后，一大批爱国科学家从四面八方归聚祖国。中央决定将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一部分与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彭桓武、钱三强及吴有训、何泽慧等都成为该所的开拓者。1953年，该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其中的人员大都成为“两弹”攻关和核科研的中坚力量。而彭桓武则是这支队伍中璀璨的明星。1955年，经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1957年，彭桓武受命搬进坨里全面负责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工作。

1957年冬，彭桓武领队代表中国赴印参加亚洲第一座反应堆开堆典礼。一日，在住地等吃饭时，彭桓武遇见法国外交部部长。交谈中，他说：“英国不承认我们，美国看不起我们，这么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像在地球上不存在。难道非等我们拿着氢弹才能进联合国吗？”对方说：“你们还有时间。”彭桓武很不服气，狠心要争这口气。这时，他还不知自己不久后能亲自去从事这项事业。

1961年4月，彭桓武正在坨里基地工作，钱三强推门而入：“桓武，有重要事情通知你。”又说：“中央决定派最好的科学家加强尖端项目的攻关，中央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有什么困难吗？”彭桓武二话不说：“没有。总得有人来干这项工作，国家需要我，我去。”到核武器研究所后，他发现这里已汇聚了国内该领域好些个顶尖高手，其中就有王淦昌、郭永怀。

在无数人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多少年后，中国人说到这件事都备感自豪。然而，彭桓武从不居功自傲，他常说：“很多工作都是56块去干的。”“56块”，指当时拿56块钱工资的大学毕业生。彭桓武并未就此止步。此后，他在核反应堆、氢弹、核潜艇等尖端科技战线上，继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作为战略型科技领导者，彭桓武的名字已深深嵌入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史上。

精通“物理”，却不通“人情”

一次，晚年彭桓武做完报告后，有大学生问他为什么学物理。他想都没想，就回答：“因为我什么都学不来，所以学物理。”的确如此。彭桓武是科学世界中的天才，却是现实生活中的“低能儿”。他自称“恶人喜物”，他精通“物理”，却不通“人情”，更不懂“世故”。

1954年，彭桓武与哥哥彭非在京相聚。阔别二十余年之后，哥哥已从当年的英俊少年成为背驼腿瘸的中年人，不过还有个家庭；彭桓武则胖了，壮实了，但年近四十却依旧孑然一身。于是，彭桓武的婚事成了哥哥的一桩心事。彭非进京看病时找到好友张家骧，托他为弟弟物色对象，张对此很上心，还让妻子也关心此事。彭桓武毕竟已近中年，好不容易有位姑娘给了回话：想知道科学家长什么模样。张夫人遂决定亲眼去考察一下这位科学家。她找到东皇城根甲42号院，正巧遇见一人。此人头戴草帽，帽耳朵一只朝上，一只朝下，身上罩一件灰色大褂，手提两只小塑料袋，问：“你找谁？”张夫人说：“找彭桓武。”那人前头领路，道：“跟我来吧。”张夫人很感激这热心的“看门人”，跟他走进一间小屋，却看见彭非正在收拾房间。彭非说：“你要早到一步还进不了呐！”张夫人这才意识到，原来这“看门人”正是她要见的彭桓武。她还发现，小屋子的桌上、地上、床铺上……整个房间全是书。彭桓武觉得：我一个人已经够忙的了，要是结婚，再多一个人，怎么顾得过来？彭非精心安排的这次会面就此泡汤。

1958年，43岁的彭桓武认识了一位大夫，迎来了他此生唯一一次爱情体验。

一年深秋的一个周日，彭桓武按惯例去中国人民大学看二姐。彭桓武事先接到了二姐的口信，让他这天去家里吃午饭，他只当二姐挂念他了，也没多想，随便穿了件衣服就去了。去到只见一位陌生姑娘端坐桌前，见他进屋，便微笑着站起来。姑娘个子高挑，脸庞俊俏而端庄——这姑娘叫刘秉娴，在国务院机关幼儿园工作。彭桓武心下明白，这是二姐为他介绍的对象。不久，他给姑娘去了一封信，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一一袒露，大小共开列了有二十余条，如：不会洗衣做饭、不会穿戴、对社会科学不感兴趣、对当官掌权不感兴趣、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

刘秉娴出身贫寒，幼年丧父母，为了养活一家五口一直未成家，遇上彭桓武时已36岁。她回信道：“你不会洗衣，我会；你不懂穿戴，我懂；你不会做饭，我会做；我还懂得什么菜如何吃最有营养；我说你对社会科学不感兴趣，你在自然科学领域已有所建树，这就已经足够了；你对当官掌权不感兴趣，我也不感兴趣……”11月，他们终于携手登上香山。二人后来终成眷属，1959年底儿子彭征宇也来到了人世。

在一起生活了19年后，妻子去世，大三的儿子也考上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远赴大洋彼岸求学。失去陪伴的彭桓武，几乎无法习惯这样的生活。在他送走儿子后的第十年，照顾他日常生活的保姆出门时不幸摔断了腿，只能回家休养去了。自此，从来不懂洗衣做饭为何物的彭桓武，也便“76岁半开始学做饭”。这个被别人照顾了几乎一辈子的大科学家，突然有一天要站在锅灶前炒菜做饭，面对庞大而笨重的机器，不知如何下手。琢磨了半天，彭桓武实在是束手无策。最后，这位老科学家又重复起几十年前的生活——每天下饭馆吃饭，把穿脏的衣服堆了一大堆。然而，他毕竟已年迈多病，肾炎和糖尿病阻遏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下馆子。最后，他不得不重返灶台，像小学生一样照着书本，学习做饭炒菜。

有人问他：您是一个习惯于把感情藏起来的人。您的老伴儿去世快30年了，您一个人做菜、洗衣服，5年、10年我们能理解，但30年如此，您不觉得孤独吗？彭桓武立即说：“不孤独，我有理论物理陪伴我，不孤独！如果实在难受我就写诗，升华感情。所以我的诗里有三分之一是写我的老伴儿。这是心理学的措施，转移注意力，干事去就完了，就没功夫去想这些废话了。”

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怪老头”

彭桓武为人实诚，不爱做官，但他十分热心于科研方面的公共事务和学术上的组织工作。改革开放后，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即将诞生。在酝酿所长人选时，钱三强和十几位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讨论，他说：“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应该具有世界级高水准的科学价值观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能够高屋建瓴地出点子，领导和组织科研；他不但要精通物理学还要融会边缘学科的最新成果；他的思路应当活跃在学术探索的最前沿。”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此等将才并不易找，但在泱泱华夏，亦非无人。最合适的人选是谁呢？众人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同一个名字——彭桓武。钱三强也说：“我看也非他莫属了！”就这样，在众望所归之下，彭桓武接受中科院领导的决定，再次出任学科带头人。不过，他明确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出国。他从不愿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与科学无关的出头露面上。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多少人为出国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他却是让出国也不出，实在让人费解。到任后，他果然如此，排除一切杂务干扰，踏踏实实地耕耘在科研实践的第一线。建所之初，彭桓武就和大家约定：所长“轮流坐庄”，废除终身制，任期两年。1980年，当该所初具实力时，彭桓武递上辞呈，要把机会让给更年轻的同志。大家希望他连任，他却随即递上第二份辞呈，提出不但自己不连任，而且“从我做起，不设名誉所长”。

彭桓武从不讳言自己不愿抛头露面。即便偶有余暇的时候，他也常常称“忙”谢客，甚至拜访者到了门口，也拒不开门。许多慕名而来的人，都吃了闭门羹；即便门开了，也被他用身体挡在门外不让进，吃了“开门羹”，有人还被他冷嘲热讽地赶走。但他自己却常常蹲在路边看人下棋，一看就是半天。他有意识地使自己疏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这样一来，彭桓武在学术圈内极富盛名，在学术圈外却默默无闻，甚至常常被看作是“怪老头”。但他对此毫不介意。

彭桓武记性极好，又忘性极大。他对数学、物理方面极为敏感。“两弹”理论攻关时，他常常在小黑板上推导出一长串公式，手里的粉笔从不“打绊儿”；直到80多岁时，物理学上那些繁杂得惊人的公式，他都能毫厘不差地背出来。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却忘性大得惊人，他常丢东西，丢雨伞、丢上衣，也丢钱。当别人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不久前做的事时，他像初次听到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显示出同样的兴致勃勃：“真有这样的事？”此等忘性，实在大得可以。他把自己忘性大归咎于62岁那年得的脑膜炎，可马上就有人站出来为脑膜炎“喊冤”，因为在那之前，有人就问他钱伟长戴不戴眼镜——这位与钱伟长在清华物理系一个小组做实验长达四年之久的老兄，居然对此毫无印象。

彭桓武活到老，学到老，他到老都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被同事们称为半个化学家的彭桓武，57岁时开始学习令许多数学家都望而生畏的拓扑学。1996年初，年届耄耋的彭桓武奇兴大发，竟然买了一台电脑，请了位家庭教师，边了解电脑，边熟悉操作。不出两月，他居然操作娴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几十年来创造的百余首旧体诗词输入电脑，以备日后出《彭桓武诗集》之用。

1995年10月15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颁奖大会举行。当会议的主持者宣布获奖名单，接过证书和100万元港币的奖金存单时，彭桓武简直不知所措——他眨眼间从一位“中层阶级”一跃变为了百万富翁。会议一结束，彭桓武就匆匆赶到家中，翻查通讯录，迫切地要与一个人取得联系。此君曾在他领导下参加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后因公负伤，但彭欲资助的好意还是被对方婉言谢绝了。

有人建议彭桓武用这些钱去美国治病，彭桓武不干。他思来想去，最终设立了“彭桓武纪念赠款”，并成立了只有他一个人的“评奖委员会”，赠款对象由他自己决定。他确定了他在生前的颁奖方式：每年把100万元本金的年息作为奖金，第一年年息3万元奖励一人，第二年6万元奖励两人，第三年9万元可以奖励三个人……接着，他固执地继续写信给当年的那位合作者，劝说对方接受他的心意——这不是馈赠，更不是施舍，而是奖励！对方感谢他的盛情，但仍不肯接受。经过三番五次做工作，1996年11月初，他终于将3万元人民币寄给了那位“每次学术报告水平都很高”的科研工作者。翌年，他又“奖励”了两位科研工作者；隔年，他奖励了三位科研工作者。对于此事，彭桓武在一段时间内闭口不提。

后来，有人问他：“您在1995年的时候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万港币，我想可能这也是您一生中获得的数额最多的奖金了。”他立即说：“对！这100万港币到明年就要报销完了。”“您把它全部捐赠了？”“全部赠了……”“这100万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舒适的生活，但对您来说……”“对我来说没用。我生活足够了……我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钱。像我现在，大夫给我限制，每天只许吃这么多东西，一天只许吃一个鸡蛋，吃两个鸡蛋都不行，那个钱有什么用？”“现在已经有将近三十五位科技工作者获得了这笔赠款，分到他们每个人手里的是三万块钱。您想通过它来表达您对这些同志的什么敬意呢？是想用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吗？”“没那个意思，就是表示纪念而已，纪念当初合作过、工作过的人。”

彭桓武对找上门来的记者、作家，唯恐避之不及。1995年初，彭桓武与弟子黄祖洽一道散步，与黄同来的是一位见习记者。这小姑娘聪敏伶俐，很快就和老人家说上话了。在“骗取”了彭桓武的信任后，小姑娘借机问道：您当年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要知道，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再时髦不过了。那时有不少青年纷纷往国外跑，“学子一去兮不复还”，一些青年对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环境，毅然回到落后的祖国的老一辈科学家表示不解。以当年彭桓武的才华和成就，在国外何愁过不上优越舒适的生活？他为何要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吃苦受累，在受苦受累之后，还要经受几十年政治运动摧残？然而，彭桓武一听这问题就立即大怒，气愤地说：“你这个提法有问题！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而不回来报效国家才需要说说为什么不回来！”

彭桓武晚年的生活越过越简单，他不断辞去各种职务、奖励、荣誉和头衔。最后，他只保留了两个称号——爱尔兰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一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证。

彭桓武年近九旬时，有人问他：“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您最终追求的是什么？”“追求什么？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彭桓武确实如此，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2007年2月，工作一生、孑然一身的彭桓武，做完一生工作之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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