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斯凯尔夫人作品的宗教救赎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以《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为例

盖斯凯尔夫人是维多利亚时期一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其作品长期以来深受学界好评。评论家温尼弗里斯认为，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涉及的范围比萨克雷的广，设计的情节比狄更斯的紧凑，内容比勃朗特姐妹们的更为真实”[1]。其代表作品，《南方与北方》和《玛丽·巴顿》这两部“工业小说”，以“宪章派运动”为背景，分别讲述英国北方城市米尔顿和曼彻斯特的劳资冲突。

工业化背景下的新兴资产阶级，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进行了盲目无序地扩张生产。然而，受困于有限的市场规模，大批商品滞销，迫使资产阶级对生产结构进行调整：无条件解雇大批工人。侥幸受雇的工人工资也遭到了大幅削减，工人阶级生活极度恶化。即使受雇的工人也无法糊口，更不用说大批的失业者了，民众哀鸿遍野，维多利亚社会进入为学界熟知的“困难重重的时代”[2]。

小说《玛丽·巴顿》发表于1848年，讲述了发生在英国北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四十年代初的劳资冲突。在此期间，大批工人失业并陷入贫困。为了摆脱困境，工人阶级组成联盟，并派代表奔赴伦敦进行请愿，即历史上的“宪章派运动”（1836—1848）。还有一些工人，比如文本中的约翰·巴顿选择暴力，杀死了资本家卡森的儿子杰姆，以此表达对资产阶级压迫的不满和反抗。

悲愤交加的卡森，最初希望诉诸法律，严惩凶手，为子报仇。可是，在牧师约伯·李的感召之下，最终他并没有走向警察局，而是返回家中，取出了家族《圣经》，记录了儿子的死亡日期。自卡森拿起《圣经》的那一刻起，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冰石心肠的残酷资本家了，而蜕变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垂死的约翰面前表露出了自己的丧子之痛，让约翰极为震惊：“原来穷人和富人，老板和伙计，有了切心的痛苦，完全一模一样是同胞弟兄……他现在不像什么仇敌，压迫者、而是一个十分可怜、孤苦伶仃的老头儿了。”①最终，两个家族的矛盾，也就是劳资双方矛盾在小说中的反映，得以化解。

小说《南方与北方》创作于1855年，讲述了发生在英国北方的工业城市米尔顿的劳资冲突。玛格丽特·希尔随父亲理查德·希尔牧师从英国南部，辗转来到北方定居。从充满田园风光的南部乡村，到高度工业化北方都市，玛格丽特目睹了这座城市的重重怪相：恶化的环境、磨坊主的无情与剥削、极端贫困的工人、被逼至绝境之下的工人大罢工。这些让她感到痛心不已，也因此拒绝了磨坊主约翰·桑顿的追求。可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桑顿开始追随牧师希尔，皈依宗教，他的经营态度发生急转，提高工人待遇，减少剥削，实现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和解。与此同时，他又重新赢得了玛格丽特的芳心。

文本中，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道德的感召也是必不可少。在工人罢工、产品销量低等多重压力下，磨坊主桑顿认识到：对工人大肆剥削，盲目地进行生产扩张，这种运作模式只会使劳资矛盾加剧，对自己的工厂也没有任何益处。因此，他采取提高工资、限制生产等措施，进而改良自己的生产和管理方式，从而达到更加合理的生产，劳资矛盾也相应地得到了缓和。

从这两部小说来看，宗教和道德在文本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盖斯凯尔夫人心目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应该得到调和，资本家需要的是一种合乎道德的管理，只要资本家合理管理自己的工厂，善待工人，劳资矛盾自然就会消失。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重要女性作家，她对曼彻斯特“就象对自己的故乡一样了解”[3]，对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极为清楚，并诉诸笔端，寻求出路。

由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借助于这种独特手法，也就是宗教的救赎和道德的感召，使得劳资双方矛盾最终以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然而，这种解决方式，毕竟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表达，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没有从根本上触及问题的实质。现在看来，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具有颇多局限，比如，过分依赖道德和宗教，犹如古希腊戏剧中的“降神”手法一样，略显机械。

实际上，盖斯凯尔夫人作品中的宗教因素是有很大原因来源于其家庭生活。在其成长过程中，宗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父亲为一名牧师，而自己也对宗教工作充满热忱，潜移默化，宗教信条对其生活及信念发挥重要作用。其小说《玛丽·巴顿》《南方与北方》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也就是博爱和宽恕的主题，都能从《圣经》中找到其来源。

在训诫中，耶稣教信徒笃信上帝，同时，对其他人也要心存感念，施行宽恕，不能以恶报恶。“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次也相仿，也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犯。”[4]

在作品中，工人约翰·巴顿在亲人丧生、请愿失败、失去工作等多重打击之下，最终认识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绝望之下，他采取暴力手段，杀死工厂主卡森的儿子，以示反抗。现实中的工人革命，当然也有类似的暴力措施。正如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前言中所述，她的作品是“尝试忠于现实的”（12）。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作品中的约翰利用暴力，杀死卡森的儿子这一事件，我们是可以从当时的现实中找到依据的。

这种“忠于现实”的描写，利用暴力解决矛盾的途径，与作者的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文本中的前半部分塑造的约翰是一名英雄形象，勤劳的工人兼慈爱的父亲，因此她决定将该书命名为“约翰·巴顿”。不过，在写到约翰利用暴力杀死资本家卡森的孩子杰姆之后，尽管巴顿无比痛楚，深深自责，“想起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简直全身瘫痪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丧事人家的凄惨和那父母的伤心，正像开枪射击的士兵没有顾及到对面的那个男人的妻子和儿女在一刹那失去了丈夫和父亲，那寡妇的凄凉和那失了孤侍小孩的悲啼哀号”（495）。但她仍感到无法释怀，昔日所尊敬的英雄，蜕化为了一个双手沾有鲜血的谋杀犯。在万般无奈之下，她决定将小说名字改为“玛丽·巴顿”。

盖斯凯尔夫人认为，宗教可以让人向善，化解人与人、甚至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这篇小说虽然花了很大篇幅讲述南方与北方的差异，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但其故事背后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便是宗教，是宗教的参与，让故事的发展出现逆转，使得矛盾得以化解，故事的人物有了较为圆满的结局。

不过，这种过分依赖宗教来化解矛盾冲突的做法，极富理想主义色彩，显得牵强附会，不切实际。毕竟维多利亚时期已经处于“世俗化”(secularization)阶段。笃信上帝的人口比例正在逐渐减少。维多利亚时期不可知论的典型特征不是“怀疑”（disbelief），即认为任何教义都是虚伪的；而是“没有信仰”（unbelief），缺少对真理的积极理性。我们不能以笃信基督就会向善的信条去考虑问题，但是，维多利亚时期“世俗化”的发展，的确能够使更多的英国人偏离“宽恕”与“博爱”等教义。1851年的全英统计数据表明，英国仅有不到四成居民参加宗教仪式。因此，基本上可以说，维多利亚中期是一个宗教的时代，同样也可以说是一个“世俗化”（secularization）正在发展的时代。[5]

我们知道，在维多利亚早期（1830—1848），也就是被称为“困难时期”，英国国内矛盾重重，农业歉收，《谷物法》更限制低价进口谷物，国内遍布饥馑；大规模的失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工人运动高涨，“宪章主义”在国内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千里之外的东方，大英帝国正在用坚船利炮叩开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大门，大肆屠杀抵抗的中国军队和无辜的百姓。而且，一个惊人的巧合是，大英帝国对清朝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42）恰逢维多利亚的“世俗化”时期，在这种矛盾重重的时期，盖斯凯尔夫人希望用宗教救赎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想法就显得过于理想，不切实际。

因为，仅仅实现了两个家族的矛盾的和解，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家集团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调和。然而，在文本之内的这种矛盾被巧妙地掩盖了起来，劳资双方的所有矛盾张力集中在卡森和巴顿两个家族上，随着他们的和解，读者很容易就会被诱导到一个误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层的矛盾已经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可是，事实远非如此。整个工人阶级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观，盲目的大生产所带来的滞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大批工人还是要忍饥挨饿。

文本中，宗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道德的规范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工人罢工、产品销量低等多重压力下，磨坊主桑顿认识到：对工人大肆剥削，盲目地进行生产扩张，只会使劳资矛盾加剧，导致更多的罢工，对自己的工厂没有任何益处。因此，他果断采取提高工资，限制生产等措施来改良自己的生产和管理方式，从而达到更加理性的生产方式。从矛盾的解决模式上来看，这无疑是资本家个人道德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资本家逐利野心的严重忽视。不过，这种限制生产、均衡生产、缓解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倒也具有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萌芽。

盖斯凯尔夫人长期生活在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对该城市的劳资矛盾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人失业、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十分熟悉。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根源是高额利润驱使下的大规模扩张、无序生产。众所周知，资本家以获取最大利润为最终目的，这一特殊的目的注定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反生态性。小说《玛丽·巴顿》中的资本家卡森，就是藉火灾的由头 ，从保险公司获得巨额赔偿，将陈旧的设备全部更新，生产规模迅速扩张，进而大幅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

1840年左右的曼彻斯特，已经成为英国的工业中心，资本家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利润，以极低的工资雇佣童工、女工。而且，遭受“马铃薯危机”的爱尔兰难民，更是对本已低下的工资带来了冲击。与此同时，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成果，资本家大力革新其生产设备，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被大量投入使用。在低廉工资和新式机器的驱动下，资本家得以大规模生产，获得超额利润。这种以获得超额利润为目的的扩张，明显具有很强的无序性和盲目性。由于无视市场的需求规律，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开始滞销。盲目地扩张直接导致了两个问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工人们的生活愈加悲惨。

文本中，曼彻斯特是一个“烟雾弥漫的肮脏窝”，而他们的家则是在“煤灰堆里”。而且，比环境污染更为棘手的是食物匮乏和极度贫困。文中的两个工人家庭都严重遭受了饥饿的折磨，其中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先后夭折，而在另外一个家庭中，由于没有食物让孩子吃，妇女则用“干瘪的奶头”喂养最小的孩子，尽管知道自己早已没有奶水，但仍这样仅仅是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77），好好地睡一觉。

在《玛丽·巴顿》中，作者引用诗歌来表达对简单而又淳朴的“往日”时光的留恋：

温柔的时光，请轻柔地推！

我们的翅膀不够强健，

我们的抱负也是渺小

简单，也能满足（491）

“往日”代表的是工业化以前的那种自然生态，正如作者的童年生活环境，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及与之相伴的生态灾难。除了作者留恋的“往日”，她所憧憬的未来也是非工业化城市——美洲的多伦多。

在《南方与北方》中，作者的生态观念更加明晰。在各种矛盾压力之下，桑顿先生最终同意减产，保持较为合理的水平。这种经营方式已初步具备了生态主义的萌芽。当然，作者在文本中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对于小说中工人为了提高工资待遇而采取的罢工行为，作者并不持赞成的态度。正如贝西所说：“罢工有什么好呢，比如上一次罢工，大家都要忍饥挨饿，到最后有人又去上班，可是有的人要乞讨度日”。[6]盖斯凯尔也认为，罢工并不能把问题解决，反而让一些人流离失所，当然，利用暴力反抗来争取工人的权力，更是与作者的观念相违背。受于自身局限，盖斯凯尔夫人没能意识到，工人阶级自身的权益，需要自己团结起来进行抗争，而不是通过请愿等换取统治阶级的同情。

在《玛丽·巴顿》中，玛丽和杰姆最终远赴异国加拿大，一个尚未受到现代工业文明染指的国家，并在此过上了和谐静谧的生活。无论是在简单淳朴的往日时光，还是在未被现代工业文明影响的多伦多，都可看出盖斯凯尔夫人心中的理想生活其实是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前：未经过现代工业浸染，一切还处于启蒙之前的状态。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劳作，通过对大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不是通过机器化大生产，来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鉴于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作者对科学及技术的态度较为保守，而实际上，对科学和技术的关注及态度，是生态主义学者长期以来的重要研究课题。

对于科技与生态的关系，在当代西方的绿色思潮中，存在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的发展能够帮助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生态问题。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的发展与革新推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是现代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

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大幅提高了人力社会的生产力。诸如蒸汽机、电报、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革命对人类带来的便利和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制度，始终依赖于划时代的技术革新”[7]。并且，随着技术的提高，人们能够利用技术带来的便利解决生态问题。

将技术的负面影响进行系统性分析，并结合科学进行反思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克思·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道尔诺，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做出了重要探讨。该书指出，我们在从愚昧的中世纪走向现代时，科学和技术发挥启蒙去魅作用，“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在科学和理性的幌子之下，启蒙充当祛魅的工具，可是启蒙本身又脱离了理性，表现出极强的独裁性和欺骗性。在启蒙祛除神话的过程中，这一独裁本性得以凸显，科学与技术登上新的神坛，在科学的幌子下，启蒙变成了“唯灵性的巫术”[8]，目空一切地一样审视万物。受到启迪的资产阶级，更懂得利用新知识和新技术，他们的野心高度膨胀，利欲熏心，对待大自然以及他人犹如独裁者一般，巧取豪夺。他们认为，只要有科学和理性武装自己，就可以无限制地开发利用自然，以自己设定的方式去控制和奴役自然。权力和欲望的扩张，在启蒙了的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绝妙的诠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深知，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为一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技术有可能对环境造成灾难这种预见，最早对此提出警告的，当属美国海洋生态主义学者瑞秋·卡逊，他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做出了大胆的预测。该书的开篇设想了一个虚构的美国城市，这座原本鸟语花香，环境宜人，生态和谐的城市，由于化肥、杀虫剂等农药的滥用，城市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土壤遭到破坏，固氮植物枯萎，鸟类噤声，动物大面积死亡，一幅末日的景象，人类的生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9]人类希望利用化肥、农药等产品，从大自然中索取更多产品，可是，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开始凸显，人类开始反思技术带来的问题，“技术统治”、“知识霸权”、“工具理性”等专业词汇开始进入学者视野。人们终于认识到，如果使用不当，科学和技术还会给人类带来生态灾难。

与技术乐观论或悲观论者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够客观地对待科学、技术和生态的关系。他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并不承载太多的价值判断，决定技术的社会价值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应属社会制度。比如，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威廉·莱斯在《满足的极限》和《自然的控制》中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在《满足的极限》中，莱斯阐述了生态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等问题。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会造成过度生产，对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必须实行一种新的“稳态经济”，从而降低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功能，并对人的物质需求做出重新评价，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发展观。

在《控制自然》中，莱斯对人类对“控制自然”这一观念做出历史性和系统性考察。莱斯以一种全景式手法，探讨人类从古希腊神话，到《圣经》创世纪思想，再到现代科技的发展，从人对自然能的控制这一角度，考察人类利用工具，达到征服和控制自然的目的。[10] 该书揭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对于存在的生态问题，莱斯首先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人类和自然界的不平等的关系。资本主义以获取剩余价值，而不是以满足需求为目的的社会化大生产，才会导致这种无序而又无限的扩张，进而导致无尽的生态灾难。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正本清源，从生产关系上出发，剔除这种不对等的征服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一种安全、和谐、持续的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泰德·本顿，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更进一步。在研读马克思经典作品《资本论》时，本顿提出，应该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及“支配自然”的观念，而以“适应自然”取而代之。本顿认为，劳动、技术等都需要“高度地依赖于自然既定的条件和劳动对象的特性”，而且，自然的限制是无法逾越的，劳动过程，不管技术怎么先进，必须受到自然的限制，而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人类能够做的，并不是控制自然，而是适应自然。[11]

正如莱斯所言，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并不能满足人类的肆意索取，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与产出，是有一定的限度，“继续沿着我们现存的道路直到我们达到或超过这些极限是不明智的，因为那时，它不可能减轻有害的结果或这样做仅仅是以灾难性的社会混乱为代价”。[12] 这就意味着，针对大自然，人类应该索取有度，不然，超出这个限度，人类注定会遭到严重的生态报复。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在“自然与革命”中进而提出“自然的解放”这一概念，也就是“恢复自然界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载无休止的竞争中的感性的美的特性，这些美的特性表示着自由的新的特性”。[13]当然，恢复自然界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并非也绝不是说人类要回到没有技术的原始时代，而是要恢复大自然的承载能力，在其允许的限度内的生产与发展。