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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当我决定进入新闻系，研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时，我脑海中想起的就是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据说这是来自明代著名忠臣杨继盛的名对。杨继盛因勇于弹劾大奸臣严嵩未果，反而惨死在严嵩的屠刀下。临刑前在监狱的墙上赋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李大钊先生将“辣”字改成了“妙”字，多少为名对添加了一点浪漫情怀。我想像着自己毕业后，可以为公众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出一份力，用自己的笔去揭露社会的腐败和黑暗。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还能回味。
进入新闻系后，我读到了约瑟夫·普利策的话，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明白了新闻工作者天然担负着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实现舆论监督的重要职责,也天然担负着弘扬正气、鞭挞丑恶的使命追求。
据19世纪英国文学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记述，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英国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Edmund Bruke）在会上称，议会中有三个阶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阶级，它比那三个阶级都重要。《泰晤士报》的领导人亨利·里夫(Henry Reeve)在1855年10月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也撰文宣称，“新闻界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国民等级；甚至比其他任何的等级都更为强大”。今天，第四权之说，确实早已传遍全球。
不过，在笔者看来，“第四权”也好，“无冕之王”也罢，更可能是权力相对弱势者对媒体和记者的厚望，也是媒体和记者对自己理想的期许。从世界的范围看，由于战争与灾害，由于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冒犯，也由于权利的虚置以及某些法规的缺失，记者已经成为仅次于矿工和警察的第三大危险行业。国际记者协会在一份年度报告所说：“如果说今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可怕主题，那就是，记者们为追寻其他人不愿意讲述的故事真相，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但即便如此，有一点仍然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那些为真相奔走的新闻记者们，那这个世界就如漫漫长夜。
为什么人类社会离不开新闻界呢？美国学者舒德森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新闻服务于民主有七项功能：1、信息提供；2、调查报道；3、分析评论；4、社会同情；5、公共论坛；6、社会动员；7、宣传代议制民主。作者指出，“随着新闻记者逐步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宣传无处不在的时代，经过人为操纵后的信息已经和真相大为脱节，他们觉得整个报业有必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来维护这一行业的正直与诚实，从而来直面各种公关组织和宣传代理机构在利用信息（或者制造虚假信息）谋求特别利益时那种不知羞耻的努力。”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被广为传播，那就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他开出的药方是：“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权力何以腐败？爱因斯坦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认为：“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国内学者刘曙光曾分析说，公共权力机关的直接自利、公共职能的大范围垄断和权力运行过程的高度封闭是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的三个基本条件。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被合法化并且发展到极致，都足以使任何监督失灵。如果三个条件同时具备，腐败就不可避免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认识到了搞特权的危害性。他说：“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现代社会公共职能的配置大致分为三个系统：国家政权机构、民间组织、社会中介。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的条件下，民间组织和社会中介的公共职能是很微弱的，无法与国家政权机关形成竞争和制约的局面。国家公共职能的垄断地位主要依靠公共管制权的垄断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垄断两个方面支撑。因此很容易出现两个不对称，即权力不对称性和信息不对称性。
诚然，如果权力不在阳光下运作，就必须产生见不得天日的策划与运作，权力会在法律与监督之外，来建构一幅幅难以想象的利益之联盟，挟持和绑架着国家法令，使国家之公器成为他们谋私的工具。正如明代黄宗羲所说的统治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这样的恶果是 “窃钩者贼，窃国者候”。
所以，这个社会是需要舆论监督的。赋予媒体（甚至是普通的公民通过网络）对政府官员言行的监督权，让公权力的运行暴露于阳光之下，这将大大地减少腐败。
台湾岛内上演过的陈水扁家族贪腐案，就是媒体紧盯不放，不断地爆出新料，不断地使陈水扁的共犯进入检察官的视野，最后将这位前“总统”绳之于法。希拉里宣布竞选总统，质疑其信用问题也是不少。克林顿基金捐款来源的质疑更是不少，Fox的节目主持人Bill O'Reilly 更是主张FBI介入。各种调侃希拉里的节目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对政治人物就是要严格要求，舆论监督不可少。庆安站派出所警察击毙徐纯合的一枪，击断了庆安县官员一直奋力拉扯着的遮挡庆安官场乱象幕布的幕绳，让许多一贯赤裸裸的官员现形于台前。
今天，那些个害怕甚至反对舆论监督的权力们，应该好好读一读习近平的著作。1989年5月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中指出：“舆论监督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腐败变质。能否有效地制止腐败现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就需要建立各种有效的监督机制，而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是最经常、公开、广泛的一种监督方式。”2004年5月26日在《之江新语》“领导干部要欢迎舆论监督”一文中，习近平再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欢迎舆论监督。他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欢迎舆论监督，主动接受舆论监督，通过运用舆论监督，改正缺点和错误，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当传统的“新闻记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落为体系化的内部参与者”或者因为商业压力变成越来越软弱的时代，网络作者（哪怕他们同时就在媒体供职）作为外部人士，已经补充成为监督者角色，可惜的是，中国政治目前还没有给这些社会的清道夫们更多的空间。
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需要健康正常的舆论监督。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还是网络作者，都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把舆论监督权还给媒体和公民，欢迎它们在法律框架下行使批评监督的权力，而不是压缩它们批评监督权力的空间，这应是我们社会向好的努力。
就让健康的舆论监督风景来得更猛烈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