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化解债务：美联储正确的政策组合应对——及时、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推进债务货币化（将“债务”转换成“新增印钞”）
债务危机后，如果央行能迅速找到正确的政策组合—>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短暂的崩溃；否则—>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长达十年的崩溃。
次贷危机后，美国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中的6个，迅速管控金融机构、处理坏债、大规模担保、印钞、债务货币化，及时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化解债务问题，完成不良资产的出清；
反观日本，债务危机爆发后日本央行虽已持续进行多年QE，但在2013年安倍经济学出台之前都只算“小打小闹”。此外，日本对于“僵尸企业”处置滞后、缺乏重视，不良债务出清缓慢。
2.恢复经济增长：对症下药——政府转移支付（直升机撒钱）—>增厚消费者收入—>促进居民消费—>带动经济增长/通胀回升
消费作为美国经济的核心引擎，其中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近70%。想要恢复经济增长，稳住居民消费就是“对症下药”。
近年来美国政府债务上限一再陷入僵局，但不可否认，每次大型危机后美国居民消费的平稳过渡正是依靠政府加杠杆—>对个人转移支付（直升机撒钱）—>居民收入改善带动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通胀回升，政府加杠杆打通内需恢复的正向循环。
（三）日本——债务危机的“差等生” ，为何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债务问题”叠加“人口问题”是核心矛盾，此外日本政府在逆周期调节和不良债务处置的政策中的不协调同样延缓了经济走出泥潭。
1. 债务问题：资产负债表受损导致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变化
资产负债表受损导致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变化——“负债最小化取代利润最大化”。90年代初货币与信贷环境收紧戳破泡沫，资产价格崩溃，全国性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爆发债务危机。面临资产负债表受损，日本企业目标由“负债最小化取代利润最大化”——95年-05年这十年日本的债务余额持续负增长。债务问题的消化将是慢变量，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结果是长期通缩，日本CPI/PPI同比负值区间运行为常态。
2. “人口问题+不协调的政策” 影响1990 年代日本逆周期政策效果
（1）一方面，日本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从收支两端均给日本财政带来较大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制约财政政策的力度和空间
收入端，1990S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劳动人口占比减少导致税源减少→财政收入压力加大。据Wind数据，1990S日本税收收入占一般会计收入的比重在60%左右，其中最重要的个人所得税占一般会计收入的比重在30%左右。1990年以来，随着日本劳动人口比重显著下降，一定程度影响“税源”，很直接的结果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显著下降，而政府财政收入对于国债的依赖度逐步抬升。
支出端，1990S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社保支出压力加大→挤占财政资源。据Wind数据，1990S日本财政支出中近40%的比例用于社保支出和国家债务偿清，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政策对其他领域的支持和投入。1990S在收支两端双重压力下，日本财政陷入恶性循环，逐渐步入赤字化道路。
（2）另一方面，日本政策不协调：日本逆周期政策发力不及时/效率不高/持续性差等因素削弱政策效果，并未有效带动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意愿
日本大规模财政/货币宽松政策启动时间相对较晚。一方面，90年代初期，面对债务危机爆发后严重的经济冲击时，日本央行降息速度相对较慢，据Wind数据，此阶段日本政策利率持续高于GDP增速；另一方面，90年代初，大规模财政政策启动同样较晚。当局者错判本轮衰退仅为一次周期性的低迷，大规模的财政政策直到92年才开始陆续出台，95年前后政府杠杆率才缓慢抬升至债务危机前的水平。
日本财政政策重心在于依靠基建投资刺激，但对于经济拉动的效果并不显著，并未对症下药，低效政策进一步加大财政赤字。50-60年代，日本出台多项措施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1952《道路法》、1964《河川法》和1968《城市计划法》等），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获得显著成效。但1985年以来，据Wind数据，随着日本城镇化率已达到近80%的较高水平，公共投资对于GDP拉动的效率相较于50-60年代显著降低。据1990S年代财政支出结构来看，除去近40%的比例用于社保支出和国家债务偿清外，近20%的比例用于公共投资支出。但基建边际拉动效应递减的情况下，经济修复不理想，进一步加大财政赤字。
过早的财政整顿诱发经济二次衰退。辜朝明《大衰退》中提到：财政压力逐步凸显的情况下，1997年桥本龙太郎政府推出了四管齐下的改革方案以削减15万亿日元预算赤字（方案包括将消费税税率从3%升至5%；增加纳税人对社会保障成本的分担比例；中止一项特别减税法案等），但方案实行的第一年就出现了连续五个季度的经济萎缩。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后的修复过程将是慢变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待经济修复较为稳固之时，才开始逐渐紧缩财政政策。
3. 对于不良债务问题缺乏重视，处置滞后
泡沫破灭后近15年时间日本金融体系才基本解决不良债务问题，滞后的处理措施导致90年代整个金融系统低效的资源分配，进而影响实体经济。
（1）主银行制度/护送船队阶段，不良债务规模恶化，金融系统风险隐患堆积。90年代初危机爆发后，对于债务危机的认知不够加之主银行制度下银行与企业的紧密关联，银行仍向已丧失偿债能力的企业追加贷款，本应出清的大量僵尸企业反而得以存活，90年代日本僵尸企业/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上升。此外，护送船队理念下，政府对金融机构全面兜底，大银行并购小银行，坏账在金融系统进一步累积。其次，政府没有足够重视僵尸企业及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金融信用风险，对银行和企业的改革/重组行动迟缓，加剧风险扩散的隐患。
（2）伴随97年日本三大银行破产，不良债务问题被揭开锅盖，《金融再生计划》开启，不良债务的处置成为当局第一要务。《金融再生计划》围绕三大要点展开：严格核定不良债权；政府向重要金融机构注入资产；强化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21世纪初日本的不良债务处置有所进展，02年日本不良贷款率和僵尸企业比率开始显著下降。从行业来看，21世纪初日本金融和房地产业僵尸企业比率下降最为显著，随着不良债务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日本房价于06年开始逐步企稳。
（四）美国VS日本，“人口问题”如何影响债务周期？
通过对比日本VS美国的经验：人口结构趋势性的变革将中长期影响消费者信心状况—>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私人部门信贷边际扩张的意愿。
近30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更多呈均值回归的周期波动趋势，而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人口结构变革下呈中枢下移趋势。近30年来，相较于美国，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相对显著。因此，对于两国的消费信心指数而言，美国的消费信心指数更多是周期波动，具有均值回归的特征；而日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人口结构变革下更多呈现趋势性的中枢下移。
进一步而言，美国居民杠杆率同比更多呈现周期波动趋势，而日本居民杠杆率同比在消费者信心结构变革下呈中枢下移趋势。杠杆率同比代表实体经济获取超越生产所需的货币量，能够反映实体经济信贷的边际扩张/收缩意愿。杠杆率同比抬升：加杠杆提速OR去杠杆减速—>信贷边际扩张；而杠杆率同比下降：加杠杆减速OR去杠杆加速—>信贷边际收缩。某种程度而言，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日本消费者信心中枢下移，日本居民杠杆率同比持续下滑、居民信贷边际扩张意愿低位徘徊，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90年代通缩债务周期走向正常化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