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科的四个科中，通讯科（四科）建立的最晚，1928年11月才成立的。
其它三个科，要么是后勤、情报、行动，还差一条腿，科技。不论干什么，没有科技是行不通的。周恩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在1928年夏天，利用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的机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同共产国际商定由“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中共电讯人员，并且决定从东方大学抽调学员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
莫斯科东方大学
周恩来等向共产国际推荐了包括涂作潮在内共10名“劳大”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经考试录取了6位，分别是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和程祖怡。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正式发布命令，批准涂作潮等6人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后，随后在中央特科设立了第四科即无线电通讯科（简称“通讯科”）。
通讯科（交通科）科长先后为曾培洪（李强）、陈寿昌。1931年5月以后调归中央组织局（上海中央局）直接领导，负责人先后为黄平、乐少华、毛齐华、龚饮冰。交通工作由上海中央局交通局负责，局长陈刚。
李强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是另一个情报和金融结合的典范。
李强
李强生于1905年，出生于江西常熟的乡绅世家，和当时众多与旧家庭决裂、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一样，在那个适合搞革命的年代顺应时代潮流、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1923年，18岁的李强因写反对旧礼教的文章被杭州宗文学校开除。随后他到上海，进入南洋路矿学校附中读书，学校采用英文授课，教员包括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等人。从此踏入革命洪流，一去不回头。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他革命事业第一个转折，成为学生领袖，成为中共党员。（陈养山→鲍君甫→杨建红，可以说没有五卅运动，就没有他们的关系，以后我们会专门再讲一次鲍君甫）
而杨建红的得势完全是因为陈立夫，陈立夫恰恰又是李强在南洋路矿的校友，陈立夫各方面都很强，但没有李强强，因为他英文不行。陈立夫自己也说：“我英文学得迟了，比不上人家……”
李强还有一位校友是金家凤。金家凤，1903年生，苏州甪直人。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个发起人之一。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过贡献，是中共一大前57个党员中年龄最小者，时年18岁。
李强首先是革命家。
20岁成为“五卅”运动学生领袖，并成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的“炸弹专家”。
22岁在周恩来的决策下，建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地下电台。
24岁前往香港九龙建立中共第二个秘密电台，实现了沪港通！
26岁辗转至苏联学习，后成为苏联无线电界“TOP 7”。
那个时代的革命军并不传奇，同时他还是新中国的院士，这个就有些传奇了。
而因为搞革命，才搞科研，又搞成院士，那就很传奇了。
比传奇还传奇的是，这样一位大神级的复合型人才，如何在科研领域、军工生产领域、广播电讯领域和外经贸领域都做奠基性或开创性工作的？
最后他还是一位超级金融人才。
68岁—70岁，碾压索罗斯，秒杀巴菲特，在国际期货市场，抄到了历史大底，一波神操作下来，侠之大者，为国操盘，竟然大赚到天文数字般的外汇30多亿美元，与之前全国一年对外贸易总额相当。从李强身上可以看到组织的魅力，就是总能把有才能的人汇集起来，并且给他提供自我发挥的平台。
通讯科虽然重要，但最初什么都没有。共产党神奇之处，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没有的创造出来，而周恩来下达给李强的任务，就是自制无线电台，白手起家。
李强原是学土木工程的，哪懂无线电呀，真是难于上青天。但是再难，革命事业需要创新，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硬着头皮上，没曾想，这硬着头皮一上，却造成了一个新中国院士的横空出世。
中共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旧址——原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
万事开头难，难也得开呀！造电台首先需要器材。于是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上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了些零件和参考书刊。他和张沈川一道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按照刊物上介绍的电台线路图，学习组装收报机和发报机。那情况犹如刚成家的女士对着菜谱烧菜。
张沈川原是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让他去学报务，也是跨界转行。后来他考取了国民党军用电台创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期满后，争取到留校实习机会。期间他不仅不要薪水，干事情还非常负责，所以既得到“信任”，又学到技术。
就这样两位跨界奇才携手合作，每到晚上，张沈川就同李强一起钻研，学着组装收发报机。功夫不负有心人，1929年10月他们试制成一套收发报机。尽管机器很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毕竟是中共自己摸索出来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
谁说中共只会玩弄笔杆子和枪杆子？搞机械同样玩的溜。如今贸易战，美国制裁的清单上，机械占据相当大份额。中共搞机械的本领，可以追溯到李强和张沈川。
有了收发报机，就可以培训话务员，就可以设立电台。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1号，中共历史上第一座秘密电台就诞生了。
它的第一本密码竟然由周恩来亲自编制，此即传说中的“豪码”。但是电台都是成双配对的，只有上海一家，没有任何意义，于是90年前的沪港通应运而生。
1929年12月，李强和黄尚英秘密赴港，他们把收发报机藏在行李中，下船时每件行李付2元小费，关卡未予检查，顺利地把无线电器材安全带进了九龙。这个电台设在九龙弥敦道某小街一栋房子的四楼上，广东省委派了一位姓卢的交通负责管理，由黄尚英和一名朝鲜同志任报务员。经过一番努力，李强的四科建成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经香港电台转接上海，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电台收到的第一条消息是：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了！
沪港通的大功告成，是中共自己成功研发第一对通报电台的标志性事件，是里程碑。
有了沪港通，情报更畅通。
党的初期互联网事业也开始迭代升级。1930年10月，一批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报务人员和上海培训的报务人员会合，一起奔赴中央、鄂豫皖和湘鄂西等苏区。1931年1月，曾三、伍云甫等前往苏区与王铮、刘寅等会合，9月，他们利用缴获的敌军电台，通过香港开始同上海的党中央直接通报。地下秘密电台的建立，有力地沟通和加强了党中央与各地红军、党组织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看到了吧，中央特科贡献了多少人才。如果再细化一下，初期四大科，每一个拉出来都是一个清晰的脉络，多有很多牛人做过无与伦比的贡献。
通讯科除李强之外，通讯科还有其它一些强人。
陈寿昌连之后的通讯科科长，与陈赓、陈养山一起被人们称为“特科三陈。1928年初到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任交通科（四科）科长。1934年1月到达湘鄂赣根据地，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同年11月初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牺牲。
黄尚英，1926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跟随李强、张沈川等人学习收发报技术，是中共在初创无线电通讯事业时的第一个学员。同年12月，奉命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与李强一起在香港九龙弥顿道建立秘密电台。当时，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和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通报全由此电台转达。他因工作过度紧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
蒲秋潮，1929年特科在沪西英租界极司非尔路福康里九号一幢三层楼石门房子建立第一座秘密电台，由蒲秋潮住机关。
于昆，又名于益之，继蒲秋潮之后在极司非尔路福康里九号秘密电台机关担任掩护工作。
伍云甫，1930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中央机关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
曾三，1930年5月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他做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先后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等职。1990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吴克坚，先后任通讯科（交通科）交通员、第三科红队队员、秘书等职，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1986年12月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