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宝三载十王宅瓦”这件小事说开去

中午吃饭的时候，新浪推送了一条消息，说是西安某一工地发现了唐玄宗时期的“皇子公寓”，出土了“天宝三载（744）十王宅瓦”。相对于时下无色不欢的明星八卦消息，这条新闻虽然仅属播报性质，却也足以让碗里的西红柿鸡蛋面散出非同以往的味道。

想一想，自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现代考古学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很有诗文里“昔为越溪浣纱女,今当吴宫贵人妃”的意味。从之前的长期冷落到当下的备受推崇，不仅是因为考古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许更暗示着一种历史视角的转换。至少我们不再完全沉浸于故纸堆里依靠想象和逻辑去构建历史，而且还可以用坚实的实物去观看去触摸历史。

河南安阳考古对于文献甚少的殷商时代的意义自不待言，就是文献比较丰富的时候，我们也能借助考古深化之前的认识。比如2007年南宋沉船“南海一号”的打捞就很大程度上纠正着我们对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的偏见，2013年上官婉儿墓的发现似乎也能够让我们一窥大唐的红颜。

虽然一块“天宝三载（744）十王宅瓦”在西安这中国前半生的心脏里不值一提，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比如，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顺便研究一下唐代皇帝和皇族的关系。

不过，在此之前首先需要确认“天宝三载（744）十王宅瓦”的真假。在专家做出研究之前，如果仅从这个“三载”而不是“三年”的说法上，似乎就有不小的可信度。因为唐玄宗李隆基当年除了和杨玉环爱得江山失色外，还曾做过一项规定：他的纪年不可用“年”而须用“载”来记述。这个规定大概直到他的儿子唐肃宗至德年间才废除。杜甫有一首很出名的诗歌，叫做《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在前面的序中他写了一段话：

大历二年（767）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开元三载，余尚童稚……

你看，其中唐代宗的“大历二年”用的是年，而追忆唐玄宗的“开元三载”用的则是载了。这不是杜甫为了避免用字的重复，而是严格遵守当时的一个事实规定。由此你可以发现，历史学家之所以把杜甫的诗歌当成史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类似的一些例子当然还有，比如少数民族“回纥”到“回鹘”的称呼改变。有兴趣的朋友，当然可以去研究一下背后的原因。

想说的是，历史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一个事件，哪怕在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的出现，也不是我们的想当然耳，更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空降。

如果仅仅满足于空大叙事，那么难免会闹笑话。比如就刚才的“载”字，辛德勇就曾从宋朝学者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揪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书里记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