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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法到中国沿海,摄影有多少种可能?

卷宗Wallpaper  · 公众号  ·  · 2025-01-09 20:29

正文



Preface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到夏天,法国东南部城市阿尔勒将准时被影像占领。历史感的建筑与街道成为影像的载体,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结伴前来,或在这里偶遇。


十年前,同样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厦门,第一次把阿尔勒这场夏天的盛会带到海岛,完成时空上的延续与再造:承袭法国阿尔勒的国际视野,对亚洲影像的特别关注与策划,再到对在地影像的挖掘……视点的迁移与在地的共创融合,集美·阿尔勒正在制造一场场“因为摄影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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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主海报





一切回到故事的原点。1970年,摄影师吕西安·克雷尔格(Lucien Clergue)、作家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与历史学家让-毛里斯·鲁奎特(Jean-Maurice Rouquette)在南法城市阿尔勒创办了第一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数十年时间里,阿尔勒记录了摄影的变迁史:传统的胶片到数码的革新,再到如今热门的AI影像,每一次技术的更迭,随之而来的讨论,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观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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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于德洛特为吕西安·克雷尔格的展览挂展。



把时间拨转到今年7月,第55届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以“表面之下”(Beneath The Surface)为主题,用多维度影像探究表象之下的世界。其中五场来自不同国家的展览,也在这个秋冬巡回到本届集美·阿尔勒的现场,成为“年度阿尔勒”单元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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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届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主海报



走进集美·阿尔勒的主会场,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大片颜色明快的展墙,作品与插画被错落地放置。由烈日、信仰、图腾和热带生物构建的美洲土地上的日常,很容易让人感受到梦境的失真感。


《地心游记》由西班牙艺术家克里斯蒂娜·德·梅德借鉴儒勒·凡尔纳的同名小说的结构和氛围,记叙了中美洲移民穿越墨西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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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心游记》系列借鉴了儒勒·凡尔纳小说《地心游记》的氛围和结构,将中美洲移民穿越墨西哥的路线描绘成一段英勇冒险,而非单纯的逃亡之旅。



在另一个展览里,失真感则被推向了极端,呈现出夸大的荒诞:比树还高的巨大蔬菜在德国视觉艺术家布鲁斯·伊斯利的《新农夫》里,是随处可见的景观。他用人工智能的手法,将20世纪60年代的纪实照片进行重构,引起人们对农业真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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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荒诞和幽默的方式,《新农夫》探讨了历史如何通过图像被建构和感知,同时质疑了绿色革命的主流叙事。

图1:布鲁斯·伊斯利, 《1962年,林堡附近的西兰花农场》, 《新农夫》系列, 2023年

图2:布鲁斯·伊斯利, 《彼得·特里梅尔的UHY茴香在林堡的Kooma巨型蔬菜展上获得一等奖》, 《新农夫》系列, 2023年

图3:布鲁斯·伊斯利, 《1951年, 汉默霍夫, 一群蜜蜂被野花吸引》, 《新农夫》系列, 2023年。

图片均由艺术家提供。



如果说,上述两个展览是对大议题的思考,那么剩下的三场则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艺术家拉杰什·沃拉观察到在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区的屋顶雕塑。这些千奇百怪的形象构成当地独特的天际线,也构成了展览“日常巴洛克(2014-2019)”;由奥德丽·伊卢兹策展的两场展览“扬起尘土”与“电子遗产”,前者是艺术家科琳·朱尔丹深入法国前矿区完成的研究和记录;后者则是弗朗索瓦·贝拉巴斯以人们熟悉的自然元素“火”,对当下热门的虚拟技术展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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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日常巴洛克(2014-2019)”、“扬起尘土”与“电子遗产”展览现场






19世纪末,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操作着复杂的摄影机器,拍下中国生活的切面。在最初的摄影世界里,东方更多的是作为被观看与被凝视的一方。直到摄影术从西方流转入东方,人们开始用摄影进行创作——上世纪中期,如春笋般的影像作品在东亚生长,也补齐了摄影史上缺席的东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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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摄影先驱约翰·汤姆森眼中的中国晚清社会



在集美·阿尔勒的现场,两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展览,在互文与观照中,还原东亚影像的过往——这是一段当代摄影的亚洲叙事。本届“亚洲影汇”单元与“摄影季特典”板块,不约而同把目光聚焦在上世纪40-60年代亚洲摄影师的探索与实践:活跃于20世纪日本摄影黄金年代的深濑昌久,以及“自学成才”的民国银行家骆伯年。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深濑昌久和骆伯年都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探索影像的核心。


出生在以经营照相馆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深濑昌久一度在“成为照相师”还是“成为摄影师”的选择中摇摆。迟疑并没有持续太久——当他把镜头对准周遭的妻子和家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即浮到底片之上。成为最早实践“私摄影”的摄影家之一,与森山大道、荒木经惟一道成为日本摄影的代表人物。他充满阴郁、神秘气质的摄影作品《乌鸦》,也昭示着他陡然暗淡的人生曲线。自1992年深濑昌久的一次意外跌倒,他的大部分作品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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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濑昌久,选自“东京”系列,1952。© 深濑昌久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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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濑昌久,选自“全彩色的街景”系列,1985。© 深濑昌久档案馆

c.

深濑昌久,选自“洋子”系列,1963。© 深濑昌久档案馆

d.

深濑昌久,选自“乌鸦”系列,1976。© 深濑昌久档案馆

e.

深濑昌久,选自“洋子:透过窗户”系列,1973。© 深濑昌久档案馆



与深濑昌久曲折的个人命运相比,中国银行家骆伯年,更多地面对的是时代的转向与变化。民国时期,西方文化的涌入催生了摄影艺术的繁荣。只把摄影作为爱好的骆伯年,却完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摄影探索,成为民国摄影史上的重要角色。他的自然人文摄影作品,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记录。骆伯年在早期画意派风格的基础上,使用实验性的拼贴手法对摄影图像进行破格,诞生了前卫、现代的新美术思潮——这在他1934年的作品《汲瓮》中得到体现:剔透的玻璃人体雕塑,让人想起安格尔的油画《泉》里的女性姿态,前景的花叶与背景的纹路,既有彼时上海的流行元素,也让整体画面呈现出均衡与平和,透露着骆伯年独特的审美与意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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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骆伯年,《汲瓮》之一, 1932。明胶卤化银, 8.2 ×5.9厘米。

b.

骆伯年, 无题-19, 1930-1940。明胶卤化银, 5.9×5.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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