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最突出标志，对国家起源和形成课题的探索总与对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相伴相生。近些年来，尤其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探讨文明起源问题时也不再过多的关注或纠葛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或“要素”，而开始在总结概括大量新材料新发现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模式、动力等相关理论问题，这显然是研究不断深入的表现。然而，如果以今天中国地域范围或概念来说的话，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都有着各自区域内国家形态的演进，如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辽西地区,等等。史前时期每个地区在区域文化和社会发展中都可能出现早期国家的形态，而且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多样的道路或模式。单从考古材料和研究程度而言，目前可做相关分析的地区主要有中原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辽西地区，而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等材料虽不少，但不够系统全面，仅可做倾向性的推断。本文尝试在丰富的考古资料及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拟概括提炼出有关其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
一、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讨论
新世纪以来,对“酋邦”和“早期国家”的讨论非常热烈。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经张光直先生引入国内，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于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早期国家”的研究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克赖森和斯卡尔尼克（HenriJoannes Maria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2]，将早期国家分为三类或者三个阶段，即未完全成形的早期国家或未发达的早期国家（inchoateearly state）、典型的早期国家（typical early state）、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transitional early state）。后来又将未完全成形的早期国家或未发达的早期国家更改为初始的早期国家（inchoate early state），概念本身有所变化[3]。无论如何，理论源于实际材料，而不是先有模式或理论，然后去框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克赖森教授2006年来到中国学术交流，其对早期国家认识的修改，正是他学习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大量的最新的考古发现与资料的结果。此外，中国学者对早期国家的概念的看法与国外学界提出的早期国家又有明显的不同，甚至差别很大，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论述[4]，不再赘述。而中国学者们虽自觉不自觉地常常使用“早期中国”的概念，但学者之间也是存在较大争议[5]。
苏秉琦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为“古文化－古城－古国”，并接着提出国家形态的“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全国六大区系大体都进入了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但同时又认为，方国最早出现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6]。现在看来，苏先生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不是其概念与命名的恰当与否，而是他高屋建瓴指出的方向和方法。他应是首先明确地从中国考古学上将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态进行阶段划分的学者，对当时重建上古史体系有着重要推动作用。1994年，王震中先生在其专著《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从聚落形态的演进角度来划分社会形态的演进阶段，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可划分三大阶段，即社会尚未分层的农耕聚落形态－开始分化和分层的原始宗邑聚落形态－文明形成的城邑国家形态[7]。2003年，王先生从国家形态的研究反观文明化的进程，认为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政治实体演进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8]。至2005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心聚落－邦国－王国－帝国的四阶段。中心聚落形态相当于复杂酋邦，在考古学文化上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也就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邦国相当于龙山时代；王国阶段为夏商周时期；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9]。2004年，王巍先生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一文中也将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分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并从宏观的角度概括抽象出各阶段的特点[10]。2010年，李伯谦先生倾向用酋邦指代“邦国”，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酋邦、王国、帝国三阶段论[11]。
这些都是较早时期学者们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研究的有益探索，也仅仅能说是一个侧面而已。实际上，随着这一问题的提出，学者们研究热情就迅速升温，以致持续高温，仅从纷繁复杂的争论中就可窥一斑，以讨论最激烈的龙山时代的社会性质为例，就有“酋邦或城邦国家”[12]、“酋邦王国或城邦王国”[13]、“古国”[14]、“邦国型国家”[15]、“城邦国家”[16]、“万邦时期”[17]等多种说法。
虽众说纷纭，但随着新世纪以来对相关材料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某些方面有逐步趋同的认识或者暂时的共识。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国家形态演进上至少存在三个阶段，即邦国、王国、帝国。后二者争议不大，一般认为至少夏、商、周属于王国阶段，秦代以后进入帝国时期。王国之前如何称呼，如上文已言存在较大争议，但却基本上都认为龙山时代晚期已进入了国家形态。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等综合研究，目前对于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社会无论是属于“邦国”阶段，还是属于“王国”阶段，学者们都不否认其已经进入了国家形态。笔者以为，如果认为王国阶段是以王权国家为最大特征，陶寺国家既已进入最初的王国阶段（下文详述）。第二，虽然不同地区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的交流，但因其地域的和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使它们有着各自国家形态演进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国家形成应有着自己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区域国家形成的过程并不同时，亦不同步，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区域已经进入国家形态，而有的可能还处在部落或酋邦阶段。而且最终的结果也不一样，有的是连续进化，而有的则是断裂或中断。其中中原地区表现出一脉相承、持续发展的特点，经历完了三个阶段。第三，同样是由于上文第二方面的原因，各区域国家形态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其中陶寺文化和社会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政治制度、统治模式、执政理念等多为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成熟国家形态特征与模式的主源[18]。或者可以说， “陶寺模式”与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
二、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
考古学文化上的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这一时期陶寺遗址的聚落等级分化严重且存在多个层级，复杂化程度较高。首先，聚落布局功能分区的本身就是等级分化的表现，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显然都是为权力阶层服务的。其次，从居址看，既有规模宏大，地位凸显的宫殿夯土建筑，又有简陋普通的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小房子。值得注意的是，同是贵族阶层则又进一步分化为下层贵族与上层贵族。再次，从墓葬埋葬情况看，陶寺早期和中期墓地都有着明显的差别与等级分化[19]。墓葬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且存在着多个层次等级，而并非简单的大、中、小的差别。因此，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还反映了这种分化已经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此外，陶寺遗址还发现有许多的乱葬墓，死者或被弃于灰坑，或被作为人牲祭祀，或被夯筑于城墙中，有的甚至是多人丛葬。这些应是社会阶层分化和阶级矛盾尖锐的反映。从陶寺所处聚落群更宏观的区域看，陶寺遗址附近20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分布有14处陶寺文化时期遗址，这些遗址从空间关系上看，基本上围绕陶寺遗址分布，可分为三个差别很明显的等级，陶寺聚落在该聚落群中有着唯我独尊的地位，是绝对的中心聚落[20]。从整个陶寺文化的分布区看，也明显存在着聚落等级差别，都有着特大、大型、中型、小型的区分，聚落亦呈金字塔式结构模式。其中，陶寺遗址仍然是规模最大的聚落，优势明显，作为聚落中心之都邑的地位了然。
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遗址也是一处面积达34.8万平方米左右大型城址[21]，城内发现多处大面积夯土基址和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迹遗物。在其所在的颍河上游聚落群中呈围绕王城岗遗址密集分布的聚合之态[22]。聚落群明显的分为三个等级，等级分化及等级差别也较明显，其聚落结构为典型的“金字塔”模式。王城岗遗址是目前王湾三期文化中面积最大的城址，也应是整个文化区的聚落中心所在。聚落考古是一种社会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最能集中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可见，中原地区国家形成关键期复杂的等级差别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
龙山文化时期，家族一级的社会组织作用与地位更加突出，随着宗教祭祀的发展，战争的催化，权贵家族的家族长权力得到不断强化，逐渐将神权、军权和族权集中于一身，王权开始出现，王者初步显现。陶寺早期五座规格最高的大型墓规划有序的集中于一个区域，墓主均为男性，随葬十分丰富的随葬品，表明这一地位最显贵家族中的男性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更有学者直接指出，这些甲种大墓的墓主已经不是部落的首领，也不是酋邦之长，而是阶级社会里早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23]。值得注意的是，陶寺M3015、M22类大型墓随葬品中带彩绘柄的玉钺、众多的石镞、骨镞等兵器类遗物很可能是墓主拥有军事权的体现。而彩绘陶器、木器、鼍鼓、特磬等礼器器类很可能同时又用于祭祀，这又表明墓主也应拥有一定的神权。墓葬本身在该家族墓地中是规格最高的，反映墓主又拥有最高的族权。所以，此类墓墓主似乎同时拥有了军权、神权和族权，墓主当为“王者”[24]。王城岗城址与陶寺城址出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和宫殿类的建筑，城址统一性的规划、较为完善的布局和功能的分区、重要的政权性的大型建筑等等特征，很可能表明这即是王者所居之都。最近，在陶寺宫殿区外围又发现了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墙[25]。宫城的出现意义重大，从空间上凸现最高统治者与普通居民甚至一般统治者的区别，意味着社会最高统治阶级的出现，即“王权”的形成[26]。早期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上以维护王权垄断为核心，甚至陶寺“观象台”和圭表系统作为天文观测仪器也被国王所垄断，标志着王权专制、君临天下意识形态[27]。可见，王权是这类国家统治的核心。需要强调的是，王权出现不一定意味着此“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之天下共主之“王”。换言之，陶寺国家之后发展成为了“家天下”的夏商周时代明显的天下共主的王朝国家形态。
陶寺早期大、中型墓中一些珍贵的器物，种类繁多且有一定的组合。各类器具在大中型墓，尤其大型墓中成套出现，漆木器与陶器或互为配套，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而且随墓主身份不同，器物的使用已有相当严格的限制，如蟠龙纹陶盘、鼍鼓、特罄只见于大型墓中；朱绘大口罐在大型墓中用四件，而中型墓只能用两件[28]。可见，一些随葬品已成为墓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而且有些随葬品又进一步成为区分显贵阶层中等级和差别的标志物。因此，有学者断定，陶寺文化时期社会上、中层已普遍使用了礼器，并已形成一套按贵族的等级身份依次有序地使用礼器的制度[29]。至陶寺文化中期，大墓的礼器群更加华丽，非实用性更强，礼器色彩更浓。此外，整个陶寺文化分布区内的下靳墓地[30]也存在一定的等级分化或分类，表明墓葬等级也存在着地域的差别，下靳墓地中最大的墓仅相当于陶寺的中型墓，似乎规模小、规格低的聚落其墓葬等级和规格也较低，最高等级的大型墓仅存在于陶寺遗址这一最高等级的都邑聚落中。这样一来，在陶寺文化分布区域内，陶寺文化墓葬等级出现了统辖于同一个等级体系或礼制系统内的迹象。而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等级开始在更广大地域内统辖于同一个等级体系内，也就是说，社会开始统一到一个等级制度、礼制系统，这一点较陶寺文化时期表现得更明显[31]。这些礼器表现出的显然是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或言“礼序人伦”的礼制，而非仅是宗教祭祀神器。而且这种礼制往往与世俗的宗族关系有着一定的联系。虽然严格的阶级差别和等级秩序早已抛弃了宗族的亲情，权力与财富完全按照政治权利和经济集团利益来分配和传承，但仍然保留着形式上宗族血亲外衣，血缘政治依然是重要辅助。这种与血缘宗族相联的礼制是社会政治制度的特质，也是商周以及之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的独特统治模式。我们所谓华夏文明重要特质是礼乐文明即主源于此。
从目前资料看，陶寺社会属于最初的国家，所谓最初的国家是指社会刚刚进入国家时期的一种最初的形态，与之后的二里头国家形态相比，陶寺的国家形态显然具有更多的原始性。从文化分布区域看，陶寺早期国家原始性还表现在其实际控制地域基本仅限于临汾盆地，控制地域不是很广阔，限定在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之内，还没有出现对多个地理单元或者跨多个考古学文化区的地域控制。二里头国家则突破了自然地理单元的制约，出现了跨地域范围的更广大区域的控制，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32]。此外，就陶寺社会而言，整体社会组织已经按照地缘政治构建和运作[33]。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这种“地缘政治”相对于传统已久、根源深厚的血缘政治来说，显然是个“新兴事物”。新兴事物的开始或萌生往往摆脱不了一种宿命，就是会遭受一时的严重打击而显得脆弱和短暂，这可能正是陶寺这一最初的国家在其晚期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像王国阶段之后帝国形态始现的秦朝的短暂存在一样，但是新兴事物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趋势，脆弱的开始并不能阻断其长足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的国家过于重视“都城”的地位，“都”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兀，历时长，且往往与其国家社会兴衰同步，即此都城衰败，其所代表的国家及文化亦衰落。都城长期固定，不似之后王朝国家，如商、周等都城多迁徙，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都城所在。有鉴于此，不妨将这种以其“都城”为绝对核心的最初国家称之为“都邑国家”[34]。此外，就中国史前考古实际看，笔者以为国家与王朝是有区别的，国家是政治组织形态，而王朝是政治权力统治模式，出现王朝肯定是国家形态，但国家形成不一定王朝出现。王朝的控制地域较广并且跨地区，而最初的国家，控制地域相对单一有限。王朝的核心是王权，国家还有可能是以神权为核心的神权国家。
可见，中原地区最初的国家中复杂的等级分化是社会政治的基础；王权是国家统治的核心；礼制是政治制度的特质；形态上，属于都邑国家，而非典型广域王朝国家。以上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的分析总结出来的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的四点特征初步形成于陶寺文化时期，这些为夏、商、周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
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最初国家也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等级差别也是社会政治的基础。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新发掘材料看[35]，至少崧泽文化早期社会既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 是该地区文明化进程及国家演进的开始时期，社会复杂化明显较中原地区开始的早。崧泽文化之后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结构方面不断发展，社会等级分化不断加剧。进入良渚文化时期，整个良渚遗址群以及良渚文化聚落群的聚落等级分化，包括墓葬的等级分化，已有学者给予了论述[36]，在不同聚落之间和同一聚落内都出现一定等级差别，此不再赘述。良渚文化中期，良渚社会发展到了巅峰阶段，以莫角山为核心的良渚城址是良渚文化的绝对中心，瑶山[37]、反山[38]最高规格的显贵墓地的出现，代表了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阶层。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社会总体等级结构上看，良渚遗址群社会的第一、第二较高等级的群体数量似乎非常庞大，低等级的群体反而较少。良渚文化小型墓葬也多有随葬品，有小件坠、泡、管等玉饰物，不似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小墓多无随葬品。反山和瑶山两处最高等级墓地在墓葬排列以及随葬品构成上显示出不同的风格，但依据发掘报告所言墓地年代却基本上都属于良渚文化中期偏早阶段，若然则很可能表明良渚社会同时存在着两个分属不同政治体的最高权力集团，或言最高权力集团竟然不是唯一的。即使二者是前后不同时期，但表现出来的随葬风格的不同似乎也暗示权利形式至少并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很可能表明良渚最高统治集团并不在同一个血缘家族内传继。
良渚社会宗教色彩极其浓厚基本已成学界共识，除去这一表面现象的外衣，我们就可以看清其社会核心权力的实质。良渚大型墓葬虽有一些世俗王权标志物如玉钺等，但在满目祭祀通神玉璧、玉琮的笼罩下显得如此少见与渺小。良渚聚落内三个建筑等级较高的高台分散三地并未集中在一起，外围也未见到类似宫城墙或壕沟类遗存。良渚城墙底宽多在40至60米左右，个别地方甚至更宽，其功用似乎更像其完备的水系一样主要用于防洪，而“筑城以卫君”的目的不明。良渚社会是一个以神权为主的社会，而一般源于军权的王权似乎处于从属地位。文化统一到对神的认同上，信仰与神性是统一的，而社会所依赖正常运转的组织机构并不复杂，前文所言良渚遗址群较高等级的聚落数量较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等级有序的金字塔结构，可能就反映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良渚社会神权可能是统一的，而实际上的政体或政权并不一定统一到整个文化区。此外，高峰时期的良渚社会经济短期发达，社会财富丰富且集中，但社会组织结构却相对简单乏序，这显然不利于资源与财富的合理流通与配置。总之，良渚社会也进入了最初的国家形态，神权是国家统治的核心，而不是王权；所谓礼器虽区分身份等级却同时具有更多的神性或言更属神器，看不出明显的与世俗血缘宗法连在一起的迹象。
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层级化，聚落出现了等级分化，至于这种分化复杂严重到什么程度，目前材料实难定性，但似乎并未出现明显的金字塔式层级。有学者将内蒙古敖汉旗502处红山文化遗址按河流分布进行划分，大致分为 6 个聚落群（组）[39]。红山文化晚期聚落数量与密度虽有明显增加，却并未出现形态上的向心式布局，聚落群（组）之间等级差别也表现不明显。
牛河梁遗址是目前红山文化的聚落中心，已发掘的16个地点，形成了庙、坛、冢的聚落结构[40]，且又以女神庙、上庙、山台建筑区为聚落内的中心。红山文化的此类祭祀遗址明显分为庙坛冢均有、有坛有冢和只有冢或坛三个等级，而庙、坛、冢三者齐备的只有牛河梁一处，具有唯一性。坛和冢的组合之中又以坛为核心，而非冢。第二地点一坛五冢，坛居于五冢中心位置，呈拱卫之势，以祭坛为中心直接反映的是以“神”为社会信仰体系的核心。此外，牛河梁11个冢群之间似乎看不出哪个冢群地位更高，或言冢群之间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
牛河梁遗址每一个冢中的墓葬似乎可以分出等级差别。如可分为中心墓、台阶式墓、甲类砌石墓和乙类砌石墓四个等级；或者分为中心大墓、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五个等级。但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从墓葬规模看，只有简单的大小之分，层级并不复杂；二、从随葬品看，四个等级中大多数墓葬中均随葬有精美的玉器。（牛河梁N2、3、5、16四个地点墓葬中有随葬品的31座，而随葬玉器达26座。）三、随葬品并未形成明显的等级有序和规格上的差别，即使常见玉器的随葬数量和规格似乎没有严格差别。此外，随葬品最多的，却并不是规模规格最高的墓葬；中心大墓也并非墓群中随葬玉器最多者。若每一个冢群和每一个冢都代表一个社会群体或集团的话，牛河梁上述情况似乎表明其社会不同集团内似乎存在一定但不严重的社会分化或等级差别，而不同集团之间却没有出现明显的严格等级分化，所谓“王陵区”更未出现。关于墓葬随葬品，有学者认为全部是用于祭祀活动的神器[41]，实际上也见有一些常被认为反映世俗权力的玉器如钺、璜等。无论如何，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人和各类动物形玉器以及非实用陶器虽然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墓主的身份地位，但其主要作用当为沟通人与神的宗教法器或巫仪神器。这些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神器，显然不是体现并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的严格意义上的“礼器”，反映的也并非是“礼序人伦”的礼制。聚落中反映现实生活状况的居住单元分化不严重，房址目前仅有半地穴式和大房子之别，未见表现世俗权力的大型房址、高等级建筑基址，更未见宫殿类建筑。
可见，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存在两套权利系统，神权体系等级有序且系统完备，表现出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特点。而最能体现“王权”的世俗权力体系分化简单且相对弱势，这一点与良渚社会基本相同，甚至还不如良渚社会表现明显。总之，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神权至上，并未进入传统意义上的王权国家时期。
对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虽然有着丰富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但却缺乏对区域内中心聚落，尤其核心城址，解剖麻雀式的重点而又长期连续性的发掘与研究，以至对其具体布局、功能分区、有无宫殿礼仪性建筑和贵族墓地等内涵情况也不甚清楚。依目前材料还难于明确判断。
无论如何，不同区域社会的国家演进过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可以有“陶寺模式”，也可以有“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而且国家形成或出现是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可能性之一，但绝非唯一归途。恩格斯在论述国家兴起时指出了雅典形式、罗马形式和德意志形式等三种主要形式。恩格斯指出的这三种国家形成的途径，又不妨称之为“内发式”、“外发式”、“扩张式”。结合中国实际，上述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都难以相合，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成途径显然复杂的多，不仅呈现多样性，还兼含三种形式[42]。对于多样的模式，中国学者很早之前就已经有所注意，只是没有言明而已。苏秉琦先生曾经把中国文明起源归结为裂变、撞击和熔合三种基本形式[43]，这可以说就是对文明起源模式的一种探索，而且似乎与恩格斯所言三种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尝试对此专题研究。王巍从宏观的角度提出汇聚和辐射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主要模式，认为夏王朝建立之前主要是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夏王朝建立之后，中原地区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夏商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及其他先进的文化因素向四周辐射；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中原夏商文化对周边文化因素的吸收[44]。栾丰实先生认为中国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存在两种发展模式。第一种是以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为代表的“世俗”模式；另一种是太湖地区和燕辽地区为代表的“宗教”模式[45]。其所谓的世俗模式也比较强调礼乐的重要性。赵辉提出了“北方模式”和“南方模式”[46]。李伯谦先生撰写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中国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两种模式”，即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的神权国家模式和夏商周军权—王权国家模式[47]。由前文论述可见，单就早期国家形成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至少存在两种模式，即王权模式和神权模式，目前比较清晰的神权模式为良渚国家，王权模式有陶寺、二里头乃至商周王朝，当然这并不否定王权模式中神权对于统治的重要地位。
个案考察显示的个性多样固然重要，那么是否有更高层次的共性迹象呢？从中国古史发展和最终结果这一长期轨迹看，这些“多样性”最终走向了“一体”。严文明先生在注意到各区域文化间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各区域分化的差别，提出了“多元一体”文明起源模式。严先生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在这种结构的基础上发展成多源一体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模式，即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48]。笔者以为关于“多元一体”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既是“多源”的，又是“一源”的。多源易于理解，主要指中国史前几个区域文化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各有特色，都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文化似乎分别在红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相继衰落，其文明化的进程或夭折、或中断，只有中原地区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尽管各区域先进文化因素汇集中原，但并未改变中原文化这一主体，并且中原地区多将吸收的文化因素进行改造和整合。从发展脉络上看，始终有着中原地区这样一条主脉或主根，华夏文明的主体一直是在中原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连续不断的发展而形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源”中“一源”。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多源与一源是从广义和狭义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二、从文明与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看，“多元”与“一体”是文明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二者并不同时，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龙山时代早中期，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中原地区文化实力逐渐强大。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相继衰落，其文明化的进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脱颖而出[49]。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中原地区作为中国文明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二里头文明开始向周围地区辐射，周围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的改变了方向，从原来以自己独立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多元走向了一体，中国文明的“一体”开始初步形成。再经商周各地逐渐融入了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之中。
三、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虽然不是最古老的，却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是其区别于其它古文明的最大特点。那么它延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或言其文明不断演进的动力机制，才是最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张光直先生早年在谈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就注意到中国当时的相关研究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而不讨论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动力问题[50]。弗兰纳利(K.V.Flannery)在研究公元前三千年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公元前两百年的墨西哥及秘鲁早期国家社会时将其起源问题用“过程”和“动力”两个概念来概括,“过程”是指要了解早期国家是从哪类社会演化而来的,而“动力”问题是要了解促成社会演变的主要动因[51]。中华文明与中国国家起源的内在动力也正是认识早期社会演变内在动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是指推动国家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这一演进过程的根本原因，也可称为文明化的动因。新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从研究“何时、何地”转向更深层次的“如何、为何”[52]。有些学者开始逐渐关注文明及国家演进的动力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显得十分薄弱，基本未见有专门性的探讨文章。国外的学术界曾有过内部冲突论、外部冲突论（战争论或征服论）、融合论、宗教管理论、贸易论等各种各样的理论[53]。
国外学者梅尔科(M.Melko)认为文明是一种社会复杂系统，文明随复杂性而形成，因其复杂性而存在，并因其复杂性的消失而消失[54]。尽管文明与社会复杂性不一定完全相生相灭，但文明及国家起源与演进的核心内容却是社会复杂化。有学者从理论的层次总结了社会复杂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人口因素、农业的强化、交换贸易、战争等[55]。这些也应是文明与国家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或动力所在。影响较大的是卡内罗的“限制理论”，由于环境、社会、资源等方面的限制，随着农作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加，村落逐渐增大、分化、扩展，冲突与战争兴起并日趋激烈，由于战争出现了较大的政治实体并逐步整合，形成酋邦。随着资源紧张和战争进一步加剧，酋邦进一步分化，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再扩大，最终国家随着产生[56]。卡内罗的限制理论强调战争，尤其征服战争，在整个早期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动力作用，实际上属于战争论或冲突论一派。卡内罗的限制理论是否具有通世和普遍性，学界有着不同意见。很多学者发现这一理论虽然在复杂酋邦和国家产生中比较典型，但在简单酋邦社会中缺乏征服战争的普遍证据。尽管近些年卡内罗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57]，但争议未泯。就中国史前考古实际而言，农业发展、技术进步、人口增加、甚至资源集中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确实存在且起着重要作用，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各阶段农业经济持续不断向前发展。人口数量明显不断增加并产生人口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间的矛盾，据学者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在942 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5.71人/平方公里；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人口规模大约1 073 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6.5人/平方公里[58]；至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和平均人口密度都在增加，尤其晚期阶段，平均人口密度剧增为12.69人/平方公里[59]。重要的不是具体数据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增长趋势。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时期人口和资源的增加与集中更是明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在史前时期，在不同地理单元内存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同文化区农业发展、技术进步、人口增加、资源集中情况是不平衡的，存在着差异性。显然，其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虽存在但却是不平衡，甚至是有限的，并非是根本动力。此外，就整个中国地域而言，并不严格存在卡内罗的地理环境社会的限制问题。张光直先生早年就指出，中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应该把人口压力和地理限制排除在中国文明社会形成的基本原因之外[60]。
陈淳从资源和神权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文明兴衰的动力，指出文明起源的本质是在于复杂社会中劳力与资源的集中所造成的不平等，使得贵族阶层能将宗教信仰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其权力，宗教与权利进一步结合[61]。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微弱优势，就是还有些文献可以参考借鉴，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关键时期在文献中恰恰较多记载有“大洪水”事件，以致一些学者把大洪水或距今四千前后的气候事件作为中国文明形成的动因。吴文祥、刘东生就认为4 000aB.P.前后气候事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地理限制，造成人口、资源、土地间的压力，导致了战争与冲突，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62]。王晖也有大体相同的看法，指出四千年前的尧舜时期发生了世界性的大洪水，促成了黄河中游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形成了我国各区域文化“满天星斗”向黄河中游文明中心转变[63]。也有学者提及社会大分工造成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剩余产品，导致了分配方式变化，由此形成社会阶层分化，而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生又造成了文明化的进程，故中国文明形成最重要的动力是社会分工[64]。近些年，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多位从事科技考古的学者从资源、技术、生业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技术与经济发展演变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5]。以上国内学者对文明演进动力的探索虽然主要表现在对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某一考古学文化阶段的研究，以及在作文明起源问题宏观研究时提及动力机制问题，缺乏专门、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是这种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思路的转变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并引向深入。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然而从中国古史记载和考古实践看，这种延续性实际上指的是中华文明进程的主线一直传承不断，中原地区就是这条主线的最主要部分，华夏大地的史前区域文明虽然犹如“满天星斗”，但是其他地区却在其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或者衰落，甚或中断，其先进文明因素最终汇入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一体的华夏文明。这样，中原地区就成为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演进动力的重点区域或对象，尤其是中原地区与其它地区的不同之处。
国家形成的动因探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多方面因素共同的推动才使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且不同的文明区，国家及文明发生的原因既有相同之处，也必会存在巨大的差别。就中原地区而言，其国家与文明进程的动力整体上包括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
中原地区国家与文明进程的内在动力是推动其演进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原因，笔者以为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务实性是其不断向前推进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原地区社会、文化和经济处于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不存在明显的“缺环”或“断层”[66]。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连续发展、一脉相承。中间虽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新砦文化这些并不十分辉煌的文化过渡阶段，但并不意味着中断，而仍处于发展状态，甚至是一种局部的突变，没有这种过渡形态也就没有其后文化的相对繁盛。这种缓慢的发展在具有宏观性的考古学文化上难以得到醒目的体现。但也正是这种缓慢的且存在质变的过渡性文化使得中原地区文化处于平缓的提升发展状态，而不是直线的急速的冒进。所以，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平缓的“螺旋式”演进模式，从局部细处看，变化发展是缓慢与不明显的，然而整体上是向前发展的。
作为文化与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也表现出连续发展的状态。农作物种类逐渐增加，种植结构不断完善，畜牧业作为农业之补充的地位逐渐加强。手工业不断分化、细化和专业化，官营手工业最终出现并得到强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其文明形成关键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表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即逐步地由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变。具体地讲，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由前期的单纯依赖小米逐步演变成为后期的“五谷登丰”式的农耕特点。其它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发展模式与之不同。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传统，即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农业生产特点。长江下游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属于典型的南方稻作农业传统，即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特点。黄河下游地区在龙山时代表现为稻旱混作农业生产特点。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弱，而且农业越是发达，人类对其依赖性越强，其潜在的危险性就越大，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灾害都有可能轻易地摧毁整个农业生产体系，由此造成以这种农业生产体系为基础的古代文化的迅速衰亡。而中原地区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具有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为增加粮食种类的多样性提供先决条件等诸多优越性[67]。
中原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中重礼务实，统治集团比较“世俗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原地区社会集团内部的“重礼务实”作风，二是中原地区对吸收的先进文化加以“世俗化”。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大型建筑和棺椁类大墓都是为了体现等级，以别贵贱。不见巨型的宗教建筑，却舍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器物制作多是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陶、石器等，即使一些与祭祀有关的器具也多同时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为主的礼器，如山西陶寺遗址大墓出土的礼器[68]。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辽西的红山文化等宗教色彩相当浓厚，社会浪费严重。良渚文化大墓中宗教遗物数量多、比例大、地位突出，“峰值期的良渚社会是一个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被笼罩在厚重而偏激的宗教气氛里，为此社会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而这些付出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显然不会有任何正面效应”[69]。中原地区与太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明显存在务实与务虚的重要差别[70]。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红烧土筑的祭坛、大量被剥夺使用价值的红陶缸以及近十万只被随意丢弃的红陶杯等遗迹现象表明石家河文化社会疯狂挥霍人力物力却只为竭力营造出宏大奢华的宗教气氛[71]。可见，中原地区社会集团的统治者们在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对较少，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比较务实，并致力于礼制的建立，这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72]。
此外，中原地区兼收并取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并不是简单的集合和吸收，而是有所扬弃或改造。除了日常用具有经改造的情形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也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良渚文化之后散见于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石琮，一般形体矮小，纹饰简单，而未见到如良渚琮上繁缛的兽面纹。陶寺文化墓中出土的玉钺多素面，而未见如良渚钺上的神人兽面纹及鸟纹。此类玉器显然已非宗教法器，在用于别贵贱、身份的同时又有饰品化的倾向，世俗和礼制的内涵彰显。
中原地区国家与文明进程的外在动力主要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中原，同时又对中原文化构成挑战，刺激其不断发展。汤因比（A.J.Toynbee）在其著名历史哲学巨著《历史研究》中总结了文明演进的规律，认为文明演进的动力在于挑战与应战之间矛盾运动[73]。
仰韶文化时期已出现了不同文化群之间的交流，文化交流是互动的，但互动的交流在不同时期又有主次之别。庙底沟文化时期，仰韶文化实力似乎较为强大，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为仰韶文化对周围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的主动影响。而至龙山时代，四面八方的各种考古学文化因素汇聚中原[74]。尤其龙山时代早中期的中原地区文化处于前文所言较弱的缓慢发展阶段，东面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等文化却处于它们的繁盛时期，都存在着向中原方向发展的趋势。虽然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存在较多的周围地区的文化因素，但除了十分典型的属于周围文化的遗址外，仍是以中原考古学文化为主，其文化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正是中原地区与各地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周围各地文化因素汇聚、融合、改造于中原地区，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增强，渐得优势，而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其他文化却多已衰落。此外，中原地区与周围各地文化的互动交流中明显地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这既与其地理位置居中客观上使自己与多种文化接触有关，又与中原文化主观上具有“兼容性”有关。龙山时代，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中原，这一点与位于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诸龙山文化考古学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尤其远距离传播的文化因素的相对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75]。各地先进的新的文化因素输入，使得中原地区的统治集团及其文化充满活力，这显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明化的进程，是其重要的外在动力之一。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另一个外在动力是战争的催化加速作用。史前文化的扩张往往是对外战争的体现，前文已言，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在其极盛时期都曾试图向中原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先秦文献中，尧舜禹征伐三苗的记载或许与上述某些或某一文化的扩张有关，有学者认定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即苗蛮集团的文化[76]。而稍前时期的炎黄集团与蚩尤等夷人集团战争的文献记载，也许与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扩张或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区的挺进有关[7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争最终都是以中原势力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尤其龙山文化晚期周围各地诸考古学文化在向中原扩张之后，均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逐渐强大起来。战争使中原地区势力集团的首领权利不断强化，社会公共权利不断集中，王权逐渐形成，国家与文明在战争的不断催化下逐渐形成。可见，战争虽不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内在动力，却是外在起加速作用的催化剂。
四、结论
以上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特征模式、内外动力以及契机等问题的讨论，不敢轻言属于理论层次的思考，只是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和概括提炼，也是长期以来尝试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古史尤其上古史的总结。此外，对待国外国家形成相关理论，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切莫走入两种极端，一种是以为是新理论、新方法，一味地强调与国际接轨，就不加分析的完全迎合，全盘照搬；另一种是存在分歧就一概否定排斥。无论如何，理论源于实际材料，在总结概括大量新材料、新发现以及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于这一问题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各区域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目前至少有“陶寺模式”、“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等。整体上看，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趋势是从多元走向一体，需要强调的是“多元”与“一体”是非同时的。中华文明在史前时期是无中心的多种区域文化的多元并存，各区域文化均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似乎不易断定哪一区域文化是当时的中心。而大约至二里头文化，尤其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中原地区成为当时的文明中心，“一体”真正形成，但同时又存在着文化的多元。所以，以国家出现为最大特征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演进的最大模式和特色。此外，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与碰撞（战争）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外动力；而务实与创新则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原动力，是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洪水等气候异常事件是其质变的契机。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