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旅途中跟他住过一晚。布道所建在小山上，山下是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从他身上我首先发现的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品味。通常来说，传教士的住所都布置得不太高雅。客厅看起来从未用过，墙上贴着俗丽的壁纸，还挂有《圣经》文句与意境伤感的雕刻画——《灵魂的觉醒》和卢克·费尔德[1]的《医生》——或者，如果这位传教士在这个国家住了很久，则挂的则是写有祝词的红纸卷轴。地板上铺着一块布鲁塞尔地毯，房主如果是美国人则会放几把摇椅，如果是英国人则会在壁炉两侧各摆一只硬扶手椅。还有一张沙发，但放的位置不合适，所以没人会坐上去，而且瞧它那糟糕的模样，谁也不会想坐。窗户上挂着蕾丝窗帘。四周随意散置着几张桌子，上面放着照片，还有几座摆有现代瓷器的架子。餐厅看起来倒是比较常用，但是一张大桌子几乎占去了整个空间，坐在桌旁时，身子几乎被挤进了壁炉。然而，在温格罗夫先生的书房里，书本摞得都触到了天花板，桌子上丢满文件，浓绿色的呢绒窗帘，壁炉上方挂着一面西藏旗子。壁炉架上则摆有一列西藏佛像。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感觉你把这里布置得像大学宿舍一样。”我说。
“你这样认为吗？”他回应道，“我在奥里尔学院[2]当过一段时间导师。”
估计他快五十岁了，又高又胖，但不臃肿，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面色红润，让人觉得他肯定是一个生性开朗、爱说爱笑、亲切随和的人，然而他的眼睛让你感到困惑：严肃而不带一丝笑意，那目光只能用“疲惫”来形容。我不知道我是否恰好在他烦务缠身的时候来打扰他，但不管怎样，我觉得他这种表情并非一时的，而是长期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清楚。他那焦虑的神色，你会在某些心脏病患者的脸上见过。他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聊，然后说：
“我听到我妻子进来了。我们去客厅吧？”
他带我走进客厅，将我介绍给一位身材瘦小、戴着金丝眼镜、举止羞涩的女人。显而易见，她跟她的丈夫属于不同的阶级。大部分传教士都具备各类优点，但缺乏——最恰当的说法就是——良好的教养。他们也许是圣徒，但不一定是绅士。然而此时我惊奇地发现，温格罗夫先生正是一位绅士，因为她的妻子明显不是淑女。她说话时，语调粗俗。客厅的布置方式，我从未在哪位传教士的家里见过。地板上铺有一块中式地毯。黄色的墙壁上挂着几张古旧的中国画。三两块明代瓦片泛着一丝亮色。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雕刻精美的黑檀木桌，上面放着一尊白瓷人像。我对此做了一些可有可无的评价。
“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些中国的东西，”女主人麻利地回应道，“但是温格罗夫先生对它们特别倾心。我如果可以做主，就把它们全部清理出去。”
我大笑起来，但并非因为觉得有趣。接着我看到温格罗夫先生的眼中闪过一丝冷冷的嫌恶，我感到震惊，但这眼神随即便消失了。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就不要它们了，亲爱的。”他温和地说，“可以把它们扔掉。”
“哦，只要你高兴，我就不介意。”
我们开始聊我的旅程，其间我偶然问到温格罗夫先生离开英国多久了。
“十七年了。”他说。
我大吃一惊。
“可我原以为您每七年就有一年的休假呢！”
“是的，但我不想去度假。”
“温格罗夫先生觉得这样离开一年对工作不利，”他妻子解释道，“他不一起去的话，我当然也不想去。”
我很好奇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在拜访过程中我很留意具体细节，因为虽然你经常遇到愿意讲述自己经历的人，但在你形成对此事看法的过程中，必须少依赖他们说的话，而多注意他们的言外之意。然而，我感觉无论是直接引导还是间接引导，温格罗夫先生都不会讲述他的那段私人经历。很明显，他对待工作很严肃。
“这里还有其他外国人吗？”我问。
“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