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爸妈真的要明白一件事，”有着十三年看护经验的隆奈尔告诉我，“不管怎样，孩子们都会爱爸爸妈妈。他们越长大，爸爸妈妈的位置就越无法替代。无论我们怎么照顾他们，他们还是会爱爸爸妈妈的。”有经验的妈妈们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研究也为这个结论提供了更多支撑。一项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对母子依恋关系的纵贯研究中一个最惊人的发现是，儿童照顾质量越高，儿童对照顾者的安全感就越强，他们对母亲的依恋也就越牢固。有酬看护可能是亲爱的伙伴，但他们不能取代父母。正如隆奈尔所说：“我们不是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去接管父母的工作。我们只是去帮助他们。”
我所访谈的大多数雇主妈妈因为深受竞争性母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她们的孩子还很小，所以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密集母职理想对她们的影响更大，这种理想把孩子与成年照顾者建立关系的能力描绘成一种零和的依恋。这意味着，任何其他慈爱照顾者的存在（父亲除外，但这类案例有限），都可能侵犯甚至威胁到母子关系的完整性。这也意味着在如何分担母职任务、如何解释这种委托关系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棘手。第五章探讨了母亲需要在看护和自己之间进行一种特殊的分工并对其加以管理。本章讨论的是一个与之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问题：母亲们在为自己和她们所雇用的看护定义这种分工时，下了哪些功夫？
母亲希望保姆能像自己一样照顾和爱护她的孩子，这经常与她自己想成为主要照顾者的愿望以及密集母职的信念产生冲突。此外，母亲希望控制对孩子的照顾，这与保姆的自主性需求和希望雇主欣赏她的专业技能的愿望相冲突。这些紧张关系导致我采访的许多雇主妈妈希望有一个“影子母亲”——她是自己的延伸，就像母亲一样待在家里，但当真正的母亲回来时，她就会消失，在孩子的心理生活中不留下任何痕迹，也不声称自己有做母亲的知识或技能。
作为影子劳动的儿童照顾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发明了“影子工作”（shadow work）这个词，指的是“工业社会要求的作为商品和服务生产必要补充的，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无报酬工作”。“影子工作”通常被称为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或是“女人的工作”，它的价值被贬低，往往是不可见的，而且通常没有报酬。阿琳·卡普兰·丹尼尔斯（Arlene Kaplan Daniel）对这一定义进行了扩展，她指出，再生产劳动是“看不见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何为工作”的常识性理解，遮蔽了那些没有报酬的、私人领域的工作，以及传统上由女性从事的互动工作。因此，母亲们所做的许多工作，以及她们后来委托给看护的许多工作，都不被视为劳动。照顾者的工作隐藏在家里，通常被理解为出于爱心而不是为了工资而工作。
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为钱而劳动和为爱而劳动，市场工作和影子工作之间的概念区别，都让那些不易商品化或不易被当作基于商品或服务有偿交换的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任务贬值。正因如此，尽管做饭、做清洁、养育孩子和照顾其他家庭成员都是维持人类生命的基本任务，但再生产劳动的价值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正是这种劳动创造和维持了作为社会群体的家庭，而家庭是家庭成员个人营养的来源，使他们能够进入经济和公民生活的“生产”领域。然而，那些提供这些重要服务的人往往得不到认可和奖赏。而且，如果服务者是有酬的工人，则往往被视为按传统应该完成这些工作的母亲或家庭主妇的糟糕的替代品。
由于人们普遍倾向于将再生产劳动——“女人的工作”——看作先天倾向的简单实施，儿童照顾被进一步推向了影子工作的领域。换句话说，家务劳动就是在做对女人来说“自然”的事情。它既不需要技巧也不需要努力。人们期望女性“天生”就善解人意；保姆“自然”会爱她们照顾的孩子。正如丹尼尔斯所说，将这些能力和行为划归为“自然的”的人类行为，掩盖了为这些能力和行为所付出的努力，导致人们进一步低估其价值。而且，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看护常常被剥夺了大多数非技术工人享有的在工作场所的基本权利。
母职是一种特别矛盾的影子工作形式，因为与其他形式的家务不同，它既被贬低又被赞美。政治家和育儿专家经常把抚育幼儿的工作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和妇女的神圣使命。19世纪中期，母亲的角色首次在美国大众的想象中被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白人中产阶层妇女通过将做饭和做清洁等其他家务活委托给仆人来让自己全身心完成这一使命。这种实际的劳动分工是通过一种概念上的分离来实现的，这种分离，将家庭中再生产劳动的“精神”方面，分配给白人中产阶层妇女，而将杂活分配给有色人种妇女和劳工阶层妇女。这种分离培养了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观念，使白人妇女的母职具有了道德目标，也给家庭带来了神圣天堂的光环。
将私领域的工作分为精神劳动和杂活，并为这种分工赋予种族和阶层属性，导致女性之间种族和阶层等级制度长期存在，妇女的工作普遍受到贬低。正如第三章所阐释的那样，这种等级制度通过社会分层再生产继续形塑着家庭雇工的劳动力市场。21世纪版本的精神/杂活的再生产劳动分工，使一个阶层的妇女，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保持母亲角色的精神层面；而另一个阶层的妇女，则拿着微薄的薪水接替她们在家里的工作，完成与孩子进行日常互动的母亲的杂活。上班族妈妈把精神上的母职工作定义为设计和监督儿童照顾运作方式，把自己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定义为 “高质量陪伴时间”，无论护理责任在实践中是如何分配的，都要保持自己作为主要家长的地位，由此也强化了家务劳动中精神/杂活的分化。
然而，由于密集母职已成为当今规范，将家务劳动分为精神劳动和杂务两部分会产生实质性的紧张关系。将母亲的工作委托给一个有酬雇工，加剧了精神/杂活的分化，因为被视为构成母亲和孩子之间联系纽带的、被当作好妈妈基本条件的，正是这些与琐碎母职相关的工作，比如喂孩子、抱孩子、教孩子规矩等等。那么，外出工作的母亲们是如何将委派母职中的杂活，与自己作为主要照顾者所要保持的精神上的母职相结合的呢？而作为母亲的自己和作为非母亲的保姆之间的界限又是如何划分的呢？
正如第五章所呈现的，上述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将儿童照顾的提供者定义为传导母亲育儿观念和做法的媒介。保姆被看作其雇主为母之道的延伸，而不是一个与孩子们有特殊关系的个体。本章也会提到，对于表明保姆与孩子之间特殊关系的迹象，雇主和雇工都会小心地加以回避或是淡化处理，因为这种关系被理解为违反了照顾者的责任规范，而照顾者的责任只是母亲的延伸。作为雇主，母亲有权规定保姆的工作条件，包括与照顾孩子的日常活动有关的“感情规则”。
而雇主妈妈们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先权。她还要尽力确保保姆的日常实践不会危及她作为主要家长的地位。就拿杰西卡来说，她希望自己不在家时安娜贝尔能够疼爱小萨米，但当她这个真正的母亲回来的时候，安娜贝尔就化为木偶。我访谈的大多数母亲都对保姆提出了或含蓄或明确的要求，希望保姆能够延续雇主妈妈的育儿习惯，但不要对她的主要家长的地位形成威胁。看护这个工作包含着许多价值得不到认可的劳动密集型任务和问题重重的期望，其中抹除自我，情绪瞬间开启或关闭，确保母亲和“非母亲”之间明确的分界等各种要求，尤其令人烦恼。
上班族妈妈和她们所雇用的看护共同创造了一种象征性的秩序，这种秩序定义了母职分工的意义，使得文化上认可的母亲形象被再生产出来。双方为制造和维持影子母职所做的工作主要分为三类：让保姆在家庭生活中隐身、提高母亲的可见度和不断检视母亲/非母亲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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