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欣 | 从“民间”到“人民”

保马 · 公众号 · · 2025-01-17 08:00

正文

编者按

今日保马推送袁先欣老师的文章《从“民间”到“人民”》。在这篇文章中，袁老师指出，1920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在士绅和地方精英试图代表和覆盖“人民”的政治尝试失败之处开始。袁老师指出，这场运动由青年主导，试图用多种方式与民众建立真实的政治联系。晚清对“民”的重新界定伴随国家制度的重塑，由上至下。而民国时期国家外社会力量的兴起为前提，由下至上“到民间去”成为可能。但在袁老师看来，“五四”才真正引出新的理解和把握“民间”的方式。 “五四”后不同力量、领域对“到民间去”口号的征用，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民间”的重新界定和表述，重新规定了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和公共生活之基础的“人民”范畴的边界和内在构造。西欧“国民”“公民”范畴无法整合乡村和边疆的事实构成“人民”范畴出现的可能性前提，而促成范畴转变的中介的正是1920年代的“到民间去”口号及其掀起的实践，在其中把文化、社会运动、新主体塑造互相关联起来的特殊逻辑开始浮现，最终延伸至1940年代。

本文节选自袁先欣老师新著《地泉涌动：“到民间去”与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详见“每日一书”）导言第三节。感谢袁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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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到人民

文 | 袁先欣

历史地看，如果我们把现代中国人民政治的发生演进视为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1920年代，“民间”作为一个开放的话语和实践空间的出现及展开，就构成了其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当时围绕着“民间”的讨论和实践生成了新的政治性的主体、空间和活动方式，而这些要素最终形塑和底定了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出来的独特的“人民”构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生活和文化组织方式。 “民间新生”构成了人民政治真正完成的前提条件。

在以往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中，存在一种颇有影响力的叙述。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经将明清之际围绕着宗族、行会、善堂等组织团体建立起来的乡村秩序命名为“乡里空间”或“民间空间”，认为太平天国后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亦在此逻辑之中，辛亥革命从而是“随着十六七世纪以降‘民间’势力的增强”而使得“中国的王朝‘制度’”渐行崩溃的结果。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没有使用“民间”一词，但他的研究思路与沟口的观点有诸多可互相印证之处，孔飞力认为地方绅权的扩张不仅导致了清王朝的瓦解，还成为后续中国分裂、军阀混战的源头。坐大的地方士绅也积极介入并争取清末逐步扩大下沉的政治经济权利，包括晚清至民国的地方自治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试验即由此而来。如此看来，沟口和孔飞力的叙述勾勒出了某种从晚清延伸至民国的“民间空间”，其核心特征是以新旧士绅阶层为主导的社会自我治理空间的扩张与发展。他们将这一历史趋势及其表现形式（地方分权和自治）视作中国内部朝向现代转型的主要动力，而民国以来建立统一、权力集中型国家的倾向，则意味着前者所开启的现代进程最终未能完成。

袁先欣，《地泉涌动：地泉涌动：“到民间去”与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书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

沟口和孔飞力将此种“民间空间”视作中国内生现代性的产物； 但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发展、壮大乃至萎缩，同样极大地与清中后期肇始的人民政治历史脉络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关联在一起。 如果欠缺国家形态和权力安排的现代转型、集体性的“人民”观念逐步上升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以及由此所开创出来的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更多样的社会自主空间等一系列要素，“民间空间”本身的发展恐怕也将受到相当的限制。包括新崛起的军事、商业精英在内的新旧士绅，积极介入地方自治、学会、商会、行业和各界联合会的组织实践，在新开辟的政治和公共空间内充当了“民”的代表，同时也尝试创造并普及一种现代的民众话语和民众文化。李孝悌研究所描述的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无疑是其表现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 清末出现的此种“民间空间”，可被视为人民政治演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

然而，如此的“民间”方案本身也包含着重大的缺陷。一个较易被看到的症候是清末十年愈演愈烈的绅民冲突， 它挑战了士绅阶层作为“民”之代表的合法性，呈现出这个被重新划定的“民”的群体内部，存在着互相冲突的诉求和权利分配的不平衡。 另一个较为隐蔽的问题还在于其整合能力。 如果说，作为实际政治和社会空间的“民间空间”是伴随着国家政治现代转型而出现的，那么，它也应当构成为现代中国提供合法性来源的“人民”理念在现实中的对应物。但事实上，“民间空间”高度依赖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形式，如以宗族、士绅为核心的民间团体传统，及方言文学和地方戏曲等，主要繁荣于汉人聚居的十八行省内，未能妥善地应对整合边疆地区和人群的挑战。清朝覆灭之后，代表性和整合性两个方向上的困境，最终也成为以人民主权为合法性来源的民国所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因此，与其说晚清成长起来的上述“民间空间”形态终结于不断膨胀的现代国家力量，不如说是上述两方面的缺陷，致使其不得不走向衰落。

1921年创立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照

从人民政治本身发展和演进的角度看，1920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就是在以士绅和地方精英来代表和覆盖“人民”的政治尝试的失败之处开始的。 从精神上看，李大钊重构青年与农村关系的设想，周作人的新村试验，“五四”青年的工读合作团及其他形式多样的重造“社会”的尝试，乃至国民革命中的工会、农会组织， 未始不可被视为晚清“民间空间”的继承者 —在强调民众间应当形成现代的、有能力的自我组织，精英知识分子须主动促成这一目标并承担起知识文化传播的责任等问题上，它们确有一脉相承之处。 但是，1920年代围绕着“民间”展开的话语和实践又出现了关键性的发展和区别。

一个显著的差异首先是晚清的士绅精英被“五四”的青年群体取而代之。 如果说，士绅精英是经由相对固定的财产和社会身份来定位的，那么 “青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与学生群体相重合，但正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再表明的，界定“青春”“青年”的尺度，更多是由精神、气质、思想、行为方式等要素而非生理年龄来提供的。 “青年”不是规定的既成之物，而是处于持续的形成和创造之中的群体，这一特点既使得对“民间”的注视和关怀可能成为塑造“青年”主体的重要力量，也使得青年与“民间”的关系，迥然有别于晚清士绅精英代表“民间”、单方面启蒙和唤醒“民间”的模式，而呈现为一种双向的塑造关系。诚然，1920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也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居高临下启蒙民众的要素，但文化、学术、艺术等领域广泛的“向下”转型，表明“民间”同样反向地介入并改变了青年和知识分子既有的认知方式。

上世纪20年代末杨成志赴西南做民族调查

在意识和再现的领域之外，对“民间”和民众的理解与关注也刺激青年找寻和尝试新的自我组织方式，新的政党政治也由是产生。 如果说，民初旧政党政治的破产，是由于其运作完全与其应代表的社会基础脱节，成为自我循环的利益集团，那么 1920年代崛起的新型政党之“新”，不仅在于列宁主义式的严格组织和各自标榜的“主义”，而且在于，政党必须依靠宣传、运动、革命等方式重建自身与民众的真实关系。这既反映在1920年代新出现的政党在争夺领导权时，纷纷谋求将各自的革命方向和目标建立于各自的民众观论述之上，甚至1927年国民党获取了合法执政地位之后，仍然投入不少精力从事民众教育、乡村建设、青年与文化运动。如果说，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和文化介入，成为后“五四”时代的政党赖以维系其与民众关系的必然路径，那么此种政党政治逻辑的形成，也与1920年代“到民间去”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一个显著的差异，则是理解和把握“民间”方式的变化。 当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作为明确固定词语的“民间”二字，是在“五四”时期才大行其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关于民众的空间性设想不存在。晚清对“民”的重新界定伴随着国家权力和制度安排的转型，对此种现代之“民”所处空间的想象，因而也紧密地与建设现代国家、划分国/民界限的议程联系在一起。有别于晚清的状况，民初国家政治的全面溃败则无意中开启了另一个前景，使得游离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外的文化和社会运动，有可能成为塑造“民间”想象和认知的核心方式。 “到民间去”作为一场牵涉广泛的运动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这一变化的表征。 与规范性的、由上而下的制度性空间建构不同，运动具有自发、偶然、即兴的特征，它所带出的对“民间”的理解，也往往是多元、混杂甚至互相抵牾的。如果说1920年代关于“民间”的表述和实践呈现出纷繁多歧的面貌，未能形成某个统一的方向，那么这正是由于塑造这些表述和实践的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身就处在交叉、分化、合作、抗争的复杂关系之中。

“五四”运动

但是，即便有关“民间”的理解是混杂不一的，“五四”前后仍然形成了新的把握“民间”的方式，这一事件已经具有了深刻意义。 “五四”文化和社会运动的激荡，既是民初国家政治溃败的后果，又是对它的回应。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力量、领域对“到民间去”口号的征用，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民间”的重新界定和表述，毋宁是经由激进的运动方式，在国家政治的框架之外，重新规定了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和公共生活之基础的“人民”范畴的边界和内在构造。舆论场的关键词由“国民”进而发展为“平民”、“庶民”，昭示着一种以摆脱国家为前提、从根柢处开始重新想象和理解民众的冲动。这种想象既内在于一个全球联动的新视野，也经由农村、边疆等具体的空间构造得到赋形。尽管理解民众的诸多方式此时还杂糅于一片混沌中，它们的关联组合并未沉淀出更清晰稳固的形态，但对后续历史，尤其是1940年代人民政治产生结构性影响的种种要素，实际已于此时现身登场了。

关于194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所发展出来的人民政治，许多论者都注意到其与农民的密切关系。迈斯纳认为，这是“对现代及资本主义以及它使人类和社会付出的代价，特别是由农民承受的那些代价所提出的抗议”。就此来看，1940年代人民政治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经过阶级话语转译之后，农村和农民成了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说，迈斯纳将中国革命的这一特质经由李大钊而追溯至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或许过于夸大了单一思想因素的作用，那么不可否认的是，乡村或农村与阶级话语发生交叉，并进入中国革命的脉络，是与理解“民间”方式的历史演变，尤其是1920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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