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勤伯

1月9日下午，我在佛罗伦萨家中读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先锋报》刊载了哲学家、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访谈。

鲍曼关于移民、川普、全球化困境的看法，读来似曾相识，我决定上网查找2016年在意大利《共和报》读过的鲍曼访谈以作对照。

排在搜索结果最上方的却是一条短讯：91岁的鲍曼在英国利兹的家中去世。

鲍曼是波兰人，和康拉德、马林诺夫斯基两位前辈老乡一样，鲍曼的世界名誉是在移居英国后取得的。也像同样在英国影响深远的维特根斯坦和盖尔纳，鲍曼是一位来自中欧的“跨学科巨人”，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分门别类系统严谨的英美式社会学研究带来巨大冲击。同时，鲍曼还是一位语言大师，能够用简单流畅的语言传递复杂精深的思想，既不落俗套，也不科班程序化。

且以《道德失明：液态现代性里的感知力丧失》（2013）的一段话为例：

“恐惧是人类境遇的组成部分。我们尚可一个接一个地消灭大多数造成恐惧的威胁，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能力远不足消灭一切恐惧之母，即对恐惧的恐惧，这种从古以来的恐惧源自我们对必有一死的意识，来自死亡之无可逃避。”

要在聊聊数千字里梳理著述等身的鲍曼之生涯或思想，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或许这样的工作更应留给专业研究鲍曼的学者。本文在简述鲍曼和波兰的关系之外，主要介绍他对移民、强权政治、民粹和民族主义等热点问题的看法——《先锋报》1月9日鲍曼生命中最后的访谈和最近两年他接受多家欧洲媒体访问时的答案有着很多相似性，这位烟斗不离手的老人在试图给世界留下一番遗言。

▍回不去的波兰

1月9日最早向外界公布鲍曼死讯的人是华沙大学哲学教授安娜·热德勒-雅尼谢弗斯卡女士，她是鲍曼生前重要好友。最早发布消息的媒体是波兰《选举报》，这份报纸在1989年创刊，作为团结工会参加选举的喉舌，后成为波兰最重要的综合日报。

尽管仍和众多友人、同行保持密切联系，自2013年以后，鲍曼没有再回到过波兰。他是今天波兰极右翼重点攻击的对象。

鲍曼1925年出生在布雷斯劳。他出生时，这里不属于波兰，而是德国第六大城市。和中欧很多历史名城一样，该城战前极具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汇特色。鲍曼（Bauman）是一个典型的犹太裔德语姓氏。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鲍曼一家逃到苏联境内，年轻的鲍曼成为共产党员，加入苏军，参加了攻克科沃布热格和柏林的两次会战。

在50年代初完成大学硕士学历之前，鲍曼曾在波兰内务部队担任文职人员8年之久，1945-1948年甚至在波兰军情部门工作。尽管鲍曼本人坚持声称自己的职务是“坐办公室”“教员”，但今天的波兰极右翼势力仍将其视作历史罪人，认为鲍曼参与了内务部队对波兰救国军成员的镇压和清洗。

2013年，鲍曼在家乡城市的一次公开辩论被一群极右党徒中断。他们在台下吹口哨，不停高喊 “可耻！”“和共产主义一起滚蛋！”这一事件让年近90岁的鲍曼决定不再访问波兰。

布雷斯劳在二战结束后被划给波兰，改用波兰语名字弗罗茨瓦夫。二战前，德语裔是市民主体，占人口90%以上。德国人清洗了犹太人，二战后德国居民又被全数赶走，这里成了一个纯波兰人口的城市，多元文化只剩一些建筑遗址。

幸存的犹太人在波兰并未因为二战结束而彻底改变命运，犹太人始终是一个可疑的群体。1968年，在华沙大学任教的鲍曼因波兰当局对犹太人的迫害选择放弃波兰国籍前往以色列，但他也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又在1971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任教，此后几乎只用英语写作。

为鲍曼赢得世界性声誉的著作是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和大屠杀》。这本书或许可以视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延续，但更深刻地讨论了现代社会的困境与人类惨剧之间的必然联系，纳粹大屠杀不再被视作一个关于德国或犹太人历史的孤立事件，而是人类社会演化史中标志性的一页。

90年代，鲍曼又通过多部著作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液态现代性”理论。“液态现代性”相对的是之前历史时段的“固态现代性”，在今天的社会里，人已无法通过早期工业社会一样固定的路径和框架去确定自己的行为和轨迹，而是流动在一连串碎片式的短期计划和突发形势中，这需要人总是改变策略和信条，放弃一切誓言和忠诚。

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和社会灾难与“液态现代性”密切相关。这种“液态”流动并不完全等同汉语的“随波逐流”，它还暗含着人作为个体可被随意挤压、扭曲、掺和的境遇。

▍波兰新年排外事件

鲍曼去世前几天，波兰的2017新年假日非常不平静。

2016年12月31日晚，一名21岁波兰男子在本国东北部城市埃乌克的一次斗殴中丧生。死者是一个有暴力前科的年轻人。目击者说，他对当地一家土耳其烤肉店的阿尔及利亚店老板和突尼斯厨师进行了种族主义谩骂，还试图偷走两罐饮料，争斗中他被突尼斯厨师一刀刺死。

第二天，一群高喊种族主义口号的极右分子洗劫了小店，警方一共逮捕了28人。但极右组织对土耳其烤肉店的攻击在波兰全国蔓延，一共4家店铺被洗劫，店主是印巴人或库尔德人，暴徒到处留下反伊斯兰标语。

在埃乌克举行游行示威的新纳粹实际只有50多人，更可怕的是普通人和政客的反应。很多北非、土耳其裔移民遭遇被房东赶走的恶待。而波兰内政部长布瓦希查克轻描淡写地说，“在波兰没有仇视问题。只有法国、德国才有此类问题，是他们多元文化政策、政治正确和开放移民的后果。我们波兰很平静的。”

如果了解鲍曼的思想，可知他会对这位内政部长的言论有多悲哀。去世前2年，鲍曼一直强调，移民成了本国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鲍曼幼时因为纳粹离开家乡，老年因为新纳粹不再返乡，以民族为名呼唤强权、排外的极右阴影从未因为20世纪的历史灾难而消失。他在去世前两年喜欢重复一句话：“所有国家都是离散者(Diaspora)的聚集体”。今天的离散者，早已不仅仅是犹太人。

《先锋报》刊载的鲍曼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波兰学者说，“（欧洲人）把移民问题等同于国家和个人安全问题，实际是恐怖分子们操纵在手心的一个玩具，这样做等于确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宣传，说西方憎恨穆斯林并视其为敌。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把受过教育、在西方世界出生成长的温和穆斯林青年推向极端，把本国变成恐怖主义者招兵买马的沃土。”

在移民问题上，鲍曼并不站在左翼抨击右翼，因为他认为这不涉及左右之争，相反，他认为西方政治的左右模糊已让政治在政客身上失去意义，剩下的只有选票，对待移民的态度就是当下决定选票归属的核心问题之一。2016年接受意大利《共和报》采访，鲍曼说，

“难民并不是出于选择而是被残酷的命运逼迫而来到这里，他们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本是多么脆弱，以及我们生活在何等福利之中。但人的直觉却使得这些世界灾难的受害者被视作有罪之人。我们在全球化面前感到绝对的无力，于是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新刚到达的人身上，借此缓解我们无力抵抗自己社会各种不稳定的羞辱感。与此同时，一些政客和参选者唯一的想法就是赢得大选，持续地在集体焦虑中进行投机，尽管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永远无法实现承诺。此外，由于移民的涌入为西方企业提供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一些政客也借此机会降低劳动者的薪水保障和劳动权益。”

鲍曼赞赏教皇方济各对政治家“筑墙而非架桥”的反对态度，“越来越多的政府选择筑墙而非架桥，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实际利用的是生活不确定性给越来越广大的人口造成的恐惧、痛苦和愤怒。但与此同时，这些政府对于问题真正所在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在2016年出版的《家门口的陌生人》书中，鲍曼多次提到川普，成书时距离川普当选还有一段时间。他把川普视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完美候选人”，他“总是情绪失控，却借此和选民分享此前一直深藏在潜意识里的仇恨和恐惧。”

在《先锋报》的采访中，鲍曼再度谈到了川普，“还有一个因素为川普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很聪明地捕捉住了时代的气息，他的对手们却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川普灵活地把自己包装成政治精英圈的局外人，和整个权力机构对抗，而不仅仅是党派之争。这是那些生活不稳定者和旧式劳动阶层希望听到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很多年的两党轮换中里始终被忽略、背叛、剥夺了权利，并为之愤怒不已。”

▍强人政治是多元世界的倒退

尽管鲍曼认为移民问题和左右之争无关，但在欧洲，很多反欧、排外、宣扬民族主义的政党都对普京有好感，有些甚至直接受到某种程度的支持。

同样，普京和川普之间的惺惺相惜也并不仅仅因为川普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希望和俄国交好，更在于川普的“伟大美利坚”等民族主义论调让普京找到了一个共同语言者，普京斯坦对话川普斯坦，是敌是友都更门当户对。这种基于民族主义、国与国交好交恶的话语体系让人想起一战或二战前的世界，而默克尔-奥巴马推广联盟、支持宽容开放、强调贸易体的新语境是普京难以进入的，他时常在国际危机中被凸显为一个强势却也孤立的大国领导人。因此，俄罗斯情报部门介入外国选举，其目的不仅仅是要帮助“利于俄国”的候选人上台，还在于为国际舞台上增加普京的合适对话者，只有这样的对话者数量足够多，普京才有望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也因此巩固自己在俄罗斯国内的民意支持。

强人政治、排外主义应对国内社会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重演。鲍曼曾作出过警告，“大屠杀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还仅仅给人很少启迪。”

鲍曼去世前两年，反复提及的一位同行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1944-2015）。这位比鲍曼年轻近20岁、2015年元旦节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德国学者对全球化有过深入的研究。

在给《先锋报》的遗言中，鲍曼说，“川普等人的选举胜利说明全球化失败了？失败应该是许下承诺却无法实现的人。而全球化大体而言是一个自发的、无规划的、没有受到控制的、也没有任何全球性权力机构协调的过程。全球化和物种演化的过程反倒更近似。经济全球化和犯罪、恐怖主义全球化一样，已经成为现实，然而，政治全球化却还没有开始。作为对跨世纪文化现象最深入和尖刻的观察家，乌尔利希·贝克坚持认为，我们都在未被征询同意与否的前提下被推入多元大世界情景里，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环节我们都是彼此依赖的。但我们却仍然没有一个多元大世界意识。我们也从未认真地开始想要拥有这样的意识。在贝克看来，这样一种摒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恶咒、挑战和潜在的威胁。”

鲍曼一生经历过各种磨难，他一直保持着乐观，以歌德的话作为座右铭：幸福就是一天接一天地克服不幸。在深刻剖析世界问题的同时，鲍曼亦从未失去希望，世界要实现新的平衡还需要很多时间。他仍然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希望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中成为消除隔阂、多元融合的主角，同时他也格外提醒欧洲的年轻人，需要挺起胸膛去面对不安全感，放弃把生活当作“一系列快感和礼物”的幻想。

【注】本文题图为齐格蒙·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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