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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之前并没有太切身的园林经验。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园林，就是市中心一个仿古的小公园，里面有亭台楼阁，还有一座小孩子最喜欢爬上爬下的大假山，都叫它“猴山”。其实猴山上并没有猴子，倒是一到周末有戏班来演出，就被看戏的人占据了。后来发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街心花园、路边花坛、甚至工厂厂区里，时常会冒出一个个微缩的园林景观。哪怕只是一块太湖石、一座飞檐翘角的亭子，似乎也在规规矩矩的城市方盒子之中，辟出了一片幻梦之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园林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大的园林。
“花石纲”遗物太湖石瑞云峰，现坐落在苏州市第十中学校园内
几个月前在杭州见到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时，他从一张山水画谈起造园。那是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画面留白；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四根细柱，顶覆茅草。这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画的边界是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似石似树。更重要的是，《容膝斋图》要传达的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这幅画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王澍认为，这就是中国与西方观点的不同：造房子，其实是造一个小世界。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心里，人的居所在这个小世界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通过这期以园林为主题的封面故事，我们不仅关心古典园林美学，更想要探寻的是，作为一个“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人工化自然，园林如何在现代城市中存活和生长？
环秀山庄，流动的水使建筑、植物、山石更富灵性
我们深入了仍留存众多园林遗产和造园传统的苏州。要看园林，苏州是绕不开的：那里曾集中了极盛时期的270多座园林，其中53座保存至今。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正好是“申遗”成功20周年。可以说，苏州园林是一个理想的参照系，其中关于人与自然的探讨，关于建构另一种自然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接近完美的成熟阶段。但是，这些园林大部分已经从私家园林变成了公共景点，变成了遗产和纪念物，在一个个围墙之内，如盆景般地散落在城市里。人不断地涌进来，带着一种猎奇心态漫游昔日的世界，短暂而快速地与园林发生关系。那么，园林只是城市中的盆景点缀吗？一个臻于顶峰的古代文明，与当代生活有什么关联？
按照童寯先生在《江南园林志》中的定义，园林的布局虽变幻无穷，但要素都包含在“園”字之中：最外面的“口”是围墙；“土”则形似屋宇平面，可代表亭榭；中间的“口”居中为池；其下字形则似石似树。
宽泛地说，园林是一种围合而成的人工化自然。但它的模拟自然，再造自然，与纯粹的物质空间又迥然有别，似乎已经约定俗成地指向一种文化属性，如《园冶》作者计成所谓的“别壶天地”，或者米芾所说的“城市山林”。针对唐代白居易倡导的“中隐”，宋人杨万里提出山居的两难——“城市山林难两兼”，米芾则以“城市山林”的匾额，直接将这种两难转化为乐观的两兼。从此，将山林的自然带入城市的起居，成为后人造园的旨趣。
回溯中国园林的演变，就是一个将幻梦带入真实的过程。
留园冠云峰，被誉为四大江南园林湖石之一，传为花石纲遗石，具“皱、漏、瘦、透”之美
最早关于园林的明确记载，是秦汉时的上林苑。上林苑原为秦始皇所建，汉武帝时重修，如今只能借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去想象。司马相如描写上林苑的规模：“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台湾建筑学者汉宝德曾分析，这样“视之无端，察之无涯”的规模，虽经“赋”这种文体的夸张，也可从中窥见。古代中国刚开始有园林观念的时候，是以大自然本身为园的，有把自然中的山水诸态纳入园林的愿望，在此基础上加入一些人为创造。他认为，宋人山水画的巨视观，视大自然为园林的精神，就是上林苑的精神，这也是后世园林思想的重要根源。
从上古一直到宋元，园林都不能脱离神仙之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创造了仙人，又创造了蓬莱等仙山，求仙的传统得以流行。园林之中，堆土为山，移土为水，水中有岛，岛名蓬莱，成为一种理想世界的范式，而其中凌云的台与楼也包含了仙人的想象。
士大夫阶层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宅院中营造园林，始自南北朝时期。道家的思想以个人修养的方式进入统治阶层，又通过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人的文字，深植于生活中。在陶渊明的眼中，从《归园田居》到《桃花源记》，田园中的自然景物无不触发生命感受，由此推演出田园山林的景致与人格修为的密切关系。汉宝德说，之前读书人进入山林是寻找躲避之所，而陶渊明把田园神圣化了，成为读书人主动追求的目标。所以到了南北朝，田园已经是士大夫在闲暇之时的消遣，而退休之后又可以悠游终老，其中的神仙思想也逐渐世俗化，成为日常生活的点缀。这种园林观，配合儒道精神的交互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果说从南北朝到北宋的园林发展以洛阳为中心，那么，从南宋到明末，则主要集中在江南。明清以来，以江南园林代表中国园林也不为过。在11世纪以前的洛阳时代，园林一般来说是属于上流社会的游戏。而自北宋开始，由于商人阶层兴起，再加上科举制度打开了仕进之门，园林越来越大众化和世俗化。尤其是在明代之后富庶的江南地区，园林作为文人的生活环境，逐渐自官僚文人发展到商贾文人阶层，日渐普及，也从生活点缀变为生活必需。汉宝德说，文人生活从清高的理想主义者的隐逸精神，也被明中叶以来江南发展出的才子心态所取代。中国园林，在江南兴盛了500年，也开始走到尽头了，从以自然为园，发展为一种自然的异化物。
艺圃，明小型园林的代表，它的主人曾为文震孟，为《长物志》作者文震亨之兄
介于幻梦与真实之间的园林，被福柯称为最古老的“异托邦”。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童明阐释，与那种在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乌托邦不同，园林这类异托邦是真实存在的，是经隔离形成的现实空间，然而它所企图呈现的，却是一个梦幻虚境，一个假想世界。
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园林如同一个中国魔盒，从中源源不断地涌出各种异境和奇观，是蓬莱仙境与桃花源的幻想，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投射。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柯律格将园林形容为最著名的“中国特征的展示”，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可·香奈儿当年曾拍到一个晚明的漆雕屏风，屏风以螺钿装饰，螺钿的内容就是园林。之后香奈儿专门定做了一套晚礼服，晚礼服上的图案就是屏风上的园林。
歌德故居客厅的壁纸图案也是园林，18世纪“中国热”时的产物。时至今日，已有不止一座中国园林在海外被复制成博物馆，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的明轩，原型来自苏州网师园的一座园中园。苏州画家叶放认为，园林对西方更大的影响不是一个建构，而是一个境界，如人间天堂般的境界。“天堂”的英文来自于波斯语，原意就是豪华的花园，反过来，豪华的花园就是天堂。
叶放和他的自家园林“南石皮记”
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中国园林走到清末，就戛然而止了。现在谈论中国园林的再造，似乎缺乏现实参照。当然，也有如贝聿铭的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等融入了园林元素的现代建筑，其艺术成就见仁见智，但毕竟已经不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了。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副教授王欣认为，现在全民造园的两个条件没有了：一是建造园林的私有土地没有了，如何在城市环境中开池浚壑，理石掇山，营造出一个“虽由人作，宛若天工”的城市山林呢？二是园林的主体——士人阶层缺失了。
而比这两个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园林所依附的文化传统。童明指出，虽然有各种障碍，其实模仿江南园林的营建并没有彻底中断。如果从绝对数量上而言，当前四处兴建的各类楼盘、住区、院宅中所包含的园林必定远盛于康乾时代。然而即便完全按照教科书上的原则选石叠山、挖池理水、栽树植木，结果却是差强人意，我们再也营造不出半间沧浪亭，或者片段拙政园。童明认为，我们经常归结为技术与工艺的缺失，但反过来也可以相应认为，正是由于那片文化土壤的枯竭，导致了传统造园技能的消退。
苏州沧浪亭
苏州拙政园
关于造园的标准，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有一段流传甚广的归纳：“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看似玄妙，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定势。所谓园林要“道法自然”，也意味着，造园更重要的是关于某种“道”的。或许这就是计成在《园冶》里表达的弦外之音：“匠作之人的三分易为，能主之人的七分难传。”
王澍说，园林就是将对“自然之道”的理解，转化为在建筑和城市中制造各种“自然地形”。这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更是人们以建筑的方式，通过对自然法则的学习，经过内心智性和诗意的转化，主动与自然积极对话的半人工半自然之物。这是一种自然建造体系，曾经依靠文人和工匠的协作，文人指导原则，工匠负责研究建造。而今天的建筑体系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西方方式取代，我们所面对的以城市化为核心的大量问题也已经不是中国建筑传统可以自然消化的。王澍认为，更需要关注的是，中国正在失去关于生活价值的自主判断。所以，他在中国美院带学生持续探索一种中国本土的当代建筑，重点在于那个曾经充满自然山水的诗意世界的重建。
与其说王澍是要激活一个暂时沉睡的“园林”，不如说是激活一个文化传统。“我们身处一个由疯狂、视觉奇观、媒体明星、流行事物所引导的社会状态中，在这种发展的狂热里，伴随着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混合着由文化失忆症带来的惶恐和轻率，以及暴富导致的夸张空虚的骄傲。”但王澍依然相信，“还存在着另一个平静的世界，它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地隐匿”。
苏州艺圃延光阁茶室里的“孵茶馆”景象
王欣也致力于一个“纸上园林”的重建。他更愿意把园林看作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方法论。他现在仍每年带学生去苏州看园林，但都是学生们自己进去，他则刻意跟园林保持距离，因为他觉得，古典园林艺术已经达到了顶点，也意味着没有继续向前的空间了，看多了会形成障眼法。而现代人的审美跟古人也是有差别的，整个世界全都被简化了，我们已经慢慢地学会了一套抽象的欣赏方式，比如会欣然接受光洁平滑、连一颗螺丝都没有的苹果手机。所以如果今天再造园林，需要设计语言的转变和突围。于是，王欣开启了以园林为方法论的教学实验，他称之为“乌有园”。
“乌有园”是明代刘士龙笔下虚构的园林，借以抒发故园不再的感怀：“金谷繁华，平泉佳丽，以及洛阳诸名园，皆胜甲一时，迄于今，求颓垣断瓦之仿佛而不可得，归于乌有矣。所据以传者，纸上园耳。”于是刘士龙在纸上建了一座“乌有园”：“夫沧桑变迁，则有终归无；而文字以久其传，则无可为有，何必纸上者非吾园也。景生情中，象悬笔底，不伤财，不劳力，而享用具足，固最便于食贫者矣。况实创则张设有限，虚构则结构无穷，此吾园之所以胜也。”有这样的精神，园林的精神可以不死。
乌有园也好，再造园林也好，园林一直被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内在根基，其实是一种“外儒内道”的精神文化。中国文人一直受儒、道两家的相互激荡，儒家重入世，以伦理为主旨，规定了一套为人处世的礼仪；而道家的思想基本上是出世的，以无为和自然为主旨。王欣认为，文人的这种双面人格一直未曾改变，园林代表了属于道家的那一面，是不可或缺的治愈系。每个人精神上都需要一座“桃花源”，那种由暗到明一下子展开的理想世界。
园林是对桃花源的幻想，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投射。图为苏州拙政园
这也是中国园林活在今天的意义。一种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园林观，堪为中国文人性格的最佳写照。苏州几日，这种精神性时时可见：外面40摄氏度高温，进入园林则有明显的空气调节作用，眼前的立体山水画让人体会到丘壑之心、林泉之志。而在很多普通人家，即便没有假山和水池的园林，也会在小院里种上一棵树，摆上两块石头，或者在阳台上养花种草，书案上摆放菖蒲碗莲，砚山笔筒上雕刻山水，都是一种园林寄托。
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去苏州寻访了园林遗产、造园技术和园居生活，探讨园林在当今城市中的存在方式；深入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文本以及文氏家族生活过的艺圃，对照叶放的南石皮记里的一场雅集，复原以园林为载体的文人生活方式；童明口述了其祖父——童寯与《江南园林志》的故事，还原近代对中国园林重新发现的那段历史；唐克扬以切身经历描述了中国园林在海外，与此相呼应的是我们对法国艺术史学家布丽吉特·戴诺-兹韦关于中西园林差异的访谈；王欣及造园工作室则就中日园林的比较，贡献了颇有见地的三人对谈。
摄影 | 蔡小川
（实习记者李南希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物象与心境》，汉宝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乌有园》，王欣、金秋野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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