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进军：谭崇台经济学思想述评

谭崇台为我国的发展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发展经济学坚持两面观。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西方经济学一直被看作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因而是庸俗的。因此,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就被看作是“鼓励第三世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说”,应当受到抵制、否定而不是学习、借鉴。谭崇台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从研究对象来看,发展经济学以对谭崇台经济学思想述评穷国的特殊经济问题分析见长,而中国是一个还比较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因而它对我国来说,比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西方经济学更具有贴切性;从内容来看,的确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为政治目的、以引导第三世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目标的。但从总体上来说,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特殊的经济间题为分析出发点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因而比较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有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所以,应当对发展经济学坚持两面观:既不宜全盘肯定而无所取舍地接受它,也不宜全盘否定而对之不屑一顾。

二是初步建立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济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经济学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形成之后。由于它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难免在体系上不够完备,因而国外一些著作其体系构造五花八门,这说明它还不像西方经济学那么定型。谭崇台研究了各种体系框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它包含有: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学派与基本原理、经济发展因素分析、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实证研究等。这一体系与国外同类著作体系的不同在于,它是按照一门学科的体系来设计的,体现了规范、完整、系统、精确的要求,因而自1985年提出到1989年定型后,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和好评,对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后的许多发展经济学教材,多是以这个框架作为基础来构建的。

三是在发展经济学的引进与普及、教学与研究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发展经济学产生于国外,但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品,早在1949年,中国学者张培刚博士在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就曾探讨了“农业国”(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早期称谓)的经济发展诸问题。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门学科在我国没有发展起来,甚至中断了近30年,直到80年代初,才被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国外“引进”来。而在引进和普及方面,谭崇台可说是一位先驱者。1982年起,他开始发表有关评价文章;1985年他出版了奠定我国发展经济学体系基础的一本小班子;1989年他又主编了《发展经济学》一书。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这门学科迅速在我国得到了认可和普及。在研究的基础上,谭崇台还致力于把发展经济学纳入教学系统,并积极主张把它列为国家教委规定的11门核心课程之一。他主编的《发展经济学》一书于1992年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在他的指导下,武汉大学在全国最早开设了发展经济学课,并建立起了一个有博士导师、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生、硕士生参加的教学与科研梯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谭崇台在发展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培养出了一批青年发展经济学工作者,他的经济发展思想和理论体系,其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在现有的发展经济学中,甚至是在专门研究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史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评述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各个人物的经济思想,仍是一个空白。为什么经济学说史中忽视了对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谭崇台认为,这是因为目前流行的经济学说史一般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作为主线。当然,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仅以批判为目的来写学说史是不够的,它会妨碍我们对人类文化遗产精华的了解和继承,为此,有必要不损历史人物面貌,写出更完整的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应注重研究经济学家们涉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基于这一看法,谭崇台从1982年起就多次呼吁“写出一部经济发展思想史”,1993年,历经十载,由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的正式出版,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关于经济发展思想史,谭崇台主要有三个新观点:第一,古典经济学中含有丰富的经济增长思想。谭崇台指出: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不仅仅限于劳动价值论,他还是把经济增长看作分析总题目的第一人,他的巨著《国富论》自始至终是以经济增长作为主线的。斯密的经济增长思想,几乎涉及了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所有问题,比如:关于社会财富的含义,斯密认为“是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从构成来看,这一定义是一个总量概念,接近于GNP概念;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斯密在论述增加国民财富的两个途径时,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两大途径。但劳动人数的增长不仅取决于人口增长,更重要地取决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因而他主张发展教育、开发智力,这是最早的人力资本理论萌芽;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斯密认为是资本,因为无论是购买提高生产率的机器,还是生产性劳动者的追加,都需要以资本配合为前提,这是现代“资本积累决定”论的雏形;谈到开放经济时,斯密提出了绝对成本说,认为国际贸易可以促进财富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强调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经济,这正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景,斯密分为进步、退步和静止三种状态,他认为,增长是一个不稳定的动态过程,由于利润率下降、人口限制和自然因素的限制,经济增长将进入静止状态。这种悲观论调,对后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许多经济增长思想,但他也有新的不同见解。他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考察经济增长中分配的趋势及其影响,认为分配引起利润和地租之间的矛盾,使利润率趋于下降,进而使资本积累萎缩,财富增长趋缓。这就强调了分配问题对生产和增长的影响与作用李嘉图由于受马尔萨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影响,在考察长期增长时,认为农业生产收益递减的趋势会压倒工业生产收益递增的趋势,使经济增长减慢、停滞,社会出现静止状态。这种悲观论点份被发展经济学家称为“李嘉图停滞”;在对外贸易方面,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形成了完整的自由贸易理论,确定了“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的重要思想。这同斯密关于经济活动由看不见的手引导的主张一起,构成了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

第二,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中“静态播曲”的看法。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中,不少人认为从1848年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中断了一百年,出现了所谓“静态的插曲”。谭崇台不同意这一判断,他认为:这一百年间固然没有出现像《国富论》那样的经济增长理论,但对增长问题的探讨却从未间断过,比如,1871年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就集中论述过不发达国家如何促进经济发展间题。李斯特还指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这对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再比如马歇尔对规模收益、人力资本的分析,熊彼特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理论,克拉克的经济增长条件与产业结构理论,制度学派的制度变革决定增长论等等,都是增长理论的新进展。

在对这一百年间经济增长思想的发掘中,谭崇台特别研究了马歇尔的经济发展思想。提到马歇尔,人们一般只是从新古典经济学来理解,谭崇台则认为,马歇尔也有不少经济发展的思想。他指出:马歇尔的注意焦点是经济增长问题,而且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生物学上有机的前进运动;他把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看作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和谐的过程,他对影响经济增长诸因素如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的分析,以及对均衡方法和边际分析的娴熟应用,对于规模经济收益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探讨,指出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同等重要,而人力资本的开发有赖于教育,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等等观点,使人们看到了现代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式的雏形。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舒尔茨评价说,马歇尔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鼻祖。

第三,关于凯恩斯思想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凯恩斯是当代西方少数几个伟大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和方法,对战后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发展经济学也不例外。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凯恩斯思想与发展经济学无关,对发展中国家毫无适用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凯恩斯的学说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并以凯恩斯的经济发展理论为题专门论述。谭崇台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够全面,正确的看法应当是: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并不是发展经济学；但凯恩斯的思想和方法对发展经济学有着重要影响。

谭崇台分析道:发展中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经济问题,比如供给不足、市场发育不全等,而且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而凯恩斯经济学则以发达国家为对象、以需求不足为出发点、强调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干预,他的研究方法是短期的、静态的,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格格不入,因而从总体上说,它不适用于分析经济发展问题;但这并不否定凯恩斯的某些思想观点和方法对发展经济学有影响,实际上,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方法,是发展经济学常用的研究手段,他的国民收入均衡公式,可以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总供求平衡问题,是著名的利用外资的“两缺口模型”的理论基础;他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政策原理,对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学派影响很大,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发展战略提供了工具和手段。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的一门学科。这一定义规定了它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研究内容和任务是经济增长与发展,显然,“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对这个定义,学术界存在着争议。在国外,一些学者曾对增长和发展不作区分,例如新古典主义认为,发达国家的昨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因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理具有普遍的意义和适用性,它可以用于分析发达经济,也可以用于分析不发达经济。为此他们反对创建一种专门研究发展中经济特殊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反对把经济理论分为“双重经济学”（duoeconomies),而主张“单一经济学”(mooneconomics),这样,增长和发展就没有必要作区分。法国发展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发展极”理论,在英美又被称作“增长极”理论,罗斯托把不发达经济的起飞纳入增长的阶段,以研究新增长理论著称的卢卡斯把自己的增长问题论文命名为“论经济发展的机制”,就是上述观点的反映。但是,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当严格区分。不过,他们主要从结构、收入分配方面来强调经济增长是“量”的问题,经济发展是“质”的问题,并且在区分的过程产生了过分强调社会方面的因素,忽视增长这个发展的基础的倾向。这表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分还不够完善,二者的关系还没有真正解决好。

谭崇台一直主张应当严格区分增长与发展。他认为这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1)经济增长是指产出的增加即统计上反映出的GPN的增长,这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即它包含着增长),又是一个质量概念。(2)经济发展的含义,除了包括增长外,主要反映了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谭祟台还特别强调了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以及经济效益是发展的关键等经济发展中的新内容。虽然文教、环保、效益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已有专题论述,但把它们列入经济发展的概念之中,这是谭崇台的创新。(3)经济发展的度量指标更广泛、更复杂。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比较简单,如GNP、人均收入等,这虽然简洁、通行,但也存在着误差大、不准确等问题。经济发展的度量则是一个指标体系,它包括GNP指标、实际生活质量指数(PQLI)、社会指标体系、基本需要、国际比较项目(ICP)、人文发展指数(HDI),等等,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产出增长,而且有人口、教育、卫生、制度、综合国力等多方面,是一个广泛、深刻、动态、长期的概念。(4)增长与发展是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的概念,二者的关系是:增长的内涵较狭,发展的内涵较广;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手段,发展是增长的结果和目的;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有增长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巴西等国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就是明证。

谭崇台认为,区分增长与发展并非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国外为例,有的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忽视了收入分配的改善,结果造成了失业增多、贫富差距拉大,直接影响了社会安定。有的国家产值在增长,但产品和经济结构日益单一化,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愈来愈重,沦为新的殖民经济。中国多年来不区分增长与发展,把产值的增长作为经济目标,片面地强调增长速度,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投资饥饿症、高速度低效益、产业结构不合理)、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严重问题。谭崇台还尖锐地批评道:甚至在目前有些报刊文章和政策文件中,仍将增长与发展混为一谈,单纯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经济工作,看见的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利益,忽视了全局的、长期的利益,从而不利于权衡取舍与作出正确的决策,导致了经济效益长期低下、经济波动增大、高增长率刺激了高通胀、群众实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文教水平退步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经济与社会问题。他指出,要消除这些恶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观念,牢固树立经济发展的思想。谭崇台的这一思想,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发展经济学对农业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几个时期的演变,形成了多种观点。1.“去掉农业论”。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说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落后的农业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贫穷的根源,因而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一元化,就能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所以,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同义语,而农业则是相对不重要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就说过:经济发展就是“去掉农民”,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一元化;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在论述其“不平衡增长”理论时利用“联系效应”原理,说明优先发展部门是那些联系效益大,即产出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最大的部门,很显然,农业缺乏后向联系,前向联系也较弱,因而优先发展部门自然就是工业,而农业明显是不重要的部门。

2.“农业工具论”。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应当从工业化和农业的相对关系中认识农业的必要性。他们指出农业剩余对工业扩张和劳动力转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和要素,只有农业发展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工业扩张有了资本积累和剩余劳动力,工业化才成为可能,因而他们主张发展农业。但是,他们仍是工业化论者,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目标是工业化,发展农业只不过是为实现工业化而起着一种“工具”的作用始终处在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地位。

3.“农业贡献论”。对工业化的过分强调和忽视农业的倾向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提醒人们注意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以农业为主的特点,重视农业发展。为此,一些学者提出:农业并不是消极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部门,而是为经济发展做贡献的部门。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产品贡献(提供粮食等农产品)、要素贡献(提供工业发展资金和剩余劳动力)、市场贡献(为工业品提供销售市场)和外汇贡献(农业出口节约农产品进口外汇并为工业部门创造外汇)。

4.“农业主体论”。真正认识到农业重要性,并把农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他在1964年《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刘易斯等人忽视农业、把农业看成是贫穷落后的根源、把农民看成是多余的人口即剩余劳动力的看法,并深刻地指出:了解农业的性质是了解发展的基础,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重要作用,农业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发展,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间题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他还强调,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通过技术推广和发展教育来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真正实现经济发展。

谭崇台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农业发展理论,但他系统地论述和比较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各种农业发展理论,分析了农业的地位与作用的历史演进过程,使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理论和农业问题有了一个全面的看法，认识到了农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对于我们纠正实际经济发展中忽视农业的倾向,无疑是有意义的。从这一点看,也是一个理论贡献。与此同时,谭崇台结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提出了他关于发展农业的战略思路。

首先,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中必须牢固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充分认识农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但他所强调的农业为“基础”,并不是把农业放在服从于、隶属于、服务于工业化的次要的、消极的、被动的地位,而是处在发挥重要收、积极的、主动的作用的地位,农业发展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因而他的“基础”论与一般的“农业工具论”是有区别的,而同“主体”论具有共同之处。其次,重视对农业的投资。他认为应当选择工农业平衡增长、共同发展的正确战略,从经济发展的初期就重视对农业的投资,使农业真正发展起来。再次,农业经营不必追求大规模。谭崇台不同意发展大农业以形成农业规模经济的观点,认为它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实际,而传统农业中小规模经营比大规模经营更有效率,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地少人多,小农经营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化耕作和农业生尸一率的提高;同时,小农经营一般不受最低限度投资规模的限制,比较符合穷国农业收入低下、投入水平低的实情;大农业的目标函数是利润最大化,而小农业的目标函数是产量最大化,因此,小农业有利于增加农业产出和吸收劳动力的生产性就业。第四,促进农业要靠技术进步,特别是重视生物技术革新(如绿色革命)。第五,必须稳定农业政策相对于其他部门而言,农业是发展中国家最大、也是最薄弱的一个部门.因而理当在发展中受到政府的保护和政策支持,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农业也不是一个竞争性强的部门,通常也受到政策保护。

上述关于农业发展的思想和战略主张,表明谭崇台自始至终重视农业的作用和发展。这些思想,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意义是深远的。当然也应当看到,谭崇台在论述农业问题时,理论上偏向于新古典主义,而在政策上则偏向于结构主义,流露出比较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笔者以为,从农业落后和基础薄弱出发对农业加以保护和政府政策支持,对经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要的,或者说是一个必经阶段,但从各国农业发展的总体经验和当今的发展趋势来看,固然农业仍需要国家干预和一定的保护,但农业的根本出路是市场化,主要依靠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调节才能促进农业的大发展与现代化,中国近几年放开农业后带来的大发展就是明证。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实际上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体制问题；二是经济调节方式问题。关于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最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因而主张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必须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但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不健全,市场信息不灵,分工粗疏,社会结构僵化,因而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难以发挥,另一方面国家有必要集中配置资源,因而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不一定以公有制为基础)。

谭崇台对作为调节机制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二者对立关系的分析。他首先分析了结构主义“计划化”理论。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入手,分析了不发达经济中存在的市场发育不全、信息不灵、价格刚性以及社会结构僵化等问题,因而认为:今日的发展中国家比起17、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来说,市场机制较难发挥作用,市场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使要素自由流动,以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由于市场不健全,不发达经济中许多商品和劳务不经过市场渠道,不在市场上买卖,市场机制对它们不起作用;经济发展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迅速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率,需要建设基础设施,对于这些,市场机制的功能甚小、作用期太长,不能实现大规模的、迅猛的发展;

此外,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它并不能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总供求不一致而产生经济波动时,市场的力量显得苍白无力;市场机制并不能避免自身的失误,它是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的,难以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某些方面不出现在市场中而发生在市场之外时,市场机制就难以全面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从而产生信息偏差,造成市场决策失误,引起社会性的损失和混乱。市场的不健全和市场机制的缺点,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政府干预、实行计划管理和宏观调节的必要性,为此,结构主义主张只有政府干预、实行计划化才能实现经济发展。

新古典主义反对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和市场不健全正是经济落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市场不健全、市场机制作用不灵敏,使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投资者和生产者对价格奕动缺乏足够的反应,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能依靠自由竞争机制刺激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因而形成了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所以,市场不发达是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这说明,不发达经济要摆脱贫困谋求富裕,必须大力发展和健全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于结构主义的国家干预和计划管理,新古典主义也予以尖锐批评。他们指出:在计划管理、特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下,经济行为准则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头的,这往往会造成只顾产出数量而不顾质量与效益的倾向;政府的过多干预会妨碍竟争,形成垄断,并且侵害企业的自主权,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集中计划管理由于信息掌握不完全,企业的经营目的不明确,决策的透明度不高,使经济人的行为难以预测,这不仅不会消除市场经济下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反而会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比市场失灵更严重的“政府失灵”;更危险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滋生官僚主义、专断随意、决策不民主和贪污腐化的温床,这些经济发展中的毒瘤会严重危害长久的经济发展,并导致政治、社会的不稳定。

谭崇台认为,上述两派意见各有千秋,又各走了极端。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比较两种经济调节机制的利弊,全面认识各自的优缺点,从而取其长处,避其短处。市场调节是一只调节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它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效益最大化;而计划调节则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它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稳定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不能片面地强调一只手的作用而忽视另一只手的作用,而应当实行“两手并举”。

谭崇台积极拥护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适合中国的国情,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他对有些人的“市场机制万能”论不无担忧,多次讲道:当前我们固然要宣传市场机制的功用,但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市场机制的自发性、盲目性,可能产生的投机行为,违背社会利益,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市场不能反映发展的动态效果,不能自动消除贫困,而可能加剧收入分配不均,不能对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和环境保护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发挥作用等等缺陷。从现实夹看,完全把市场机制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杠杆,这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奏效。因此,他强调还是两手并举,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些真知灼见,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怎样看待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国外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派意见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是对结构主义的完全否定,它宣告了国家干预、计划化的终结和旧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它使经济学从“双重经济学”回复到“单一经济学”,意味着新古典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中重奏凯歌,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另一派意见对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复古现象,它引导发展中国家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有可能过分强调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性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过分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忽视政府和计划的必要调节,这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

谭崇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开始,他虽然并不十分同意第二种意见,但对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持一定的怀疑态度,这可以从他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批评和对结构主义一些观点的肯定中反映出来。他指出发展经济学的这种演变,并不意味着新古典主义成为了普遍真理;并不意味着它成为了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并取代了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思路;也并不能说明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纯属谬误,完全未起积极作用。但在近年来,谭崇台对新古典主义复兴有了新的认识,从而由怀疑态度转变为认真分析和积极评价。

谭崇台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也表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深化和成熟。他从四个方面强调了新古典主义复兴的积极意义:

1.深化了对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认识。新古典主义在批评结构主义和激进学派否定市场机制作用、鼓吹国家干预的观点的同时,针对政府干预和计划化的种种弊端,对市场经济理论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了市场机制的优点,而如果忽视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误,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市场失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过度的政府干预计划管理下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产生的问题,证明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批评是中肯的。

2.纠正了对农业的偏见。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以工业化为战略目标,过分地强调了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忽视了农业的重要性,使农业成了“糟糕经济学的牺牲品”。新古典主义严厉批评了这种倾向,指出农业是穷国最重要的部门,农业的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发展。这些观点突破了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工业化的片面性,改变了人们对农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指出了发展农业的战略和方法,为促进农业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手段。

3强调了人力资本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重视资本的作用,甚至把资本形成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新古典主义批判了这种片面性的观点,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打破了资本决定论几百年来的统治地位于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则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来与资本决定论抗衡。他们还从人均收人的差别、贫困的根源来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异的根本所在。为了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即把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要大力发展教育。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教育可以增加人的知识,形成技术创新,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从而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教育还可以增加劳动者的预期收益。结论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发展教育是消除贫困和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4.重新评价了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在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设计的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体系。因而,激进主义学派对国际贸易的看法较为悲观、偏激,他们运用中心——外围论、依附论来分析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主张不发达国家进行自力更生,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实行贸易保护以防止发达国家工业品的入侵;有一些更激进的发展经济学家干脆主张切断一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这些思想和主张,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不发达国家受剥削、待遇不平等和贫由的真正根源,唤醒了民众,认清了现实,激发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自主发展经济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国际贸易对不发达经济的正面的积极作用。

新古典主义则一直强调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好处,认为发展外贸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他们还强调区分国际贸易的“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仅仅盯在贸易顺差或逆差的静态收益上,而应当重视外贸所带来的外国资源流入、技术引进、消费示范以及社会与思想观点冲击等方面的动态效应。新古典主义的这些论述,自然包含有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为发达国家的剥削行为辩护的用意,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实践也已证明,不改革开放,不扩大对外交往,闭关自守地发展经济,只能产生经济停滞或倒退。相反,那些积极对外开放并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迅速取得了经济奇迹,有的还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这些经验和教训,促使发展经济学家重新认识和评价新古典主义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的积极作用,反思激进主义的保护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

在实践上,近年来发达国家越来越趋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地区化,比如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发展中国家倒越来越倾向于自由贸易,比如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良多,因而不仅反对贸易集团化区域化,而且多数国家对组建亚太经济共同体、东亚经济圈或自由贸易区兴趣不大。这一新现象值得深思。对新古典主义复兴的看法从较多批评转变为较多肯定,反映了谭崇台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也反映了一个经济学家严谨的学风、求实的态度和敢于不断纠正自己勇气。事实上,一个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尊重科学、勇于否定自己和不断创新。这并没有降低他的学术地位和声誉,反而体现出了他的大家风度,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效仿的。

发展经济学,如果从其发展和应用的过程来看,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早期的形成与兴起(4o年代末至50年代)、兴盛时期的普及与大发展(50-60年代)、新发展时期的反思与再创新(70年代中期至今)。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发展经济学生命力旺盛,新理论层出不穷,有些理论和方法刚刚提出,就被付诸实施,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然而,6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末以后,发展经济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在西方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致使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这门学科的现状估计悲观,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已步入它的停滞、衰亡发展时期。

谭崇台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胆识,力排众议,坚定地认为,发展经济学不仅没有陷入停滞和衰落,而且仍是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年轻学科。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是客观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在发展,这是不能闭目不视的事实,这种事实不断要求经济学家们从复杂现象中找出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尽一致,因此,又会积累多种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取之不尽的源泉,发展经济学将在多方面的实际分析中,成为一门理论日益深入、日益系统化的经济科学,并将继续对促进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基于上述认识,谭崇台进而指出:发展经济学要获得新生和大发展,必须对过去的发展理论进行认真地、全面地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创新:

1.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崭新的、科学的发展经济学。早在1982年,谭崇台就倡导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国情,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1989年他又补充道: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同属于第三世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已经遇见、今后还将遇见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过的类似问题,而我们在过去40多年中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令人难忘的教训,因此,应当把我国的经验教训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加以比较,并运用中国的成功范例,建立新的、科学的发展经济学。

2.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拓宽过去的发展经济理论和战略,主要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总结而提出的,因而它适用于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大适用于大的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或模仿,难免出现失误,这也是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失灵的原因之一。在国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主张分析大国与小国的不同特点,并根据不同的特点来设计不同的发展模式。为此,库兹涅茨在1962年就开始研究大国的发展理论,并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8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家帕金斯等人提出了“大国的经济发展”的新课题,芬伯格等人还专门以中国、印度和前苏联为对象,研究了“巨型发展中国家”(The Giants)的特点和特殊发展道路。谭崇台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他认为“大国的发展”这一定义过于宽泛,应当把它限定于发展中国家,由此提出了“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研究”这一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前沿课题。并指出:研究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新任务,也是发展经济学的希望所在。

3.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要改进。以前的发展经济学侧重于宏观分析、大的理论构造、通用的模式建立、一般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研究等,这固然具有普遍的启发性和应用价值,但缺乏特殊性,分析不够深入细致。新古典主义提出要用微观分析代替宏观分析,用具体的案例研究代替通用模式构造,用特殊的体制、特殊的发展模式比较来代替一般的战略与政策研究。谭崇台教授赞同这种改进,但同时也认为,这两方面应当结合起来,一方面加强微观的、案例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新的一般理论。

4.发展经济学要研究新问题。现有的发展经济学主要是对70年代以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概括,这些理论在今天有些仍是行之有效的,但有许多内容已陈旧、过时。因此,谭崇台认为应当根据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新经验来总结出新理论,以丰富和发展经济发展的理论。事实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已突破了已有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已为世人公认,被称为“又一个经济奇迹”。但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尚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地总结出来,并交流到国际经济学界。为此,我们应当加强研究中国的新经验、新问题,提出我们的模式、理论来,上升为发展经济学理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谭崇台的经济发展思想十分丰实,笔者只是择其主要而述评,实际上,他还有许多更重要的、更精彩的观点在讲课中、交谈中已经形成,尚未及写出来,我们期待着他的更多新思想问世。尽管如此,他的现有理论已经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的治学态度、学风和方法,以及对这门学科的深厚感情,感染着年轻一代学者,激励我们不断地探索、创新、修正和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