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甲午战争——以英美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甲午战争——

以英美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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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探讨甲午战争时期的

国际舆论及其主流话语的影响

以甲午战争期间英美报刊为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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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英美报刊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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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明 著

ISBN：978-7-100-22891-6

开本：16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定价：9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以甲午战争期间英美报刊为基本史料，对英美报刊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和评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本书试图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界限，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英美报刊舆论，对于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具有新视角和新方法的意义。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交通和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报纸杂志等媒体的发展，世界成了一个互动密切的整体，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空间由此形成。在这种空间中，当事者和观察者具有同时在场性，“他者”叙事因其即时性和共时性而成为一种有声叙事，并对当事者产生影响。因此，当时由欧美国家主导并被日本操纵利用的“文明”话语，通过国际舆论演变成了一种国际政治中强加于中国的符号暴力。将中日甲午战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公共舆论空间，借助于“他者”叙事来审视这场战争，可以为我们理解这场战争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新维度。

作者简介

刘文明，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别区域研究院教授，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史、西方文明史、性别文化史。出版专著《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上帝与女性一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全球史概论》（主著）等，译著《什么是全球史》、《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合译）等，主编《外国法制史》、《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甲午战争》,《西方“文明”概念史》等，共同主编“文明与世界译丛”和《全球史评论》（CSSCI集刊），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90余篇。《全球史概论》获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全球史评论》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优秀史学刊物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甲午战争的英美报刊舆论研究”和多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目前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首席专家。

前 言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是整个东亚历史的转折点 。 战后的中国出现了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而日本却由此跻身欧美所谓“文明国家”（civilized nation）的行列，走向了殖民扩张的道路并成为东亚的霸主。中国史学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这种研究至今仍在不断深化。然而，国内史学界对与甲午战争相关的外延性问题研究相对不足。关于战争的国际舆论就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重要外延性问题，但现有研究成果却屈指可数。因此，本书选择这一领域作为研究对象，以英美报刊为中心考察西方国家对于甲午战争的舆论和态度，以此弥补关于甲午战争研究中对国际舆论研究的不足。

在国内史学研究中，甲午战争通常是一个中国史的问题，关注者大多是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而世界史学界除了少数日本史的学者有所涉及，很少予以关注。 因此，本书的研究也试图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界限，从全球史视角把中日甲午战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公共舆论空间来考察。一方面，将英美报刊的报道和评论作为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他者”叙事来看待，从甲午战争的英美报刊舆论来反思英美霸权背景下的“他者”叙事；另一方面，借助于这种“他者”叙事来审视这场战争，为我们理解这场战争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新维度。

本书所用的“公共空间”概念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引申而来，在哈贝马斯所阐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启发下，将围绕甲午战争形成的国际舆论场域称为“全球性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探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提出了公共领域形成的三个要素，即公众、公众舆论和公共场所（媒介）。 公共领域就是由公众自由参与而理性地讨论事务的公共空间。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沙龙和咖啡馆里的讨论，可以看作最早形成的公共领域，而之后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和杂志，进一步促进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然而，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只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因为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只看作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强调在公众参与和民主协商面前存在一个公共权力部门，而这一条件在跨国情境下很难得到满足。 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一种狭义的所谓“民主政治形式”。 但是，如果我们将“公共领域”看作一种广义的公共舆论的话语空间，是各种参与者围绕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展开讨论而形成的舆论场域，那么，这种“公共领域”就可以超越国家边界而形成一种更大范围的跨国性公共空间。而且，这种跨国性公共空间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化环境中已经具备了形成的条件。为了区别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笔者更倾向于将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这种“公共领域”称为“公共空间”，即跨国公共空间或全球性公共空间。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交通技术革新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形成，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在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一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地方性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完全有可能围绕一个事件而形成一种国际舆论的全球性公共空间。与此同时，19世纪下半叶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媒体和话语的即时性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到19世纪80年代，由电缆联结而成的世界网络基本成型，信息传播进入了电报时代。此时的欧洲和北美，甚至每个中等城市都有自己的电报局。当时的中国也成了这个网络中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信息即时传递的基础上，有关甲午战争的消息能迅速传遍世界，并形成一个全球性舆论场域。

19世纪下半叶报纸杂志和通讯社的发展，为全球性公共空间的形成提供了必需的基本要素——公众舆论和公共场所（媒介）。 19世纪下半叶，以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为代表的“新式新闻业”发展起来，报纸成为西方国家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欧美人士在非英语国家开办的英文报纸也发展起来。例如，19世纪 40年代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外文报刊多达120种以上，主要有香港的《孖剌报》《德臣报》和《南华早报》，上海的《字林西报》《上海航运日报》和《大美晚报》， 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等。 这些非西方国家的英文报刊与欧美国家的报刊在新闻报道上相互援引，共同构成了一个国际舆论圈。 另一方面，国际通讯社在19世纪下半叶也依托电报技术而发展起来。较早建立并随后具有国际影响的通讯社，主要有法国的哈瓦斯社（后来的法新社，1835年），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1849年），英国的路透社（1851年）。在美国，1848年几家报社联合成立了港口新闻联合社，后来几经变化于 1892年成立了联合通讯社（美联社）。这些通讯社到19世纪末都发展成为国际通讯社，向各国报刊提供即时新闻。在美国，1848年几家报社联合成立了港口新闻联合社，后来几经变化于1892年成立了联合通讯社（美联社）。这些通讯社到19世纪末都发展成为国际通讯社，向各国报刊提供即时新闻。

这样，在19世纪下半叶，全球一体化、交通和电报技术的发展、报刊的繁荣等，共同促成了围绕某一国际事件的全球性公共空间的形成。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场新闻媒体普遍使用电报传递信息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中已有使用但不普遍），这使得甲午战争成为一场具有即时国际舆论的战争。因此，将甲午战争置于一个全球性公共空间中来考察，将英美报刊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和评论看作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他者”叙事，可以为研究甲午战争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视角，进而在全球史的框架中从整体上进一步理解甲午战争。

本书以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重大战役和重大事件为中心，着重考察了1894—1895年英国和美国主要报刊对于这些战役和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英美报刊对中日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争端，从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关注，中日战争爆发后 便进行了大量报道，并对一些重大事件作了评论。从报道的情况来看，英美报刊对战争的进程进行了实时动态的跟踪报道，尤其是对“高升号”事件、平壤战役、大东沟海战、旅顺战役和旅顺大屠杀、威海卫战役、马关和谈等重大事件作了大量深入报道。第一章“英美报刊对战争动态的报道和评论”，主要根据甲午战争的进程，考察英美报刊对战前局势和战争中重大战役的报道，包括对战争爆发、平壤战役、大东沟海战、威海卫战役的报道和评论。在这些报道中，大多数对清军的战术、军纪和士气作了较为负面的评价。第二、三、四章 则介绍和分析了英美报刊对战争中三个重大事件的报道及评论，即第二章“关 于‘高升号’事件的英美报刊舆论”、第三章“英美报刊关于‘旅顺大屠杀’的报道和争论”、第四章“英美报刊对马关和谈及《马关条约》的报道和评论”。

关于“高升号”事件，由于“高升号”船属于英国公司，因此英国报刊比美国报刊更关注此事，而且部分报刊还强烈谴责了日本。但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报纸则比较冷静，有为日本辩护的嫌疑，尤其是霍兰德、韦斯特莱克等法学家通过这些报刊表达了对日本的支持。

英美报刊关于“旅顺大屠杀”的报道是在整个战争报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托马斯·科文、詹姆斯·克里尔曼和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等战地记者坚持报道“旅顺大屠杀”的真相，揭露了日军在旅顺的暴行，使世界为之震惊。但是，当时仍有许多英美报刊偏袒日本。

英美报刊对中日马关和谈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予了极大关注，对整个和谈和签约过程进行了连续报道，并且对一些重要事件和条约内容作了评论。不过，总的来说其叙事和评论的立场都几乎是站在日本一边，以成王败寇的价值判断来评述甲午战争的结果。当然，英美许多报刊之所以为日本唱赞歌，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他们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日本用武力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从中国攫取大量特权，而这些特权根据中国与欧美列强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这些国家都可一体均沾。因此，英美报刊舆论除了在割让领土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看法，对于《马关条约》中其他条款的规定，均看作战争理所当然的结果，是日本作为战胜国理应获得的利益。

在整个战争期间的英美报刊舆论中，西方世界所谓的“文明”话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文明”和“野蛮”作为评判战争行为的价值标准，因此“文明”话语是考察和理解英美报刊的评论及其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章“‘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就是从19世纪西方“文明”话语和英美报刊中的“文明”话语来考察英美报刊对甲午战争的评论。日本作为西方国家眼中的“半文明”国家，经过明治维新后力图证明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以便修改与西方国家间的不平等条约并进而取得东亚霸权。这样，在中日甲午战争 期间，日本积极迎合西方“文明”话语并将其运用到宣传之中，通过操纵“文明”话语来建构自身的“文明”形象和清朝的“野蛮”形象。中日甲午战争的 结果是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获得了割地赔款及一系列特权，并且不久后吞并了朝鲜。这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日本打着“文明”旗号、按照西方 “文明”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必然结果。笔者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由欧美国家主导并被日本操纵利用的“文明”话语，通过国际舆论而演变成了一种国际政治中的符号暴力。日本凭借其宣传、公关及在战场上的有利地位，成功操纵了“文明”话语并与西方国家一道掌握了战争中评判是非的国际话语权，把自己划在了“文明”的阵营，由此给自己的侵略行为披上了“正义”和“合法”的外衣。 相反，清代中国则被贴上“野蛮”和“妨碍进步”的标签而被污名化，由此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不仅承受了旅顺大屠杀和割地赔款的惨痛，而且遭受屈辱却没有得到西方国家大多数媒体的理解和同情。

最后，笔者在“余论”中从全球史视角对本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作了进一步思考。如前所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交通和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报纸杂志等媒体的发展，世界成了一个互动密切的整体，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空间由此形成。在这种空间中，当事者和观察者具有同时在场性，“他者”叙事也因其即时性和共时性而成为一种有声叙事，并对当事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将中日甲午战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公共舆论空间，借助于“他者”叙事来审视这场战争，可以为我们理解这场战争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新维度。同时，通过对甲午战争国际舆论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西方媒体的“他者”叙事在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话语霸权”。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英美报刊舆论，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英美媒体对于甲午战争的看法，它也反映了中国在当时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国际地位。因此，以英美报刊作为基本史料和分析的切入点，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相关研究。为此，笔者选译了英美报刊相关评论和报道作为“附录”列在书末，包括英国报刊中法学界关于“高升号”事件的争论、英美报刊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评论、英美报刊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希望这些史料能为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为何英美大多数报刊舆论倾向于支持日本？ 笔者认为，由于英美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而英美与日本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具有利益一致性，这决定了英美报刊从本国利益出发而表现出支持日本的立场。另一方面，英美强调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用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进步观和文明观来衡量国际上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好坏，形成了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保守、进步与停滞、文明与野蛮、开放与排外等对立范畴。在这套话语和价值观之下，由于日本以“文明开化”和西方“文明”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并在战争中迎合西方话语，因此日本和清朝在英美报刊眼中便分别成了上述对立范畴的体现，尽管清政府在战争中惨败并最终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英美大多数报刊并未表示同情。不仅如此，一些报刊的评论还认为清朝是“该打”的，1895年4月9日《纽约时报》的社论就是如此，其中声称清政府“需要被鞭打”，使其认识到“世界上不是有四种、三种或两种文明，而是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欧洲和美洲的文明，凡不属于这种文明的都是野蛮的”。《纽约时报》这一评论发表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夕，当时在李鸿章马关遇刺的情况下，在明知日本要求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下，《纽约时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反而发表了如此对中国带有羞辱性的社论，实在令人震惊。不过，震惊之余，更多的应该是深思，深思美国媒体的评论何以如此。希望本书的研究对于这种深思能够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